晋商为我国茶叶的产销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至今，在我国辽阔的江南茶区还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四川的猴子，河南人耍；南方的茶叶，山西人贩。足见
至今，在我国辽阔的江南茶区还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四川的猴子，河南人耍；南方的茶叶，山西人贩。”足见山西商人贩茶已久负盛名。
晋商贩茶，最早始于宋代；明清时期，雄踞于全国商界的晋商成为了当时国内势力最大的商贩，也是当时国际贸易中的一大商团。他们资本雄厚、活动区域广、活跃时间长，经营项目之多令人惊叹！在晋商经营的各种项目中，茶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他们经营的茶叶不仅占领了我国北方市场，而且远销俄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他们以惊人的魄力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为发展我国的茶叶经济贸易，沟通南北物质交流和促进中外人民的友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早在明代初期，茶叶已成为晋商经营的重要商品。他们每年都要“挟资裹粮”，不远千里赴南方茶区采办茶叶，然后由福建、安徽、湖南、湖北，转运到山西和西北各地。其中有官茶、有私茶，茶商须凭官府所发引票而进行长途贩运。据明朝人杨一清言，朝廷“自弘治十八年为始，招谕山（西）、陕（西）等处富实商人，收买官茶五六十万斤”。可见，当时的统治者对晋商何等重视。
十八世纪中叶，俄、蒙两国对茶叶的需求与日俱增，发展到了“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早在明朝隆庆年间，俄国就派大使彼德罗夫与亚力息夫来我国要求互市。明政府不允，清顺治、康熙年间，俄国派往中国的使臣或由商人兼任，或带商人同行，进行了一些少量的茶叶贸易，但是，这种贸易对俄国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双方签订了《尼不楚条约》，条约的第五条夫规定：“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护照）听其交易。”这个条约，客观上为中俄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清廷和俄国签订了《恰克图通商条约》，其时，晋商大量经营茶叶贸易，逐渐开辟了两条由福建武夷山至库伦、恰克图和安徽建德至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的万里茶叶商路。
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定都南京，晋商去安徽、福建采办运输茶叶的商路中断，于是转道两湖采办茶叶外销。湖南安化县成为了他们采制的中心，一时间，茶行林立，茶商如云，车装船载，十分繁忙。
安化黑茶早在明万历二十三年就被朝廷定为“官茶”，晋商与当地的茶行合股加工采办红梅茶、米心茶、千两茶。红梅茶大多在汉口卖给俄国洋行，米心茶（即米砖茶）运至归化，卖给跑新疆的行商，因为新疆地区的哈萨克族人民喜欢喝这种茶。“千两茶”比砖茶的质量高，都用细茶加工而成；行销于陕、甘、晋、张家口、蒙古一带。
恰克图是中俄边境俄方最大的贸易中心，这里的对俄茶叶贸易亦由晋商所控制。据路履《蒙古见闻纪略》载，恰克图城内的大商号福源德、天和兴、大升玉、恒隆光、锦泰亨、久成兴、独慎玉（常家）、永玉亨、天庆隆、公和盛、璧发光等十余家商号，均为晋商所经营。据1869年汉口关册载，晋商每年从陆路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有散茶48000箱；砖茶985000筐，即62760担（每担为50公斤）两项合计约11万担。至同治十年（1871），晋商输出能力已达20218担，较俄国直接贩出茶11510担高出一倍。晋商还将茶叶贸易范围扩展到蒙古地区。仅晋商对外贸易开办的最大商号“大盛魁”，每年运到蒙古地区的砖茶就达到3万多箱，极盛时，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湖南安化采办出去的。
综上所述，晋商对湖南黑茶的外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晋商贩茶，最早始于宋代；明清时期，雄踞于全国商界的晋商成为了当时国内势力最大的商贩，也是当时国际贸易中的一大商团。他们资本雄厚、活动区域广、活跃时间长，经营项目之多令人惊叹！在晋商经营的各种项目中，茶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他们经营的茶叶不仅占领了我国北方市场，而且远销俄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他们以惊人的魄力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为发展我国的茶叶经济贸易，沟通南北物质交流和促进中外人民的友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早在明代初期，茶叶已成为晋商经营的重要商品。他们每年都要“挟资裹粮”，不远千里赴南方茶区采办茶叶，然后由福建、安徽、湖南、湖北，转运到山西和西北各地。其中有官茶、有私茶，茶商须凭官府所发引票而进行长途贩运。据明朝人杨一清言，朝廷“自弘治十八年为始，招谕山（西）、陕（西）等处富实商人，收买官茶五六十万斤”。可见，当时的统治者对晋商何等重视。
十八世纪中叶，俄、蒙两国对茶叶的需求与日俱增，发展到了“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早在明朝隆庆年间，俄国就派大使彼德罗夫与亚力息夫来我国要求互市。明政府不允，清顺治、康熙年间，俄国派往中国的使臣或由商人兼任，或带商人同行，进行了一些少量的茶叶贸易，但是，这种贸易对俄国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双方签订了《尼不楚条约》，条约的第五条夫规定：“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护照）听其交易。”这个条约，客观上为中俄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清廷和俄国签订了《恰克图通商条约》，其时，晋商大量经营茶叶贸易，逐渐开辟了两条由福建武夷山至库伦、恰克图和安徽建德至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的万里茶叶商路。
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定都南京，晋商去安徽、福建采办运输茶叶的商路中断，于是转道两湖采办茶叶外销。湖南安化县成为了他们采制的中心，一时间，茶行林立，茶商如云，车装船载，十分繁忙。
安化黑茶早在明万历二十三年就被朝廷定为“官茶”，晋商与当地的茶行合股加工采办红梅茶、米心茶、千两茶。红梅茶大多在汉口卖给俄国洋行，米心茶（即米砖茶）运至归化，卖给跑新疆的行商，因为新疆地区的哈萨克族人民喜欢喝这种茶。“千两茶”比砖茶的质量高，都用细茶加工而成；行销于陕、甘、晋、张家口、蒙古一带。
恰克图是中俄边境俄方最大的贸易中心，这里的对俄茶叶贸易亦由晋商所控制。据路履《蒙古见闻纪略》载，恰克图城内的大商号福源德、天和兴、大升玉、恒隆光、锦泰亨、久成兴、独慎玉（常家）、永玉亨、天庆隆、公和盛、璧发光等十余家商号，均为晋商所经营。据1869年汉口关册载，晋商每年从陆路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有散茶48000箱；砖茶985000筐，即62760担（每担为50公斤）两项合计约11万担。至同治十年（1871），晋商输出能力已达20218担，较俄国直接贩出茶11510担高出一倍。晋商还将茶叶贸易范围扩展到蒙古地区。仅晋商对外贸易开办的最大商号“大盛魁”，每年运到蒙古地区的砖茶就达到3万多箱，极盛时，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湖南安化采办出去的。
综上所述，晋商对湖南黑茶的外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