矮败小麦就是雄花败育、个头比较低的小麦

         刘秉华的童年与“绿色革命之父”布劳格有些共同的地方，他们都对土地有着特别的感觉。布劳格出生在美国艾奥瓦州的一个农场，少年时代的经历，使他和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生都在从事农业研究。他培育成功了抗病、耐肥、高产、适应性广的半矮秆小麦，使得小麦产量大幅度提高，解决了世界上很多人的吃饭问题，被誉为“绿色革命之父”。

        1944年，刘秉华出生于河南鄢陵。他出生不久，父亲就被抓了壮丁，一去不返。他6岁时，母亲也撒手人寰。在伯父的帮助下，他经历了失学、复学、再失学、再复学的过程。

        1960年前后，发生在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让少年刘秉华印象深刻。一个周末，他回家拿干粮，刚到村口，就见同村一位徐姓大爷脸肿得很厉害，走路摇摇晃晃。回到家，他看到大伯的脚也肿了。

        当时，少年刘秉华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改变农村面貌。高中毕业时，他选择了农学。最终，他坚定地选择研究在中原大地最为常见的农作物——小麦。

        A

        他的第一块试验田，是“抢”来的

        用染色体排除和端体分析一套新的定位程序和方法，将太谷核不育基因定位在4D染色体短臂上，这只是找到了太谷不育基因的住所。怎样让这个基因在麦田里一目了然，怎样让它容易识别？高忠丽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国内一些搞同类研究的同行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刘秉华遇到了同样的难题。“当时我曾尝试用蓝粒性状，解决太谷核不育的标记问题。”2011年，在中国农科院他的试验田里，刘秉华教授说，“这是我走的一段弯路。”

        他做了大量太谷核不育小麦与蓝粒小麦的杂交试验，不育与蓝粒有时连上了，后代又分开了，总是不能将二者紧密地连在一起。子粒颜色标记的理想并未实现。

        不仅如此，随着大田育种工作的继续，太谷核不育小麦不能克服的缺点也显现出来：必须在抽穗后才能人工分出不育与可育，而且轮回选择群体株高逐年升高，费工耗时，也不利于小麦的遗传优化。

        刘秉华陷入沉思。他想到了株高，能不能有一种办法，让这株小麦是矮个的，又是不育的？这样的结果就显而易见，看到矮个就知道它是不育的，反过来说，不育的，能不能让它一定是矮个的。就像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是个男人，他就有喉结，有男人的生殖特征，他拥有精子；她是个女人，她也必然有哺育的双乳，长着接受男人精子、孕育后代的子宫。

        就在这时，刘秉华看到了发表在作物学报上关于矮变一号小麦基因定位的论文，他们试验做得好，资料完备，只是分析出了问题。刘秉华自然联想到用矮秆给太谷核不育小麦做标记性状，并着手用矮变一号小麦给太谷核不育小麦杂交。他发现，在太谷核不育小麦与矮变1号小麦的321株后代中，高秆不育的162株，矮秆可育的159株。不育基因总是与高秆基因相伴，可育基因总是由矮秆基因相随，育性与株高的基因在染色体上相距极近，因此二者不弃不离，总不分开。刘秉华的目的是让不育与矮秆走到一起。

        越是不容易得到的东西，得到以后越珍贵。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排除其他学术思维的干扰，显然需要单独立项。1985年的下半年，刘秉华开始“独立”。独立之初，条件十分艰苦——在一间简易的平房里，一台普通显微镜，一台冰箱，一个试验台，两张办公桌和一张作为烤种台用的借来的床板，这成为他的全部家当。

        最要命的，是他没有试验田，农科院地少，当年没他的。没有试验田就如同一个猎手没了猎场，一匹狂放恣肆的骏马失去了草原，一个士兵失去了枪。没有田怎么行，种子放一年，变质了怎么办？

        于是有了这经典性的一幕：刘秉华来到农科院原先自己的试验田前，开始播种自己的麦种。他在前边开沟，助手杨丽在后边点种。

        事情很快传到院里，院党委书记、人事处长、办公室主任等领导一个个赶到现场，“刘秉华，这地不许种！”

        刘秉华脖子一梗，倔劲上来了：“我就要种，我上一年就在这儿种，我一定要种，我这试验一定要做，再说了，不种这里我这种子种哪儿？你给我找找！”说着，他兀自开沟，助手杨丽亦步亦趋跟着点种，吓得大气不敢出。

        就这样，他种下了自己单干后的第一代种子。地种完了，手里还有些种子，他又把田间小路松了松土，将种子种了下去。次年五月初，这片像宝贝一样的小麦抽穗了，刘秉华一株一株量株高，一株一株查育性，记载本上出现的是高的不育，矮的可育，记了一页又一页，总共是3248株，仍没能找到他需要的矮秆不育小麦。

        第二年，作物所领导终于分给了刘秉华一块地。这是块儿什么地啊，满地长着紫粒苋。紫粒苋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一般有一人多高，高的可达两三米。但刘秉华很满足，毕竟这是自己的试验田，没说的，干！但地太少了，他站在地里，犹如一匹骏马站在城市的公园里，有些憋屈。突然，他眼睛一亮，田地周围是一座高高的垃圾山，那是没人占用的土地。他决定变废为宝，搬掉这座垃圾山，开垦下边的土地。说干就干，他和杨丽师徒两人开始搬山。山搬走了，他们居然有了半亩土地。

        这半亩地，让他们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B

        那一刻，他感觉像在做梦

        现在，刘秉华终于可以信马由缰了。

        站在田地里，他踌躇满志，他要实施自己宏大的计划，他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属于农民、属于国家的王国。这个王国的蓝图他是这样构想的：小麦们有着自己的母亲或说母本，这母亲不会自我授粉，只有接受父本的授粉，她个头矮些，让父亲不太费力就能给她们授精。一年又一年，这些母本小麦杂合着不同父本的优良品质，让自己的后代强、更强、更强。这是一个不断轮回永永远远不断精进的过程，他们就像孵化器，依靠自我，永远永远优化下去。

        1988年，刘秉华进一步扩大种植群体，这一次他把株数增加到了5000多株。为了得到每一阶段可靠的数据，刘秉华每天天一亮就到地里观察。

        上帝终于给他开了一扇窗。

        那是1989年5月的一天午后，阳光有些灼热，刘秉华如往常一样，一穗穗仔细地抚摸着麦子，寻找着他的梦中佳麦。

        突然，他的手停下了，托在他手里的这株小麦，雄性特征完全失去，颖壳夸张地张开。

        刘秉华揉了揉眼，抬头看看天；他再揉揉眼，抬头再看看天。他感觉好像是在做梦，他想哭，他想嚎啕。

        “杨丽杨丽杨丽！”他急急地叫助手，“快过来呀！你来看！”

        然后，他打电话给时任作物所所长的李奇真先生，李奇真激动地说：“保护好，抓紧保护好。”

        在培育了8875株小麦之后，他终于选到了“又矮又败”的小麦。

        矮败小麦就是雄花败育、个头比较低的小麦。在社会学意义上，矮败是不好听的词，在这里，它是美丽的、有生机的。

        又到了播种季节，这一株小麦上的235粒种子，被刘秉华精心地再次撒向大地。来年，235株中只分离出两种表现型，即矮秆不育株和非矮秆可育株，两种类型的株高区别非常明显。

        为了进一步确定以上结果的稳定性，又一年，刘秉华继续给矮秆不育株授粉，结果又分离出一半矮秆不育株和一半高秆可育株。刘秉华放心了，现在，他可以踏实地说，他得到了具有矮秆基因标记的太谷核不育小麦——矮败小麦。

        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

        刘秉华也有一句格言：反复走，反复看，你把麦田踩出路了，你就离成功不远了。

        1989年5月，让我们记住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小麦母本，就这样被刘秉华造出来，一个新的小麦育种方法，被刘秉华创造出来。

        矮败小麦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株高差异十分明显，矮秆即为不育株，非矮秆即为可育株，省去了人工鉴别的大量劳动。举个例子来说，以前人工育种授粉，在小麦扬花的时候，一穗小麦一个熟练的技术人员去粉、授粉需要十分钟。麦子扬花时节，一亩矮败小麦需要数百人乃至上千人下田工作。现在，免了，用刘秉华的方法，麦子自己就会完成授粉。他还把鉴别不育株和可育株的时间提早到起身拔节期。

        矮败小麦研制出不久，农业部召开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很具影响力的成果鉴定会，矮败小麦以对育种方法质的突破，而受到广泛好评。

        创制矮败小麦的目的，不是为了矮败小麦，而是以矮败小麦为母本的小麦后代。方法固然好，若没产出好的良种，那也不是好方法。刘秉华很清楚这个道理。

        突然，刘秉华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以后的十年，作物学界很少再有他的消息。

        他去哪儿了？他干什么去了？

        刘秉华很清楚中原小麦在中国粮食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迈步来到了河南，这一来就是十年。

        于是，有了后来的中国小麦育种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