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离我们有多远?
进入4月以来，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调研在我国多省市密集展开。由农业部、科技部、卫生部和环保部四部委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已经赴山东、山西及东北等地。此次调研发现的最大问题是，个别地方存在非法转基因作物种植，也有部分转基因食品非法上市流通。
财新《新世纪》周刊环境科技新闻部主任李虎军：
公众有知情权和选择权。不管你是不是认为这个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你应该把信息告诉公众，让公众来自己做出选择。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没有对错，只要是公众在足够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但是在这方面信息批露方面还是做得不够
李虎军 财新《新世纪》周刊环境科技新闻部主任。报道领域：环境、科学、技术、健康等。代表作：“转基因恐惧”“危险的活动断层”
财新《新世纪》周刊环境科技新闻部主任李虎军：
比如说像转基因水稻，转基因什么的，现在是在中国还不能够上市流通的，但是可能有些地方确实有这种非法流通情况存在。那么我觉得各个部委发现了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把这些信息第一时间完整详尽地告诉大家，然后对这个非法上市的，该怎么样处理，我觉得就是应该做及时的处理。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公众相信政府部门是在认真的负责监管这个农作物转基因的食品。
2009年11月，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颁发。这被称作是一个比奥运会颁奖仪式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颁发转基因水稻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在中国还属首次。然而，这一证书的审核及颁发过程稍显神秘。
早在2008年12月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就已同意为这两种转基因水稻发放安全证书。2009年8月，农业部正式批准了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并于10月下旬在其主办的“中国生物安全网”上公布。但这个网站平时很少更新，普通公众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直到11月下旬，绿色和平通过自己的渠道获知后，这个消息才通过媒体广为传播。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韦贵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部门所掌握的的信息，公众不知道。而公众是非常希望知道，因为公众是有知情权和参与权的。
韦贵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林业法制、生态效益补偿、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产权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韦贵红：
而且是政府拿到的文件和我们公众去查的一些文件完全不是一回事，怎么办？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个信息机制来完成一个信息的共享，这是在以后的立法中应该予以体现的。
农业部关起门来评审转基因农作物，只会增加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不信任感。而农业部的这种做法，既和行政习惯有关，也和我国相关法律中公众参与的缺席有关。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政策制定者中，或许有人认为公众对此问题不太感兴趣；有人认为这类问题太复杂、专业性太强，公众参与的能力不够。然而，在转基因产品问题上，民间团体和消费者的代表，不应该缺席。
在现行科研体制下，科学家要想获得政府研究经费，通常只需得到评审专家甚至是领导的认可，而无需对研究经费的实际提供者纳税人作出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很多中国科学家疏于与公众沟通。相比之下，欧盟框架计划与中国的合作科研项目中，5%的研究经费必须作为与公众沟通和科学普及的费用。不少参与项目的中国科学家完成了研究方面的指标，却没按要求花掉那5%的钱，欧盟遂不予验收。
财新《新世纪》周刊环境科技新闻部主任李虎军：
这个转基因号称从政府到各种配套资金加起来可能会超过200亿人民币的，在未来几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的投入。但是呢，据说农业部一开始是打算，重大专项里面是准备专门拨一部分经费是用于这种公众的沟通、对话，但是实际上，真正用于沟通对话后来这个钱实际上是很少的，具体多少可能还没有透露。但是据说，甚至在一开始，农业部的官员，甚至有的人会认为说，做这样一笔钱有没有必要。
此前,一篇题为《广西抽检男生一半精液异常，传言早已种植转基因玉米》的网文，引发公众恐慌。后来，学者澄清，这些大学生并没有吃转基因玉米，精液异常，估计和男大学生上网久坐、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环境因素等有关。然而，为什么这样一篇以讹传讹的网文会引发恐慌呢。这背后，是公众对转基因业已存在的误解和恐惧情绪。
中国科学院一位研究人员在南京等城市调查过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发现七八年前约有三分之二的消费者愿意食用转基因食品，到去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四成多，“再过几年或许就只剩下10%了”。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于文轩：
“基于这些不同的问题，我们无论是，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包括同意还是不同意转基因，大家都在争论。但是我想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应该对它进行严格控制。那么这个控制，就是我们国家以前，那些农业部科技部环保部还有卫生部，还有工商啊都分头管理，可能颁布了一些规章制度一些条例，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讲，它的权威性比较缺乏， 大家都认为应该要叫生物安全法，或者叫基因安全法，那么大家都认为应该要立法。”
于文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理事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于文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