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魁”——中国股份制企业的鼻祖

“大盛魁”——中国股份制企业的鼻祖

“大盛魁”是什么？
近来总有朋友在我耳边提起“大盛魁”这个名字，曾经播出过的以“大盛魁的兴衰”为背景的20集电视剧《驼道》，即将播出的《大盛魁》百集电视剧，描写“大盛魁”的各种书籍，“大盛魁”企业，“大盛魁”酒，……听得多了，不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就去网上键入“大盛魁”搜索了一下，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大盛魁”原来有这么多的新闻！
我对“大盛魁”是越来越有兴趣了，在去图书馆翻看了好几本关于“大盛魁”的书和N多的有关论述研究文章后，才对“大盛魁”有了初步的了解。
   “大盛魁”究竟是什么？“大盛魁”是十六世纪末期到十九世纪初期归化城（即今呼和浩特市旧城区）的一家旅蒙商号，当年享有“半个归化城”之誉，是草原第一商号。“大盛魁”主要从事易货贸易，商业足迹遍布整个蒙古高原至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至俄罗斯的恰克图（蒙语词，意思是“有茶的地方”）、莫斯科直至欧洲。经营范围包括内外贸易、种植养殖、借贷钱庄，甚至连军队政府的后勤供应、代收税费、制币等业务也包括在内，总资产达到上亿两白银，员工八千多人，用于物流运输的骆驼近二万峰，“大盛魁”运输货物所行走的物流“驼道”被后人誉为继盛唐“丝绸之路”之后的“茶叶之路”。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300年前曾经雄踞草原商业帝国之首、有着“南有胡雪岩，北有大盛魁”美誉的晋商，居然没有留下片纸只字的历史资料，只有一块匾作为了今天“大盛魁”的历史见证。
在呼和浩特市舍力图召延寿寺佛殿前，悬挂着一块匾，上书“阴山古刹”，右端第一号写着“大清雍正二年（甲辰）上春吉日”，第二行靠近下边写着“光绪甲辰，大盛魁财伙等，因见先年敬献之匾，凋朽欲坠，恐泯忱迹，遂为重书重刊，葺而新之，谨书数言，以志重修之岁时云尔”。在“大盛魁敬献”五个字的上面，雕刻着一个枣核形的图章，上面用篆书刻着“晋三都”三个字，用红颜色涂染，表示明显而庄重的意思。根据这一记载可知，“大盛魁”在雍正二年（1724年）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大盛魁”的兴衰起落几乎与我国满清王朝的兴衰起落处在同一个时代。为什么一个持续了两、三千年封建统治制度在迅速演变为最后覆灭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并且是在一个封闭落后的边城僻壤的地理和自然条件下，竟然能够孕育出如此规模和气魄的、出类拔萃的豪商巨富，而且浮现出了持续近两个半世纪之久的“大盛魁现象”?

“大盛魁”的传说
关于“大盛魁现象”，我们不妨先从几则关于大盛魁的传说开始说起。
由于“大盛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归化城旅蒙商“三大号”(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之首号，因而关于“大盛魁”就有不少传说。
首先是创始人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在“大盛魁”初创时都是肩挑小贩，正是这三个山西籍小行商创立的“大盛魁”，极盛时期成为垄断归化城到外蒙商业贸易的巨商，年贸易总额一般年份达一千万两白银，总资本有时竟达亿两白银。可以想见它的创业道路是不会平坦的，奠定其基业是艰辛的。
财神股的传说
据老辈人传说，“大盛魁”创立初始，经营数年，营业情况极坏。三位合伙人甚至连每天的食用花费都挣不到。某年除夕，家家户户都在包饺子过大年，而大盛魁的三位合伙人没钱买肉买面吃饺子，只好煮了一锅白粥，聊以充饥，打发年关。三个人正在喝稀粥的时候，从外面来了一个穿着蒙古靴、蒙古袍、系着蒙古腰带的蒙古老乡，拉着一匹驮着货物的骆驼。这位蒙古老乡把骆驼拴在了店铺门口，进到店里取暖。“大盛魁”的三位合伙人平时因经常和蒙古老乡做买卖，能说一些半通不通的蒙古话，就热情招待这位蒙古老乡和他们一起喝粥。那位蒙古老乡暖和了一会儿后，说要到外面去办点事，托店主人把骆驼照料好。可是这位蒙古老乡如黄鹤一去不复返，左等右等就是等不见人回来。骆驼饥渴不堪，背上还负着很重的货物。于是他们三人把骆驼驮子卸下来，喂饮了骆驼。可是等到年都过完了，人还是没等回来，以后一直也没有回来。三人商量着把驮袋打开一看——全是白花花的银子！于是他们才意识到这是财神爷降临，把金银财宝送上了门。后来就用这些金银财宝作本钱，先是养骆驼跑蒙古草原贩运货物赚小钱，慢慢地发展到跑“毛斯圪洼”（莫斯科）搞长途贩运挣大钱。建立起商业字号后，他们把资本分成三股：一股归他们三人；一股是“财神股”，因为是财神爷赐予的本钱，所以必须作为公共股，任何人不得据为私有；另一股是为本号出了力的奖励股，也是作为公共积累股。这一股份内，还包括狗的一份股份，称作“狗股子”。
为了永远不忘创业的艰辛，牢记财神爷的恩赐，感谢为本号出过力的商伴，传说“大盛魁”自始至终供有财神座，神座前还陈列着一条扁担，两个木箱，一块石头，一个宝盒子。除此之外，每年大年三十晚上，“大盛魁”的人都要熬粥喝，大年初一早晨还要在财神座前供一碗稀粥，大概是因为三个创始人在买卖最困难时没有钱吃饺子过大年，而靠喝稀粥度年关，正值此时财神爷送来金银财宝，使“大盛魁”逐步得以发展壮大进而成为豪商巨富的郑重纪念吧。这个规矩被大盛魁的人延续到了今天，甚至有的后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还仍然保持大年三十喝稀粥的习俗。比如内蒙古电影电视局有位副局长，直到看了电视剧《大盛魁》的有关筹备资料，才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我家大年三十喝稀粥，原来根子在这儿呢！
“狗股子”的传说
“大盛魁”无论是走骆驼房子，还是赶羊贩马，都少不了许多狗做护卫、做“保安”，狗对“大盛魁”的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关于“大盛魁”狗的传说也不少。据当地八、九十岁以上的老人们说，有一年外蒙物价大涨，各旅蒙商的货物都已脱销，谁能先行进货，谁就能得到巨额利润。在当时那种通讯落后的条件下，怎样把这一重要经济情报迅速传到归化城总号，及时组织大批货源到前、后营(后营指科布多)，而又不走漏消息，成为当务之急。急中生智之下，大盛魁的人把催货的信件缝在狗的护项圈内。让狗连夜赶到归化城，因而得以提前大量进货，使“大盛魁”发了一笔横财。从此给狗顶上一个整股，写在万金账上。这就是人们传说的“狗股子”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在一次战役中，“大盛魁”得到一项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由于无法迅速传递到军营，就派狗带信传递情报，从而使这次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大盛魁”从中得到了很大好处。为了报答狗的功劳，便给狗顶了一个“狗股子”。驼队离不开猎狗看护，“大盛魁”出于营业的需要，对狗的待遇极其优厚。喂狗用的饲料，胜过贫苦人一日三餐。有人感慨：“大盛魁”的狗比人享福。
关于“大盛魁”的传说还有很多，但传说毕竟是传说，真正的事实还是有证可考的。

“大盛魁”的发掘
六十年代时，乌兰夫曾经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一次会上批评说：“我们今天对草原牧民的商业供应，还赶不上200年前的‘大盛魁’！”这话引起了重视，内蒙古政协于是组织人员，采访了137位当年从业人员、遗孀以及当时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员，对“大盛魁”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形成了一批口传历史文献。不久，文革开始了，这项工作就停顿下来。万幸的是，基本资料被保存下来。改革开放后，内蒙古政协对这些资料重新进行整理研究，内部出版了《旅蒙商大盛魁》一书。
接下来，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先生开始寻访研究“茶叶之路”和“大盛魁”的历史。他从长江中游的起点、到山西、到内蒙古，再到外蒙古，最后到俄罗斯的“茶叶之路”，前后采访过100多位从茶路上退下来的商人、驼夫，用20年的时间，写成了历史纪实《茶叶之路》和小说《大盛魁商号》、《驼村（上下册）》。
邓九刚先生认为，“大盛魁”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股份制企业。而一些院校中专门研究晋商历史的专家教授也接受了这个说法，并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发表了论文。
想想也是，一个如此巨大的商贸企业，它是如何建立、发展、延续了200多年的？这里面肯定有它的道理。我们过去的影视作品，往往用“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来作解释，比如脍炙人口的《乔家大院》，那是因为乔致庸的英明伟大和诚信道德；《大染坊》则是由于陈六子的善良聪明和胸怀大志。然而，“大盛魁”的历史，你不可能用哪个大掌柜的英明加以诠释。它的成功、发展和延续，必然是某种体制和制度在产生根本作用。而商业发展的近代史告诉我们，对于企业来说，是“法”大于“人”，企业做大做强唯一正确的体制制度就是股份制。这应该就是“大盛魁”与其他晋商故事不同的根本所在。
　
“大盛魁”是不是股份制企业呢？
股份制企业最基本的特征有两条：第一，多个利益主体共同出资，并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承担风险；第二，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明确的分离。
简要地说，就是：共同出资，两权分离。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盛魁”就是中国最早的一家股份制企业。也就是说，中国早在300年前就已经有了初级阶段的股份制企业。当然不是现代意义的股份制企业，而是某种萌芽状态、初级阶段的股份制企业。
应该说，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那时的股份制企业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股权结构。晋商群体的铺号的股份分为两种。一是“财股”（也称“银股”），是财东（股东）投入资金形成的股份；另一种是“身股”（也称“顶身股”），是对掌柜、伙计实行股权激励形成的股份。即“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
晋商一般规定，一个小伙计入号，先得当三年学徒，字号光管饭，不给工钱。满徒后，按月发给薪资。三个帐期以后（大约需要十年），工作勤勤恳垦，没有出现重大过失，经掌柜向东家推荐，各股东认可下，才可以开始“顶身股”，从一、二厘顶起，慢慢逐步增加。每次增加的股份，记入“万金帐”，予以确认。能顶到七、八厘，就可能被提拔为三掌柜、二掌柜，那就等于有了大出息。身股有分红权，但不可以转让或者继承。退休后，继续分几年红利之后即取消；对企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去世后其家属还可以继续领取三个帐期的红利，叫做“故身股”。如果发生了重大过失，则要酌情扣除股份，直至开除出号！
这里有个数字，“大盛魁”大掌柜王廷相顶身股接近1股，一个帐期（3年）可分红12000两以上，相当于每年4000两以上。而当时的归化大将军（一品官员，相当于军区司令）的年俸也才有2000两银子。
由此可见，晋商不仅实行了两权分离，而且实行了职业经理人制度，甚至实行了在当时相当先进科学的股权激励制度。如此先进科学的股份制管理体制，向我们说明了晋商如何能够在当时那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把企业做大做强的根本原因。
那么，“大盛魁”与其他晋商的不同点在哪儿呢？
在股权结构上。“大盛魁”除了“财股”和“身股”外，比其他晋商多一个“财神股”。就是这个“财神股”造成了“大盛魁”与其他晋商的许多根本不同。
最重要的不同就是，如果说其他晋商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是相对分离的话，那么“大盛魁”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就是彻底地分离。
那么，为什么这个不同之处使得“大盛魁”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其他晋商呢？
原因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相对来说掌柜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因为，掌柜的处于经营第一线，最了解实际情况；另外，由于经营的需要，掌柜的时刻密切关注国内政局的变化；同时，通过与外界特别是国外各界的接触，吸收了国际上的先进思想、经营和管理方法等等。而财东则窝在山西老家的“乔家大院”里，耳目闭塞，夜夜就琢磨挂谁门口的红灯。　
有朋友可能会问，那如果让财东当掌柜呢？不成，那就回到合伙制了，做不大。
当然，今天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股东，特别是大股东不再是窝在山西“乔家大院”里的坐吃山空之辈，相反更多的是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或者企业。在信息社会中，股东能够得到与经理相当的信息和知识。所以，现代股份制企业就必须实行股东大会为最高权利机构的体制。
综上所述，说“大盛魁”是中国股份制企业的鼻祖一点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