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奇迹”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１２日电（记者王秀琼 江国成）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人们寄望于中国这个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能够缓冲这一危机。中国能否独善其身，并延续过去３０年的经济“奇迹”？
中国领导层已多次对此表示信心。而中国央行一个月内的两度降息、国务院暂免利息税的出台显示，决策者对延续这一“奇迹”所面临的复杂挑战，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海内外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但前提是：中国必须找到新的动力，少一点出口和投资，多一点消费。
“成长的烦恼”
“按照现在这个模式走，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很小，”北京的经济学家王小广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要使成功的可能性大于５０％，必须改变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后长达３０年，中国经济保持了近１０％的年均增速，过去５年年均增长更高达１０．６％，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３．３％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
王小广认为，随着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国际需求减弱，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过去３０年中国的发展驱动力——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正在消失。
与此同时，２００２年以来带动中国新一轮增长中的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等瓶颈的限制又日趋严峻。能源威胁在今年国际原油价格一度飙升至１４７美元一桶时尤为突出。
“中国的这一轮增长过于依赖外资和房地产，”王小广说，“在这一点上，中国带有东南亚模式的倾向，而后者的模式已经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宣告破产了。”
他指出，这一模式使得内资企业缺乏竞争力。去年，全国出口的近六成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近九成都是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而固定资产投资中增长最快的房地产本身技术含量低，带动的重化工业都是钢铁、水泥等能耗大、污染重的产业，增加了节能环保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房地产快速致富的特性打破了整个宏观资金配置的平衡，减少了本应流向技术创新、节能降耗的资金，”王小广说。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在专访中对记者说，中国过去３０年非凡成绩的一大推动力是，由于刺激性的财税政策、相对较好的基础设施和劳动者素质等因素，中国的投资及其国内融资的水平远高于其他国家。
“时至今日，中国政府认为这种对工业发展的鼓励已经有点过度，这一经济扩张的模式无法持续，”高路易认为，环境污染、高能耗、劳动者权益等问题说明，是时候往后退一点了。
贫富差距的挑战也日益严峻。高路易说，中国过去１０年的工业增速惊人，但城镇就业增加却相对滞后，意味着资本和工业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需求，更多的人被遗留在乡村或者被城市经济边缘化了，无法在城市永久定居。
“这加剧了城乡不平等，也牺牲了经济质量，”他说，“因为如果在农业留下了太多劳动力，农业生产率就无法提高。”
破解转型难题
经济转型迫在眉睫的中国经济，恰恰遭遇了自上世纪３０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酷的全球金融寒流。在高路易看来，中国国内的充足流动性，加上资本管制和金融市场相对封闭，有效保护了中国银行免遭全球金融海啸的直接冲击，但间接影响则不可避免。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渐回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１０．１％，同比回落达２．５个百分点。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指出，中国的国际贸易依存度、开放度之高，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这么大的世界金融风暴中独善其身，经济增速回落不可避免，但“坏事也可能是好事”。
“外部环境的恶化恰恰暴露出中国过去的经济结构和过于依赖外贸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现在逼得你不得不转型了，”他告诉记者，“它将迫使中国加速从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转变为依靠内需和投资的综合拉动。”
汤敏的观点与许多经济学家不谋而合。“由服务业、国内消费和城镇劳动密集型产业驱动的经济增长，将有助于减少对能源、环境的消耗和城乡差距，”高路易说。
中国已将刺激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写入了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的“十一五”发展规划。政府努力加强社保体系的建设，扩大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推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为农村儿童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并决心到２０１０年，把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降低２０％和１０％。
“我们看到了许多重要的进步，但遗憾的是，‘十一五’计划执行已至半途，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目标上，中国还没有迈出决定性的步伐。”高路易说。
他认为，中国政府的五年节能减排目标对实现经济转型至关重要。但过去两年，节能指标仅完成了四分之一，任务相当艰巨。“中国政府在能源、土地、环境成本的定价机制和财税政策领域还有充分空间可以采取更大胆的行动。”
就中国经济的未来动力而言，王小广认为，可以利用区域转移保持原有的劳动密集产业的优势，也有必要对房地产采取长期抑制的政策，这样既能促使资金向自主创新和节能环保、建立重化工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流动，也是转变消费观念、刺激内需的切入点。
“东方消费文化的特征是以吃、住为中心，储蓄率高居不下，房地产抑制了，才能释放居民的购买力，”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