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贵蕉贱”的背后
告别“小农”：“橙贵蕉贱”的背后-食品产业网
2009年，受黄龙病和果农减少种植面积的影响，廉江红橙产量低落，导致单价上扬。
李裕南说，农民们必须团结、组织起来才能增收。
香蕉丰收，蕉农惨亏；橙桔价高，因为歉收
只有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才能破解这道中国农业的千古难题
2009年，广东蕉农经历了惨痛的增产减收，广东桔农则经历了复杂的价涨不增收。香蕉价格走过了一条陡峭无比的“U”形曲线，谷底是0.1~0.2元/斤；橙子与砂糖桔的产量大幅减少，消费者对此应有切身体会。
淳朴的农民们，似乎总是被市场无情地调戏着，他们很少能够踩对符合市场脉搏节奏的步点，一错再错。不是因为他们傻，而是因为他们无组织。
文/图 本报记者张强、关家玉 通讯员杨明伟
徐闻香蕉
种植面积激增10万亩
价格曾跌至0.1元/斤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香蕉的市场价格走过了一条大起大落的“U”形曲线：2009年8月初，3元/斤；2009年12月，0.1-0.2元/斤；目前，2元/斤。这条散发着巨大魔力的曲线，编织成一张宽大无边的网，让广东果农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酸甜苦辣，冷暖自知。
大起大落的“U”形曲线
0.1~0.2元/斤？这是怎样的一个价格，但2009年12月上旬，广东市场上的香蕉的确便宜得如此令人瞠目结舌。那段时间，即便是在销售中高价位水果的家乐福超市，香蕉也只卖0.9元/斤；即便如此低贱，香蕉仍大大地供过于求，超市管理者只得把香蕉作为“附赠产品”，用于促销其他商品。
广东高州的香蕉种植大户邓华寿去年与人合资租种了820亩香蕉，他在牛年遭遇了熊市，“一年下来，估计要亏300万元。”据记者调查了解，“供应堵车”，是导致香蕉出现惊天低价的主要原因。
“香蕉第一县”“供应堵车”
2008年年初，华南地区惨遭冰冻灾害袭击，蕉林大面积夭折。灾后，市场供不应求，香蕉价格喜人，各地蕉农纷纷增种。以“中国香蕉第一县”广东徐闻为例，2009年全县的香蕉种植面积从20多万亩激增至30多万亩。
以往，各地蕉农往往会默契地错开上市时间。然而，2009年夏，粤西地区猛受台风正面冲击，蕉林再遭重创，当地蕉农不得不在几乎同一时间补种，直接导致日后的“供应堵车”。台风后惊魂未定，蕉农们害怕再遭突发天气灾害的侵扰而蒙受损失，便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廉价的种苗，香蕉的档次由此集中于低端。
2009年年底，华北地区降雪期提前1个月到来，南方部分省市则出现了罕见的降雪和寒潮天气，徐闻香蕉北上交通受阻，蕉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趋同于低档的粤西香蕉滞销。
越是便宜，就越卖不动。2009年12月初，记者走访了徐闻龙塘镇蕉农陆民，当时，他种植的7亩香蕉已经成熟，但仍然找不到买主。蕉园满目黄色，香蕉大量滞销。陆民无精打采地告诉记者：“价格好的时候，一车能卖4000~5000元；现在一车只能卖500~600元，还不够给蕉农支付工资。”据他介绍，当香蕉价格达到0.6元/斤时，他才有可能勉强保本。而在当时的价格下，他“卖也亏，不卖也亏”。
2009年12月底，香蕉价格回暖，但这似乎已与蕉农们无关了，因为他们的上一季香蕉要或已经烂在了果园里，或已经以“超低价”甩卖。
4~8元/斤，价超美国“新奇士”橙——广东廉江红橙看上去很“拽”。但廉江红橙之所以“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橙桔之癌”黄龙病肆虐造成的“物以稀为贵”。
廉江红橙
种植面积曾锐减九成
价格升至4元/斤以上
早在1986年~1996年间，廉江就出现了“千家万户种红橙”的热闹景象，种植总面积10年内增至12多万亩。不料，黄龙病来袭，廉江红橙兵败如山倒，1997年全市的种植面积锐减至1.1万亩。在政府的推广下，2005年又恢复扩种至7万~8万亩。
然而，黄龙病并非“仅来一次”的过客，它日渐显露出“常住在此”的狰狞面目。由于当地果农们依然停留在“千家万户连成片”的小农阶段，黄龙病的蔓延日渐失去控制。
“橙桔之癌”黄龙病肆虐
2009年，廉江全市的红橙种植面积已经降到了可怜的几千亩，总产量仅为几千吨左右。当地农业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事实上，除了黄丽的橙园外，廉江已经找不到几个相对完好的橙园了。”
黄丽的橙园之所以完好，与他严格选育无病毒种苗密不可分。虽然成本比同行高，但当黄龙病“打”到家门口时，他的高投入转化成为高抗击打能力。他的50亩红橙正常产量在20万斤左右，2009年虽然减产至15万斤，但由于大大低于整个行业的减产幅度，按照4元/斤的保守售价折算，他去年至少进账60多万元。
黄丽的橙园也曾是黄龙病的重灾区，2004年、2005两年，他忍痛挖掉了300多株——相当于5亩多地的橙树，直到2006年，才逐步控制住黄龙病。砍树是痛苦的，但为了保住其他果树，他别无选择。黄丽的橙园有个优势，那就是周边数公里内均无橙园，所以，他只需管理好自家的橙园即可，而无需担心外来病源侵袭。
但黄丽只是个个案，在廉江，更多的红橙是依据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小农模式种植出来的。在黄龙病面前，它们不堪一击。廉江的橙桔研究专家罗敏认为，零散的果农们没有严格选用无病毒种苗，也没有掌握好防控黄龙病的科学方法。
一旦病毒来袭，“这里一株，那里一株”，难以统一扑杀病源。“这家忍痛清除了染病的果树，隔壁家却不舍得”，最终导致忍痛割爱的人被心有不舍的人牵连，果树们“同归于尽”。
罗敏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事例：某棵果树被发现染了黄龙病，隔壁邻居向农业部门反映情况，农业部门认为得尽快拔除这棵树，但拔树得事先征得其主人的同意。这棵树的主人当时在深圳打工，一时联系不上，万般无奈之下，农业部门只得派人远赴深圳找他当面谈。
德庆沙糖桔
种植面积减少
价格上升伴随着成本上扬
50多岁的陈二来是广东德庆的一名老果农，早在2000年初，他就开始大规模种植沙糖桔。如今，他和儿子经营着60亩的果园。由于天时地利人和，陈二来前些年“赚了些钱”，但说起2009年的行情，陈二来“喜忧掺半”，跟廉江红橙一样，产量少了，价格升了。
在陈二来的60亩果园里，25亩为沙糖桔，2009年产量约为11万斤，比头两年减少了2万斤左右，减产幅度接近20%。而从德庆全县的情况看，沙糖桔的产量减幅约为30%。由于减产，品质有保障的沙糖桔价格比往年要高，可以卖到2.5-3元/斤。
陈二来给记者掐指算起了种植沙糖桔的细账，他认为，种植成本的增加是主因：“这两年病害不断，农药用得比以前多了，价格也升了不少，2009年，他喷药杀虫花了6万元左右，比往年多出了2万元。化肥的开销在5.5万元左右，比往年多出了1.5万元左右。工人的工资也涨了，各种工种的人力价格平均比往年提高了10元/天左右……算来算去，每斤砂糖桔的生产成本比往年多了0.2-0.3元左右。”价格升了，成本也涨了，他“可能没增收”。
陈二来说，这几年果农们的日子不好过：2008年四川发生“广元桔蛆事件”把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降到了谷底，冰冻雪灾等自然灾害不断，沙糖桔的价格总是“抬不起头来”。近两年，有不少果农都在亏本经营，信心全无，打理果园的时间和精力减少了，果园混乱，产品品质降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有的减少种植，在德庆的马圩、官圩等镇，一些失去了耐性的果农甚至选择了忍痛砍树。
农田租金何以10年涨10多倍？
广东省人大代表、茗皇茶业董事长李裕南是廉江人，从背井离乡进大城市打拼，到衣锦还乡扎根故土，老李走出了一条不寻常的人生轨迹。
老李的茶场“公社”
年近花甲的老李从小受够了苦日子，不仅他穷，乡亲们也不比他的日子好过。挨到而立之年，总算等到了改革开放，老李洗脚上田，走进了大城市，凭借药材生意，日积月累，他成了个赚钱能人。
随着年龄的增大，老李落叶归根的情绪越来越浓。2000年，他下定决心回到家乡长山镇生活。乡亲们的生活处境让他很不安，大家守着三五亩地，种着粮食和低档水果。人均年收入只有1200元左右，医疗、教育等生活成本又在猛增，他们该如何应对？
老李决定发挥自己在大城市积累的丰富的商业经验，帮乡亲们做点事情。他调查发现，当时湛江全市的茶叶年消费额约为六七百万元，规模可观；而且茶是保健品，“将来会逐步取代垃圾饮料”。家乡山清水秀，却没有种茶叶的传统，“太浪费了”。
老李觉得有前景，就发动乡亲们跟他一起种茶叶。但乡亲们却并不乐意：“还是种水果来得稳妥。”于是老李大胆地向乡亲们提出：“我跟你们每家都签25年的合同，茶叶种出来，我帮你们卖，统一包装、打品牌。无论发生什么天灾人祸，我包你们每亩地每年挣3000元，挣不到，我自掏腰包给你们补足。”乡亲们心动了，就纷纷“入伙”。
老李自己开荒了4000亩，2000户乡亲又拿出了9000亩，一个13000亩的茶场“公社”就此诞生。
一亩地产出5000元
拍着胸脯作出公开承诺，老李的压力很大：“如果销路不好，我也撑不了多久。”但他心里很乐观：“以前开药厂的时候，我在全国各个大城市基本上都设有办事处，只要质量好，依托药厂的网络，肯定能有所作为。以后要在全国开专卖店。”
老李的回乡彻底改变了乡亲们的耕作方式。除了一些琐碎的日常活，该操的心老李都替他们操了：从选种、配肥到防虫。以往，乡亲们专挑便宜的种子和化肥。老李却说“只要货真价实，投入再多也不在乎”，“投入多自然卖得贵”。
老李从台湾请行家，从大学聘教授，用台湾的高山茶和大红袍、铁观音嫁接出了一个新品种。茶场种的都是有机茶。有机茶的产量只有常规茶的一半，但价格却比常规茶贵三倍，单位土地的产出更高。老李还给茶场出产的茶叶统一注册了一个驰名商标。
老张的20亩地
如今，老李已在全国各地开设了60多家专卖店，他的茶叶，最贵能卖到1万多元/斤；最普通的，也能卖1000元/斤；而市场上的同类产品，一般只能卖100元/斤。
村民张修信10年前把自家的20亩土地投入老李的茶场公社，换来了如今每年至少10万元的收入。他平时忙自己的事，只是业余兼顾茶叶，省心省力。
10年前，张修信若租一亩地给别人，每年只能拿到可怜的5~10元的租金。而现在，他想租别人的地，100元/亩/年也很难租到。他说：“这是种在上面的东西变值钱的缘故。”种茶，一亩地可以产出5000元。
后来，有经济学家把老李发起的茶场“公社”总结为“公司+基地+农户”模式。
团结才有力量
这是一个世代纠缠着中国农民的难题：各自单干，丰收时，互相压价，价格低贱，农民难增收；欠收时，价格增高，但销量有限，农民依然难增收。
老李说，他已经解决了“大小年”的难题：“把规模做大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控制产量，来抵消价格波动的影响，让农民在风云变幻的市场中得到最大的实惠。”他认为自己的经验很值得推广：“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都还停留在小农阶段，只顾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精耕细作，技术进步缓慢，跟市场脱节，没价格谈判地位。打造品牌，单打独斗更是不大可能。”
“茶叶也有病虫害，我们统一管理就能解决——不洒农药，物理阻隔。我曾在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政府有责任撮合农民组织到一起，成立实体公司。农民们只有团结起来了才能有力量，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
李裕南说，农民们必须团结、组织起来才能增收。
香蕉丰收，蕉农惨亏；橙桔价高，因为歉收
只有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才能破解这道中国农业的千古难题
2009年，广东蕉农经历了惨痛的增产减收，广东桔农则经历了复杂的价涨不增收。香蕉价格走过了一条陡峭无比的“U”形曲线，谷底是0.1~0.2元/斤；橙子与砂糖桔的产量大幅减少，消费者对此应有切身体会。
淳朴的农民们，似乎总是被市场无情地调戏着，他们很少能够踩对符合市场脉搏节奏的步点，一错再错。不是因为他们傻，而是因为他们无组织。
文/图 本报记者张强、关家玉 通讯员杨明伟
徐闻香蕉
种植面积激增10万亩
价格曾跌至0.1元/斤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香蕉的市场价格走过了一条大起大落的“U”形曲线：2009年8月初，3元/斤；2009年12月，0.1-0.2元/斤；目前，2元/斤。这条散发着巨大魔力的曲线，编织成一张宽大无边的网，让广东果农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酸甜苦辣，冷暖自知。
大起大落的“U”形曲线
0.1~0.2元/斤？这是怎样的一个价格，但2009年12月上旬，广东市场上的香蕉的确便宜得如此令人瞠目结舌。那段时间，即便是在销售中高价位水果的家乐福超市，香蕉也只卖0.9元/斤；即便如此低贱，香蕉仍大大地供过于求，超市管理者只得把香蕉作为“附赠产品”，用于促销其他商品。
广东高州的香蕉种植大户邓华寿去年与人合资租种了820亩香蕉，他在牛年遭遇了熊市，“一年下来，估计要亏300万元。”据记者调查了解，“供应堵车”，是导致香蕉出现惊天低价的主要原因。
“香蕉第一县”“供应堵车”
2008年年初，华南地区惨遭冰冻灾害袭击，蕉林大面积夭折。灾后，市场供不应求，香蕉价格喜人，各地蕉农纷纷增种。以“中国香蕉第一县”广东徐闻为例，2009年全县的香蕉种植面积从20多万亩激增至30多万亩。
以往，各地蕉农往往会默契地错开上市时间。然而，2009年夏，粤西地区猛受台风正面冲击，蕉林再遭重创，当地蕉农不得不在几乎同一时间补种，直接导致日后的“供应堵车”。台风后惊魂未定，蕉农们害怕再遭突发天气灾害的侵扰而蒙受损失，便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廉价的种苗，香蕉的档次由此集中于低端。
2009年年底，华北地区降雪期提前1个月到来，南方部分省市则出现了罕见的降雪和寒潮天气，徐闻香蕉北上交通受阻，蕉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趋同于低档的粤西香蕉滞销。
越是便宜，就越卖不动。2009年12月初，记者走访了徐闻龙塘镇蕉农陆民，当时，他种植的7亩香蕉已经成熟，但仍然找不到买主。蕉园满目黄色，香蕉大量滞销。陆民无精打采地告诉记者：“价格好的时候，一车能卖4000~5000元；现在一车只能卖500~600元，还不够给蕉农支付工资。”据他介绍，当香蕉价格达到0.6元/斤时，他才有可能勉强保本。而在当时的价格下，他“卖也亏，不卖也亏”。
2009年12月底，香蕉价格回暖，但这似乎已与蕉农们无关了，因为他们的上一季香蕉要或已经烂在了果园里，或已经以“超低价”甩卖。
4~8元/斤，价超美国“新奇士”橙——广东廉江红橙看上去很“拽”。但廉江红橙之所以“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橙桔之癌”黄龙病肆虐造成的“物以稀为贵”。
廉江红橙
种植面积曾锐减九成
价格升至4元/斤以上
早在1986年~1996年间，廉江就出现了“千家万户种红橙”的热闹景象，种植总面积10年内增至12多万亩。不料，黄龙病来袭，廉江红橙兵败如山倒，1997年全市的种植面积锐减至1.1万亩。在政府的推广下，2005年又恢复扩种至7万~8万亩。
然而，黄龙病并非“仅来一次”的过客，它日渐显露出“常住在此”的狰狞面目。由于当地果农们依然停留在“千家万户连成片”的小农阶段，黄龙病的蔓延日渐失去控制。
“橙桔之癌”黄龙病肆虐
2009年，廉江全市的红橙种植面积已经降到了可怜的几千亩，总产量仅为几千吨左右。当地农业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事实上，除了黄丽的橙园外，廉江已经找不到几个相对完好的橙园了。”
黄丽的橙园之所以完好，与他严格选育无病毒种苗密不可分。虽然成本比同行高，但当黄龙病“打”到家门口时，他的高投入转化成为高抗击打能力。他的50亩红橙正常产量在20万斤左右，2009年虽然减产至15万斤，但由于大大低于整个行业的减产幅度，按照4元/斤的保守售价折算，他去年至少进账60多万元。
黄丽的橙园也曾是黄龙病的重灾区，2004年、2005两年，他忍痛挖掉了300多株——相当于5亩多地的橙树，直到2006年，才逐步控制住黄龙病。砍树是痛苦的，但为了保住其他果树，他别无选择。黄丽的橙园有个优势，那就是周边数公里内均无橙园，所以，他只需管理好自家的橙园即可，而无需担心外来病源侵袭。
但黄丽只是个个案，在廉江，更多的红橙是依据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小农模式种植出来的。在黄龙病面前，它们不堪一击。廉江的橙桔研究专家罗敏认为，零散的果农们没有严格选用无病毒种苗，也没有掌握好防控黄龙病的科学方法。
一旦病毒来袭，“这里一株，那里一株”，难以统一扑杀病源。“这家忍痛清除了染病的果树，隔壁家却不舍得”，最终导致忍痛割爱的人被心有不舍的人牵连，果树们“同归于尽”。
罗敏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事例：某棵果树被发现染了黄龙病，隔壁邻居向农业部门反映情况，农业部门认为得尽快拔除这棵树，但拔树得事先征得其主人的同意。这棵树的主人当时在深圳打工，一时联系不上，万般无奈之下，农业部门只得派人远赴深圳找他当面谈。
德庆沙糖桔
种植面积减少
价格上升伴随着成本上扬
50多岁的陈二来是广东德庆的一名老果农，早在2000年初，他就开始大规模种植沙糖桔。如今，他和儿子经营着60亩的果园。由于天时地利人和，陈二来前些年“赚了些钱”，但说起2009年的行情，陈二来“喜忧掺半”，跟廉江红橙一样，产量少了，价格升了。
在陈二来的60亩果园里，25亩为沙糖桔，2009年产量约为11万斤，比头两年减少了2万斤左右，减产幅度接近20%。而从德庆全县的情况看，沙糖桔的产量减幅约为30%。由于减产，品质有保障的沙糖桔价格比往年要高，可以卖到2.5-3元/斤。
陈二来给记者掐指算起了种植沙糖桔的细账，他认为，种植成本的增加是主因：“这两年病害不断，农药用得比以前多了，价格也升了不少，2009年，他喷药杀虫花了6万元左右，比往年多出了2万元。化肥的开销在5.5万元左右，比往年多出了1.5万元左右。工人的工资也涨了，各种工种的人力价格平均比往年提高了10元/天左右……算来算去，每斤砂糖桔的生产成本比往年多了0.2-0.3元左右。”价格升了，成本也涨了，他“可能没增收”。
陈二来说，这几年果农们的日子不好过：2008年四川发生“广元桔蛆事件”把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降到了谷底，冰冻雪灾等自然灾害不断，沙糖桔的价格总是“抬不起头来”。近两年，有不少果农都在亏本经营，信心全无，打理果园的时间和精力减少了，果园混乱，产品品质降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有的减少种植，在德庆的马圩、官圩等镇，一些失去了耐性的果农甚至选择了忍痛砍树。
农田租金何以10年涨10多倍？
广东省人大代表、茗皇茶业董事长李裕南是廉江人，从背井离乡进大城市打拼，到衣锦还乡扎根故土，老李走出了一条不寻常的人生轨迹。
老李的茶场“公社”
年近花甲的老李从小受够了苦日子，不仅他穷，乡亲们也不比他的日子好过。挨到而立之年，总算等到了改革开放，老李洗脚上田，走进了大城市，凭借药材生意，日积月累，他成了个赚钱能人。
随着年龄的增大，老李落叶归根的情绪越来越浓。2000年，他下定决心回到家乡长山镇生活。乡亲们的生活处境让他很不安，大家守着三五亩地，种着粮食和低档水果。人均年收入只有1200元左右，医疗、教育等生活成本又在猛增，他们该如何应对？
老李决定发挥自己在大城市积累的丰富的商业经验，帮乡亲们做点事情。他调查发现，当时湛江全市的茶叶年消费额约为六七百万元，规模可观；而且茶是保健品，“将来会逐步取代垃圾饮料”。家乡山清水秀，却没有种茶叶的传统，“太浪费了”。
老李觉得有前景，就发动乡亲们跟他一起种茶叶。但乡亲们却并不乐意：“还是种水果来得稳妥。”于是老李大胆地向乡亲们提出：“我跟你们每家都签25年的合同，茶叶种出来，我帮你们卖，统一包装、打品牌。无论发生什么天灾人祸，我包你们每亩地每年挣3000元，挣不到，我自掏腰包给你们补足。”乡亲们心动了，就纷纷“入伙”。
老李自己开荒了4000亩，2000户乡亲又拿出了9000亩，一个13000亩的茶场“公社”就此诞生。
一亩地产出5000元
拍着胸脯作出公开承诺，老李的压力很大：“如果销路不好，我也撑不了多久。”但他心里很乐观：“以前开药厂的时候，我在全国各个大城市基本上都设有办事处，只要质量好，依托药厂的网络，肯定能有所作为。以后要在全国开专卖店。”
老李的回乡彻底改变了乡亲们的耕作方式。除了一些琐碎的日常活，该操的心老李都替他们操了：从选种、配肥到防虫。以往，乡亲们专挑便宜的种子和化肥。老李却说“只要货真价实，投入再多也不在乎”，“投入多自然卖得贵”。
老李从台湾请行家，从大学聘教授，用台湾的高山茶和大红袍、铁观音嫁接出了一个新品种。茶场种的都是有机茶。有机茶的产量只有常规茶的一半，但价格却比常规茶贵三倍，单位土地的产出更高。老李还给茶场出产的茶叶统一注册了一个驰名商标。
老张的20亩地
如今，老李已在全国各地开设了60多家专卖店，他的茶叶，最贵能卖到1万多元/斤；最普通的，也能卖1000元/斤；而市场上的同类产品，一般只能卖100元/斤。
村民张修信10年前把自家的20亩土地投入老李的茶场公社，换来了如今每年至少10万元的收入。他平时忙自己的事，只是业余兼顾茶叶，省心省力。
10年前，张修信若租一亩地给别人，每年只能拿到可怜的5~10元的租金。而现在，他想租别人的地，100元/亩/年也很难租到。他说：“这是种在上面的东西变值钱的缘故。”种茶，一亩地可以产出5000元。
后来，有经济学家把老李发起的茶场“公社”总结为“公司+基地+农户”模式。
团结才有力量
这是一个世代纠缠着中国农民的难题：各自单干，丰收时，互相压价，价格低贱，农民难增收；欠收时，价格增高，但销量有限，农民依然难增收。
老李说，他已经解决了“大小年”的难题：“把规模做大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控制产量，来抵消价格波动的影响，让农民在风云变幻的市场中得到最大的实惠。”他认为自己的经验很值得推广：“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都还停留在小农阶段，只顾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精耕细作，技术进步缓慢，跟市场脱节，没价格谈判地位。打造品牌，单打独斗更是不大可能。”
“茶叶也有病虫害，我们统一管理就能解决——不洒农药，物理阻隔。我曾在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政府有责任撮合农民组织到一起，成立实体公司。农民们只有团结起来了才能有力量，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