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乡的大蒜生意链
金乡的大蒜生意链-食品产业网
长途汽车在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上疾驰,窗外是大片大片绿油油的麦田。一入金乡,就立即切换成了满眼黄绿相间的蒜田。
5月下旬,大蒜已经快到了可以收获的季节。
这一天,年逾七旬的本地农民老李头正在自家田里忙活。他打着一双赤脚,头戴尖顶斗笠,左手握蒜,右手挥铲,不怎么用力,就把一棵一棵的大蒜放倒在了身后。
几公里外,露天经营的南店子大蒜市场,则是另一番忙碌。一车一车的蒜头从四面八方拉过来,在道路两旁渐次排开。或买或卖的人们穿梭其间,验验货,谈谈价,互相褒贬一番。
对于大多数金乡人来说,新一年的大蒜生意又要开始了。
成语里的故事
如果不是有大蒜做背景,眼前的小城着实有些普通:没有高耸入云的大楼,街道上的空气也谈不上洁净,油乎乎的摩托三轮车东奔西突,人们大都穿着样式老旧的粗朴衣服。
在连接金乡县城与菏泽、定陶、东明等几个县市的主干道上,巨大的牌坊高高矗立,“中华蒜都”四个大字镌刻其上,张扬着小城的骄傲和神气。
县城里,几处显眼的位置贴着“诚信之源、蒜都水乡”的宣传语。“诚信之源”,指的是成语故事——范张鸡黍。金乡,就是这个成语的发源地。
这个成语故事,最早见诸于《后汉书·范式传》,明朝人冯梦龙在他的《喻世明言》里,又做了演绎。其大致情节是说,有个叫范式的山东人与一个叫张劭的河南人,他们在进京赶考途中相遇,当时范感染了瘟疫,在旅馆里奄奄一息,张不顾被传染的风险将其治愈,却因此耽误了考期。两人因此结拜成了义兄义弟,然后各自返乡,并约定一年后,范到张家拜谒义父义母。
转眼约期将至,张劭翘首以盼,他让母亲杀了鸡、煮了黍,迎接范式到来。而此时范式已转做生意,直到约期当天到了,他才突然想起这事,懊悔不已。
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飞机,范式又不想失信于张劭。怎么办?他突然想起一句古话“魂能日行千里”,于是拔刀自刎,“魂驾阴风,特来赴鸡黍之约。”
所有的惊世骇俗都已成了过往,如今,“鸡黍”作为一个地名,长久地留存下来,它成了小县金乡的一个镇。鸡黍之约里的诚信基因,也成为小城的一个招牌,本地人很喜欢以范式后人自居。
现在,范式后人的闻名,不再只是一个历史典故了,而是大蒜。
根据当地政府公开展示的宣传资料,全县大蒜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约占到全国大蒜出口总量的70%。
置身金乡,就像进入了大蒜的王国。不光农田里到处是大蒜,县城里也到处流淌着辣辣的气息。不光广告牌、雕塑、商店,随处可以看见“蒜”字,就连手机话费充值,在当地都有一种“大蒜卡”,以优惠套餐的形式发售。
人们也喜欢聊蒜。不管是出租司机,还是宾馆餐厅的服务员、路边小摊的小商贩,只要是说到大蒜,每个人都能跟你侃半天。小到吃蒜的好处,大到当下的市场行情,事事门儿清。
他们习惯性地递烟给我,言语中充满了热情的召唤,“来这里做生意吧,我们山东人,实在!”
一枝独秀
看地图,金乡周边,有成武、巨野、单县、鱼台等县市。这些地方都种大蒜,为什么唯独金乡大蒜最为有名?
还是蒜商们跟我讲述了里面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地来了一批东北的采购商,他们就是为了买蒜。为何大老远跑这里来买?主要与历史上的“山东人闯关东”有关。当年的山东人后来在东北扎了根,却始终忘不了家乡的味道,家乡产的大蒜,不仅好吃,而且可聊寄相思。
从东汉范式时代就开始经商的金乡人从中捕捉到了商机。
一个名叫杨玉震的乡镇干部在鸡黍镇建起了大蒜交易市场,引导农民与东北人一起做生意,一来二去,当地农民种蒜的积极性不断提高,财富效应很快引起其他乡镇的注意,整个金乡县的大蒜种植面积开始扩大。
再后来,对外贸易兴起,县里也在央视投放广告,还对几个重要的大蒜市场进行了改扩建。到2000年左右,政府开始号召蒜商建冷库,当时的口号是“要想富,建冷库”。
这样,等到其他邻近几个县市开始做蒜生意的时候,也只能望金乡之项背了。
大蒜生意链
鸡黍镇是“范张鸡黍”典故的发生地,也是当下金乡大蒜的重地。老李头家就在这个镇的大李村,距金乡县城约20分钟的车程。他和老伴操持着三亩农田,里面种的全是大蒜。
老李头埋着头在地里剜蒜,做生意对于他来说,好像是很遥不可及的事情。多少年来,过惯了农耕生活的他,无非是种完了收,收完了再种,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今年,因为“倒春寒”的关系,他的蒜不如往年大。但销路似乎并不用太发愁。每年一到收获季节,都会有开着小卡车的“二道贩子”进到村里,或者直接到田间地头收购大蒜。
“只要你要的价格合理,基本上都能卖得出去,”老李说,即便是有时村里小贩来得少,农民也可以自己找辆车,把蒜拉到镇上或县里的市场上去。
徐莹芝就是老李嘴里所谓的“二道贩子”。她自己不种蒜,专门收购农民手里的蒜,然后加点价卖出去。“其实我们挣的就是中间的差价,当然是把上游价格压得越低,下游价格抬得越高,才能有钱赚。”
为此,徐莹芝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买进卖出”模式。早在春节期间,她就和几个合作伙伴跑到邻县去,瞅准了一些蒜农地里的蒜,以每亩三四千元的价格将其买断。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以大订单形式,尽量压低收购价。
与此同时,徐莹芝也在为提高售出价格而努力。在南店子大蒜市场,她租下一间铺位。在此之前,她收上的蒜只能卖给更高一级的蒜贩子——“冷库主”,议价空间并不是很大。有了这间铺位之后,她就可以接触到外地来购蒜的客商,价格弹性也就上升了不少。
如果只是在露天状态下保存,大蒜的保鲜期不到半年,这意味着徐莹芝的生意做不长,她必须赶在大蒜发芽之前将其卖掉,于是每年春天,她都不得不转做蒜薹生意。
李兆芳的商业模式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建有冷库,每年只要将收上来的蒜晒干,入库之后就能存储一到两年。这种方式可以躲过大蒜集中上市的高峰期,一般来说出货时的价格总会比收购时高一些,这是李兆芳主要的利润来源。
另外,一个冷库存储洞大约可容纳大蒜600吨,很少有冷库主只存自己的货。李兆芳拥有三个冷库洞,他同时还做一些代收代存的生意。也就是说,徐莹芝可以部分租用他的冷库洞,然后向其支付一定租金。
同样做大生意的还有大蒜进出口企业老板李敬峰,他把蒜农、“二道贩子”、冷库主等不同主体手中的蒜买下来,雇人分拣、包装或者是将其加工成蒜素、蒜油、蒜米、蒜片,分门别类地出口到国外去。
老李、徐莹芝、李兆芳、李敬峰,这些人组成了金乡大蒜生意中最基本的链条。经由他们的手,大蒜从这个小城流向全国及海外的市场。
这个链条上,还有一些复杂的角色。比如,有人在市场上建了地磅,专门提供称量服务;也有人本身不买蒜卖蒜,只是帮助买方和卖方达成交易、谈拢价格,从中收取一定的中介费,人们叫他“大蒜经纪人”;也有温州或东北的商人,本人并不出现在金乡,而是通过电话遥控,指挥经纪人帮自己买蒜、卖蒜,有人称他们是“炒蒜团”;还有的干脆放弃粗笨的现货买卖,改做类似期货的大蒜电子盘交易,那是更高段位的生意了。
当我站在南店子市场上,和形形色色的蒜商聊天的时候,常常很难真正弄清楚他们到底属于哪一类人,不是他们故作神秘,也不是我理解能力的问题,而是很多时候他们都是一人扮演多重角色。譬如冷库主李兆芳,他家至今还有耕地,雇人种着几亩大蒜,算是既农又商,而且他还在帮几个温州人囤蒜、炒蒜,也可以叫他“大蒜经纪人”。
被改变的生活
大蒜市场的兴旺,迅速带起一批小康村和一批富裕农民。
毗邻国际大蒜商贸城的鱼山镇崔口村是远近闻名的“别墅村”,40多套风格统一的双层小楼整整齐齐地矗立在村口,看上去既简洁,又洋气。别墅与别墅之间设有固定的间距,很多居住者用围栏将它围起来,形成一方小小的院子。有的人家在里面种花,有的在里面种菜,也有人养鸭养鸡。
村民们说,这些别墅大多修建于三四年前,当时鱼山镇的不少村子都在搞旧村改造,村委会听取群众的意见后,决定在村口修建别墅。村委会出资80万购买了一张别墅设计图,并负责找施工队修建,然后以15万元的成本价卖给本村村民。这些别墅很快就卖完了。
30多岁的韩允涛是别墅居民之一,他很小的时候就看到家族里的长辈在倒腾大蒜,后来自己长大了,也参与了进去。
十几年前他和长辈们一起,做了一单出口大蒜的生意,一下就净赚了40多万元。当时,他们先赊了农民的蒜,外商付款后,就开着桑塔纳去给人家挨家挨户送钱,后备箱一摞摞的现钞,感觉很是过瘾。
居住在别墅里的大都是本村人,只有少数几栋卖给了村外人。“现在村里不让建了,要是让建,肯定还会更多。也有人家有小孩在外地读书,父母就直接在那个城市买房子,搬过去住。”
与崔口村类似,靠近市场的李楼、南店子、金一等几个村也相当富庶,村里面都修着笔直的马路,经常可以看到有轿车出没。
所有这些,都与金乡县城的破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说,金乡“富百姓穷政府”、“富乡村穷县城”的现象已经非常明显。
与此同时,财富的迅速聚集也在悄悄助长着人们的投机心理。乘坐出租车时,好几个司机跟我兴奋地描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一夜爆富”故事。据说他们自己也开始“炒蒜”了。
不过,国务院新近释放的“严打农产品价格炒作”信号,已经开始让一些蒜商有了戒备心理,因为蒜价的起伏关联着他们生活的起落,一旦操作不慎,积攒多年的财富很可能瞬间化为乌有。
41岁的周雪峰是金一村的村委书记,也是蒜农和蒜商。他曾因在网上实名批驳央视《疯狂的大蒜》而出名,“打击炒作我们不反对,但人为干预市场价格,肯定会挫伤蒜商的积极性,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蒜农。另外,我们也一直都不理解,为啥前几年蒜价低到离谱时,没谁来关心蒜农,现在蒜价高了一点,咋就能闹这么大的动静呢?”
即将离开小城返回北京的时候,我看见许多自带铺盖卷的农民,一脸倦意地站在距离南店子市场不远处的马路牙子上,在等待蒜商的临时雇佣。他们是从周边几个县市过来“淘金”的。
载我的出租司机颇有些自豪地说,“看,大蒜不光养活了我们金乡,它还在养着更多的人。”
5月下旬,大蒜已经快到了可以收获的季节。
这一天,年逾七旬的本地农民老李头正在自家田里忙活。他打着一双赤脚,头戴尖顶斗笠,左手握蒜,右手挥铲,不怎么用力,就把一棵一棵的大蒜放倒在了身后。
几公里外,露天经营的南店子大蒜市场,则是另一番忙碌。一车一车的蒜头从四面八方拉过来,在道路两旁渐次排开。或买或卖的人们穿梭其间,验验货,谈谈价,互相褒贬一番。
对于大多数金乡人来说,新一年的大蒜生意又要开始了。
成语里的故事
如果不是有大蒜做背景,眼前的小城着实有些普通:没有高耸入云的大楼,街道上的空气也谈不上洁净,油乎乎的摩托三轮车东奔西突,人们大都穿着样式老旧的粗朴衣服。
在连接金乡县城与菏泽、定陶、东明等几个县市的主干道上,巨大的牌坊高高矗立,“中华蒜都”四个大字镌刻其上,张扬着小城的骄傲和神气。
县城里,几处显眼的位置贴着“诚信之源、蒜都水乡”的宣传语。“诚信之源”,指的是成语故事——范张鸡黍。金乡,就是这个成语的发源地。
这个成语故事,最早见诸于《后汉书·范式传》,明朝人冯梦龙在他的《喻世明言》里,又做了演绎。其大致情节是说,有个叫范式的山东人与一个叫张劭的河南人,他们在进京赶考途中相遇,当时范感染了瘟疫,在旅馆里奄奄一息,张不顾被传染的风险将其治愈,却因此耽误了考期。两人因此结拜成了义兄义弟,然后各自返乡,并约定一年后,范到张家拜谒义父义母。
转眼约期将至,张劭翘首以盼,他让母亲杀了鸡、煮了黍,迎接范式到来。而此时范式已转做生意,直到约期当天到了,他才突然想起这事,懊悔不已。
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飞机,范式又不想失信于张劭。怎么办?他突然想起一句古话“魂能日行千里”,于是拔刀自刎,“魂驾阴风,特来赴鸡黍之约。”
所有的惊世骇俗都已成了过往,如今,“鸡黍”作为一个地名,长久地留存下来,它成了小县金乡的一个镇。鸡黍之约里的诚信基因,也成为小城的一个招牌,本地人很喜欢以范式后人自居。
现在,范式后人的闻名,不再只是一个历史典故了,而是大蒜。
根据当地政府公开展示的宣传资料,全县大蒜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约占到全国大蒜出口总量的70%。
置身金乡,就像进入了大蒜的王国。不光农田里到处是大蒜,县城里也到处流淌着辣辣的气息。不光广告牌、雕塑、商店,随处可以看见“蒜”字,就连手机话费充值,在当地都有一种“大蒜卡”,以优惠套餐的形式发售。
人们也喜欢聊蒜。不管是出租司机,还是宾馆餐厅的服务员、路边小摊的小商贩,只要是说到大蒜,每个人都能跟你侃半天。小到吃蒜的好处,大到当下的市场行情,事事门儿清。
他们习惯性地递烟给我,言语中充满了热情的召唤,“来这里做生意吧,我们山东人,实在!”
一枝独秀
看地图,金乡周边,有成武、巨野、单县、鱼台等县市。这些地方都种大蒜,为什么唯独金乡大蒜最为有名?
还是蒜商们跟我讲述了里面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地来了一批东北的采购商,他们就是为了买蒜。为何大老远跑这里来买?主要与历史上的“山东人闯关东”有关。当年的山东人后来在东北扎了根,却始终忘不了家乡的味道,家乡产的大蒜,不仅好吃,而且可聊寄相思。
从东汉范式时代就开始经商的金乡人从中捕捉到了商机。
一个名叫杨玉震的乡镇干部在鸡黍镇建起了大蒜交易市场,引导农民与东北人一起做生意,一来二去,当地农民种蒜的积极性不断提高,财富效应很快引起其他乡镇的注意,整个金乡县的大蒜种植面积开始扩大。
再后来,对外贸易兴起,县里也在央视投放广告,还对几个重要的大蒜市场进行了改扩建。到2000年左右,政府开始号召蒜商建冷库,当时的口号是“要想富,建冷库”。
这样,等到其他邻近几个县市开始做蒜生意的时候,也只能望金乡之项背了。
大蒜生意链
鸡黍镇是“范张鸡黍”典故的发生地,也是当下金乡大蒜的重地。老李头家就在这个镇的大李村,距金乡县城约20分钟的车程。他和老伴操持着三亩农田,里面种的全是大蒜。
老李头埋着头在地里剜蒜,做生意对于他来说,好像是很遥不可及的事情。多少年来,过惯了农耕生活的他,无非是种完了收,收完了再种,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今年,因为“倒春寒”的关系,他的蒜不如往年大。但销路似乎并不用太发愁。每年一到收获季节,都会有开着小卡车的“二道贩子”进到村里,或者直接到田间地头收购大蒜。
“只要你要的价格合理,基本上都能卖得出去,”老李说,即便是有时村里小贩来得少,农民也可以自己找辆车,把蒜拉到镇上或县里的市场上去。
徐莹芝就是老李嘴里所谓的“二道贩子”。她自己不种蒜,专门收购农民手里的蒜,然后加点价卖出去。“其实我们挣的就是中间的差价,当然是把上游价格压得越低,下游价格抬得越高,才能有钱赚。”
为此,徐莹芝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买进卖出”模式。早在春节期间,她就和几个合作伙伴跑到邻县去,瞅准了一些蒜农地里的蒜,以每亩三四千元的价格将其买断。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以大订单形式,尽量压低收购价。
与此同时,徐莹芝也在为提高售出价格而努力。在南店子大蒜市场,她租下一间铺位。在此之前,她收上的蒜只能卖给更高一级的蒜贩子——“冷库主”,议价空间并不是很大。有了这间铺位之后,她就可以接触到外地来购蒜的客商,价格弹性也就上升了不少。
如果只是在露天状态下保存,大蒜的保鲜期不到半年,这意味着徐莹芝的生意做不长,她必须赶在大蒜发芽之前将其卖掉,于是每年春天,她都不得不转做蒜薹生意。
李兆芳的商业模式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建有冷库,每年只要将收上来的蒜晒干,入库之后就能存储一到两年。这种方式可以躲过大蒜集中上市的高峰期,一般来说出货时的价格总会比收购时高一些,这是李兆芳主要的利润来源。
另外,一个冷库存储洞大约可容纳大蒜600吨,很少有冷库主只存自己的货。李兆芳拥有三个冷库洞,他同时还做一些代收代存的生意。也就是说,徐莹芝可以部分租用他的冷库洞,然后向其支付一定租金。
同样做大生意的还有大蒜进出口企业老板李敬峰,他把蒜农、“二道贩子”、冷库主等不同主体手中的蒜买下来,雇人分拣、包装或者是将其加工成蒜素、蒜油、蒜米、蒜片,分门别类地出口到国外去。
老李、徐莹芝、李兆芳、李敬峰,这些人组成了金乡大蒜生意中最基本的链条。经由他们的手,大蒜从这个小城流向全国及海外的市场。
这个链条上,还有一些复杂的角色。比如,有人在市场上建了地磅,专门提供称量服务;也有人本身不买蒜卖蒜,只是帮助买方和卖方达成交易、谈拢价格,从中收取一定的中介费,人们叫他“大蒜经纪人”;也有温州或东北的商人,本人并不出现在金乡,而是通过电话遥控,指挥经纪人帮自己买蒜、卖蒜,有人称他们是“炒蒜团”;还有的干脆放弃粗笨的现货买卖,改做类似期货的大蒜电子盘交易,那是更高段位的生意了。
当我站在南店子市场上,和形形色色的蒜商聊天的时候,常常很难真正弄清楚他们到底属于哪一类人,不是他们故作神秘,也不是我理解能力的问题,而是很多时候他们都是一人扮演多重角色。譬如冷库主李兆芳,他家至今还有耕地,雇人种着几亩大蒜,算是既农又商,而且他还在帮几个温州人囤蒜、炒蒜,也可以叫他“大蒜经纪人”。
被改变的生活
大蒜市场的兴旺,迅速带起一批小康村和一批富裕农民。
毗邻国际大蒜商贸城的鱼山镇崔口村是远近闻名的“别墅村”,40多套风格统一的双层小楼整整齐齐地矗立在村口,看上去既简洁,又洋气。别墅与别墅之间设有固定的间距,很多居住者用围栏将它围起来,形成一方小小的院子。有的人家在里面种花,有的在里面种菜,也有人养鸭养鸡。
村民们说,这些别墅大多修建于三四年前,当时鱼山镇的不少村子都在搞旧村改造,村委会听取群众的意见后,决定在村口修建别墅。村委会出资80万购买了一张别墅设计图,并负责找施工队修建,然后以15万元的成本价卖给本村村民。这些别墅很快就卖完了。
30多岁的韩允涛是别墅居民之一,他很小的时候就看到家族里的长辈在倒腾大蒜,后来自己长大了,也参与了进去。
十几年前他和长辈们一起,做了一单出口大蒜的生意,一下就净赚了40多万元。当时,他们先赊了农民的蒜,外商付款后,就开着桑塔纳去给人家挨家挨户送钱,后备箱一摞摞的现钞,感觉很是过瘾。
居住在别墅里的大都是本村人,只有少数几栋卖给了村外人。“现在村里不让建了,要是让建,肯定还会更多。也有人家有小孩在外地读书,父母就直接在那个城市买房子,搬过去住。”
与崔口村类似,靠近市场的李楼、南店子、金一等几个村也相当富庶,村里面都修着笔直的马路,经常可以看到有轿车出没。
所有这些,都与金乡县城的破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说,金乡“富百姓穷政府”、“富乡村穷县城”的现象已经非常明显。
与此同时,财富的迅速聚集也在悄悄助长着人们的投机心理。乘坐出租车时,好几个司机跟我兴奋地描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一夜爆富”故事。据说他们自己也开始“炒蒜”了。
不过,国务院新近释放的“严打农产品价格炒作”信号,已经开始让一些蒜商有了戒备心理,因为蒜价的起伏关联着他们生活的起落,一旦操作不慎,积攒多年的财富很可能瞬间化为乌有。
41岁的周雪峰是金一村的村委书记,也是蒜农和蒜商。他曾因在网上实名批驳央视《疯狂的大蒜》而出名,“打击炒作我们不反对,但人为干预市场价格,肯定会挫伤蒜商的积极性,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蒜农。另外,我们也一直都不理解,为啥前几年蒜价低到离谱时,没谁来关心蒜农,现在蒜价高了一点,咋就能闹这么大的动静呢?”
即将离开小城返回北京的时候,我看见许多自带铺盖卷的农民,一脸倦意地站在距离南店子市场不远处的马路牙子上,在等待蒜商的临时雇佣。他们是从周边几个县市过来“淘金”的。
载我的出租司机颇有些自豪地说,“看,大蒜不光养活了我们金乡,它还在养着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