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酒·艺术

  据说中国的天才与西方的天才有这样的不同：西方的天才与狂人通，中国的天才与凡人通；并举出例证来说，西方的尼采是狂人、疯子乃至精神病患者，中国的孔子则是一个在平凡中见伟大的人。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贬诬。殊不知，中国真正的天才加狂人要到艺术家中去寻找。

    唐代书法家张旭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狂人。他性“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癫。”再请看诗人李颀为他造的一幅画像：“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下舍风萧萧，寒草满户庭。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鳌，右手持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至于杜甫说他“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笔如云烟”，就更活画出了一幅倨傲于尘世之外的形象了。

    应该说，在人类的所有艺术中，书法是最为纯粹的艺术，不仅是最“有意味”的形式，更是生命的外化形式，而挣脱一切束缚的草书更是不染半点尘埃，只有超卓于世俗之外而被世俗之人视为狂癫的天才才可用这种艺术形式沟通心灵与神祇、精神与宇宙，而酒正是使这些天才·狂人摆脱世俗压抑，进入纯粹情感世界的最为合适的媒介。至于为学书而学书，甚至为稻粱而学书，那就不仅成不了真正的书法家，恐怕还会落入俗中之俗，与酒亦无缘。

    草圣张旭是天才也是狂人，天才和狂人是不可复制的，不可学习的，历代学张旭者既多，得其一鳞半爪者几稀，就是这个道理。然而，一旦进入到社会政治层面，评价标准就完全变了，朱熹在论苏、黄、米、蔡四人的字时说：“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今见蔡君谟(蔡襄)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其实，苏字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极具名士风采；黄字劲瘦锐利，米字豪狂洒放，唯蔡字虽无一处败笔，却刻板呆滞，了无个性。朱熹贬三家而独推蔡襄，实是出于理学的考虑。所以，朱熹是个天才，是个大学者，甚至是个圣人，但不是狂人，不是艺术家。

    至于狂人、酒与绘画、诗歌等其他门类的关系，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也有较详细的表述。其中所列李白、吴道子、张旭等“仙”均是当时乃至整个中国艺术史上的杰出的代表人物。“李白斗酒诗百篇”，已自不待言，画圣吴道子更是“每一挥洒，必须酣饮”。相传他为长安崇仁场资圣寺净土院的门墙画壁，久之不得，后遇大醉才天机勃发，“秉烛醉画”，神妙异常。这些“喝酒的艺术家”癫狂的程度虽各有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不与世俗通，不与凡人通。

    中西文化史上均不乏天才，但天才的领域却有差异。同是哲学领域，西方的尼采、荷尔德林等人有一半是诗人，而中国的孔孟程朱另一半更接近政治哲学。因此，对西方而言，不是在中国的哲学领域，而是在艺术领域来寻找天才才是对等的。除上述以外，陶渊明、“竹林七贤”、徐渭、汤显祖、朱耷等等，简直数不胜数，他们不仅是天才，也是狂人。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哲学家，如汤显祖就有很多很有影响的哲学言论，苦瓜和尚的《画语录》更是一部精彩的哲学著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天才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与酒有难解之缘。

    中国并非没有超越的天才。在酒香蒸腾中，中国的天才加狂人以其超越的精神为民族文化注入了一份不竭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