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他们一起种的“红高粱” 10-15
那些年，他们一起种的“红高粱” 10-15
改编自莫言小说的《红高粱》是怎么拿下金熊奖的
那些年，他们一起种的“红高粱”
本报记者江波
近日，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让电影《红高粱》又成为网络热点。
1988年，张艺谋把红地毯一路铺到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领奖台上。《红高粱》于中国电影的地位不言而喻。那是新中国电影第一个世界级的大奖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当时，张艺谋38岁，姜文25岁，巩俐23岁，编剧莫言33岁。这部电影的幕后还跑出两位电影圈的重量级人物摄影师顾长卫和作曲家赵季平。就是这群人，开创了中国电影新的影像时代。
初见巩俐莫言怀疑张艺谋走了眼
1986年3月，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发表后，立刻在文坛引起轰动。那年7月，还在拍摄电影《老井》的张艺谋特地从太行山的片场赶到北京，与莫言协商小说改编权问题。
“我第一面见张艺谋感觉到很可靠，就像我们村的那些生产队队长，一模一样。”莫言和张艺谋商定，由陈剑雨、朱伟、莫言三人将小说《红高粱》改编成电影剧本。稿子由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执笔。
莫言因此得到了800元的小说版权费。电影开拍后，作为“编剧之一”的他又拿到了1200元的稿酬。
不过，那时候电影的名字不叫“红高粱”，叫“九九青杀口”。开始的时候，莫言对张艺谋是有意见的，主要集中在女主角巩俐身上。
1990年代，莫言曾写了一篇文章叫《妖仙狐媚激扬巩俐》的文章，回忆了当时在《红高粱》剧组初见巩俐时的场景：“她那时经常挑着两只木桶在县府招待所的大院里踱来踱去，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我初见这样子的巩俐，心中不由升起了团团狐疑之云，说实话，巩俐和我心目中的‘我奶奶形像相差甚远。在我的心目中，‘我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而那时的巩俐小姐更像一位初谙世事的女学生事实上她正是一个女学生于是我怀疑张艺谋走了眼，于是我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巩俐手里……”
其实，张艺谋初见巩俐也觉得她不合适：“当时她穿着一件宽大的衣服试镜，与我想象中的《红高粱》女主角对不上号。”但因为巩俐是北影导演李文化的女儿、当时正在中戏读导演系的李彤推荐的，老谋子想了想，觉得应该再了解下。结果，经过进一步接触，他才发现巩俐的性格正是人物需要的。
再后来的故事，就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张艺谋和巩俐因为《红高粱》走到了一起，再经过《古今大战秦俑情》、《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一系列电影的合作，老谋子还为了巩俐和肖华离婚了。
据说巩俐拍《红高粱》的时候是有男朋友的，只是对方不愿意她拍《红高粱》，结果，电影开拍后两人矛盾就慢慢激化了。
1992年，张艺谋的前妻肖华曾经出过一本名为《往事悠悠》的书，披露了她和张艺谋、巩俐的瓜葛：“张艺谋一边吃一边对我说：‘这件事我本来没想瞒你，回来后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后再告诉你，在山东我们俩还没有什么，到宁夏后发生了那么几次……就是这么回事。”
打破常规吴天明私下凑钱助艺谋
说回《红高粱》。1987年春天，张艺谋派了副导演杨凤良去了莫言的老家高密，以每亩250元到300元的价格，与农民签合同，种下100多亩高粱。这笔钱来得很不容易，是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从厂里“悄悄”凑的4万多元。
为什么是“悄悄”？这得从吴天明和张艺谋的关系说起。
1983年下半年，吴天明在拍电影《人生》的时候，某日剧组突然来了三个年轻人，说是给电影采景，但没钱了，饿得不行。虽然吴天明不认识这三个后辈，但还是给他们备了饭。聊着聊着，得知他们的困难不小，就让摄制组拿了两三千元钱给他们，还把剧组一辆吉普车调出去给他们用了一个多星期。这三个年轻人就是张艺谋、陈凯歌和何群。他们筹备的电影就是后来被公认为“第五代导演扛鼎之作”的《黄土地》。
后来，张艺谋从广西电影制片厂调到了西影。当时，吴天明看到张艺谋一家三口寄居在老丈人家里，生活困难，于是，他顶着厂里的非议，费尽周折把张艺谋的妻子从县城调进西影图书馆，又分给他们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
1985年，吴天明筹备拍摄电影《老井》。他先是提拔张艺谋担任摄影师，后来又出人意料地选了张艺谋做了男主角，不仅给了他当时国内男演员最高的片酬500元，还将张艺谋送上了大众电影百花奖、金鸡奖以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的领奖台。
就是这层亦师亦友的情谊，《老井》拍摄的时候，当张艺谋带着《红高粱》的小说提纲找到吴天明，说想要拍成电影，吴天明没看剧本就答应了。
结果，老谋子到高密看景才发现，原来小说里写的高粱满地早就成了传说，要拍高粱地就必须自己种。当时，国内电影制片厂有很严格的生产程序，剧本必须在厂长办公室会议通过后，下了第一道生产令，财务科才会批出钱。可要等到那一天，就错过了高粱抢种的季节。于是，在上级部门没有任何批示的情况下，吴天明跑去西影各车间游说，这才凑齐了种高粱的钱。
可新问题很快就来了1987年六七月份，高密天旱，高粱长势不行。眼看着要拖累秋季开拍，张艺谋给莫言发了求助电报，大意是希望莫言出面找高密的县领导们帮帮忙。莫言接到电报后立刻赶回了老家“第二天，我见到了张艺谋，他说他们找到了县委负责同志，批了5吨化肥。县里领导还把种了高粱的乡领导召到县委开了会，我被县委领导的开明之举感动了。”
出战柏林《红高粱》原是救场参赛
1988年10月10日，《红高粱》在国内上映。高粱地里喷涌着情欲和野性，一下俘虏了观众的心。
在当时电影票价只有几角钱的情况下，票价居然被炒到了10元，可见受欢迎程度。而影片最终票房超过4000万元，意义亦远胜于今年获得7.8亿票房的华语最卖座电影《画皮2》。比如冯小刚（微博），他拍《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故事说到1980年代陈道明带着女儿去看电影，背景的布告栏里贴着一张《红高粱》的海报，可见其时代标志意义。
不过，当初选送《红高粱》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却是为了“救场”1987年年底，电影局本来决定送陈凯歌执导的电影《孩子王》到柏林参赛，不想陈凯歌却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选择了来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当时已进入12月，而柏林电影节的报名早在11月底就截止了。负责选片的余玉熙（后来新画面影业的总经理）向各电影厂紧急求援，西影厂的杨凤良导演便推荐了刚刚制作完成的《红高粱》。柏林电影节主席哈德尔看完很满意，破格给了《红高粱》入围的资格，这才为该片后来柏林抱奖铺平了道路。当时，和《红高粱》一起柏林参赛的，还有黄健中执导的电影《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他和张艺谋都是第一次出国比赛。
至于莫言，《红高粱》之后，他还给张艺谋写过两个剧本，一个是《英雄·美人·骏马》，一个是《白棉花》。但后来张艺谋相中了莫言的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拍了电影《幸福时光》。
迄今为止，莫言有四部小说改编为电影，分别是：张艺谋在1987年执导的《红高粱》，霍建起2003年执导的《暖》，李幼乔执导于2000年的《白棉花》。还有一部就是张艺谋在2000年拍的《幸福时光》，这也是公认莫言所有小说改编里最失败的一部。
图片整理本报记者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