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革命”缘于饥饿的肚皮
“绿色革命”缘于人们饥饿的肚皮-食品产业网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炎热、拥挤、饥饿的世界呢？”这是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的问题。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是享誉世界的农业研究中心，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他们的研究成果令全世界玉米、稻米和小麦的平均产量提高了一倍多。这一成就非常重大，被称作“绿色革命”。然而，随着世界人口将在本世纪中期直逼90亿，这些专家表示：“我们需要再次发挥这种本领，使粮食产量到2030年能比现在翻一倍。”换句话说，人们需要另一场“绿色革命”，而且要迅速完成。
起源于印度的“绿色革命”
83岁的印度人谷恰兰·辛·卡卡特还记得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饥荒。1943年，400万人死于“孟加拉饥荒”。此后20年，印度必须每年进口数百万吨谷物以解决吃饭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度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干旱，民不聊生。当时，美国育种专家博·伯劳格和印度研究人员合作，将他的高产麦种引入了印度旁遮普邦。这引发了历史上有名的“绿色革命”。当时，卡卡特是旁遮普邦主管农业的官员。到1970年，农民付出同样的劳动已经可以获得相当于原来3倍的收入。“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盈余的粮食。”卡卡特说，“学校提前一个月放假以腾出教室放置收获的麦子。”
伯劳格生于美国衣阿华州，他的理想是将使美国中西部农业丰产的耕作经验介绍到世界上的贫困地区。他新培育的新品种矮麦比以前的品种优良得多，矮麦的秆短而硬，便于支撑饱满硕大的麦穗。只要有充足的水、肥料、避免病虫害，这一新品种即可推广。印度政府承担了修建水渠、准备肥料和挖水井的费用，还提供免费电力供附近居民抽水。新品种很快传遍了亚洲，并改变了数百万农民的耕作传统。不久之后，农民们还收获了“神奇的”高产水稻。这些新作物成熟得快，现在旁遮普邦的小麦、水稻、棉花都是一年两熟，而非从前的一年一熟。正因为如此，旁遮普邦和临近的哈里亚纳邦成为了印度粮食主产区。
伯劳格掀起的“绿色革命”和现在保护环境的绿色行动没什么关系。前者使用化肥和农药来培育大量的单一作物，这种培育单一作物的机械化耕作方式与当今有机农业的大趋势背道而驰。其实，“绿色革命”一词由时任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署长威廉·高德在1968年提出，主要是为了和俄罗斯的“红色革命”形成对比。在俄罗斯红色革命中，工人和农民推翻了封建落后的沙皇政府的统治。比“红色革命”平和得多的“绿色革命”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伯劳格也因此获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非洲开始引入“绿色革命”
孕育过人类的祖先——智人的非洲，现在土壤毁损、降雨无常、人口激增的状态极有可能就是人类的未来。由于基础设施缺乏、贪污、市场机制等许多原因，“绿色革命”一度与非洲无缘。1970－2000年，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人均粮食产量不增反减；与此同时，激增的人口使得那里平均每年有1000万吨的粮食缺口。现在，全世界吃不饱饭的人有四分之一生活在那里。
位于非洲内陆的小国马拉维由于旅游业前景不错而被称为“非洲的温暖之心”，但同时马拉维也是非洲的“饥饿之心”，是非洲大陆农业灾害频发的国家。在这一非洲最贫穷、人口最稠密的国家里，大部分居民种植玉米，一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2005年，马拉维又一次滴雨未下，1300万人口有三分之一以上靠食品救济生存。马拉维总统说，他可不是被选出来领导一个乞丐之国的。在一开始劝说世界银行和其他捐赠者资助引进“绿色革命”失败后，他决定从国库动用5800万美元为贫困的农民购买优良的种子和肥料。后来，看到希望的世界银行还是提供了帮助，并说服他把补助金用于最贫困的农民身上。约有130万农户拿到了配给券，他们可以以市价三分之一的价格买3千克的优良玉米种子和两袋50千克的肥料。
接下来发生的事堪称“马拉维奇迹”。优良的种子和少许的肥料，加之滋润土壤的雨水降临，当地农民在之后的两年获得了大丰收。2007年的收成约有344万吨，创下了该国的记录。“当地粮食增产很多，2006年增收18%，2007年又增收53%，还有部分粮食可供出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热带农业项目负责人佩德罗·桑奇斯说。他还担任了马拉维政府的农业顾问。
事实上，这个变化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农业投资对减少贫穷国家的饥荒是多么重要。2007年10月，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认定国际组织和非洲各国政府都没有充分帮助非洲的贫困农民，且过去15年来忽略了对农业的投资。在经过了几十年来对农业投资缺乏信心，征询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却鲜见实效后，世界银行等组织在过去的两年已改弦更张，开始向农业注入资金。
近年来，“将绿色革命引入非洲”计划开始启动。2006年以来，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共捐赠了近5亿美元援助非洲的“绿色革命”联盟。该联盟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植物育种计划引进到非洲各大学，提供给农民充足的肥料。接待我们调查这个计划执行情况的是瘦小精干的菲丽瑞·纳可玛女士，她在马拉维的一个乡村里担任农业推广干事。我们搭乘一辆小货车，从她位于尚巴区的办公室出发，穿越被火烧黑、点缀着蓝紫色花的田野。途中，她向我们介绍了当地的执行情况。村民可以拿到免费的优良种子与化肥，只是他们在收获时必须拿出3袋玉米支持学校的餐饮项目。他们也可以领取蚊帐和抗疟疾药物，享受诊所住院医师的治疗，拥有一间存放粮食的仓库，而且每户有一口离家不超过1000米的水井。在受到资助的村子里，学校、道路交通、电路与网络系统也在不断修建和完善之中。
这片乡村显得欣欣向荣。纳可玛带我去看用闪亮的波型钢做屋顶的新建砖房和一座装满了种子和肥料的仓库。树荫下有100多个村民正在听银行工作人员讲解如何申请农业贷款。马拉维的“机遇国际银行”把一辆卡车暂时改作移动银行，好几个人在车子的出纳窗口前排队取钱。卖卷心菜的科斯马斯·吉姆威尔也在排队。他说：“卷心菜卖得很好，我已经买了三辆自行车、一台电视、一部手机，还修建了更好的房子。”
这些事总能让协助引进这项著名计划的官员费赞·帝波提感到欣慰。他说：“当时国际捐助者跑过来问，‘你们要什么？’我们回答我们不要钱，也不要面粉，只要肥料和优良种子，他就算做了好事了。”现在，村民不必整天乞食来养活腹部隆起的生病的孩子。说着，他望着几个从村子的新水井中打水，边洗衣边嬉闹的孩子。“这个项目实施后，到处都有清澈、洁净的水了。”帝波提说。
“绿色革命”后遗症
虽然非洲一些国家正在引入“绿色革命”，但是，“绿色革命”的奇迹如今在印度旁遮普邦消失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粮食产量的增长趋势已基本停止，而过度的灌溉导致地下水水位骤降。成千上万亩的耕地成了盐碱地、泡水地。40多年的密集灌溉、施肥、使用农药，极大地破坏了旁遮普邦的土壤，也伤害了那里的居民。在尘土飞扬的不提瓦拉村，大约有6000多居民。留着飘逸长须、头戴蓝色长巾的村长老贾格瑟·辛算出了死亡总人数，“过去4年中，我们这儿有4人死于癌症。”他说，“医生说，我们这里的癌症可能是水质不好引起的，我们这里的水被农药污染了，但是大家别无选择，只能喝这些毒水。”
穿过狭窄的街巷和路旁成堆的干牛粪，贾格瑟·辛带我们去见阿玛姬·考尔。她是一位40多岁的瘦削女人，常年喝用她们大杂院里的手动水泵抽上来的水，去年查出患了乳腺癌。50岁的泰姬·考尔也得了乳腺癌。她说乳腺癌手术的痛根本比不上失去孙子的痛，她的孙子7岁时就因白血病夭折了。贾德夫·辛是个长得很可爱的14岁男孩，可脊椎却在慢慢退化。他父亲谈到他的病时，贾德夫·辛正坐在轮椅上看电视里印地语版的《天线宝宝》，医生说他活不过20岁。
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癌症病例肯定是由农药引发的，但是研究人员在旁遮普邦农民的血液中、地下水中、蔬菜里、甚至母乳中都检测出了长期不能分解的农药。因为从马尔瓦区坐火车到比卡内尔癌症医院看病的人太多了，所以那趟火车被叫做“癌症快车”。政府很重视这一现象，花了一大笔资金为受害最重的村庄兴建逆渗透水处理厂。此外，越来越昂贵的化肥和农药成为旁遮普邦农民的沉重负担，让很多农民欠了一屁股债。研究发现，1988－2006年，旁遮普邦接受统计的93个村子里就发生了1400多起农民自杀事件。据某些团体估计，旁遮普邦在那段时间的自杀人数共计为4万～6万。其中，很多人喝农药或者上吊。
“绿色革命带给我们的只有衰败。”贾贾尔村的退休教师加奈尔·辛说，“它毁了我们的土壤、环境、地下水，从前村子里有个市集，大家常聚在一起放松，很开心。现在，我们则是在医院聚会。政府为了使粮食增产，牺牲了旁遮普邦人民的健康。”当然，也有持不同观点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知名土壤学教授拉坦·拉尔就是其中之一。他1963年毕业于旁遮普大学。他认为，大多数问题来源于滥用而不是正确采用“绿色革命”的技术，包括过度使用化肥、农药、过度灌溉。当地农民还清除田里剩下的所有作物，相当于把土里的养分都清走了。“我知道水质恶化和水位下降的问题。”拉尔说，“我们付出了饮用水的代价，但如若不这样，人们连命都保不住。”
第二次“绿色革命”
从粮食生产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否认“绿色革命”的好处。自从引进了伯劳格开发的新品种，印度就没出现过饥荒，全世界的谷物产量也增加了一倍多。然而，“绿色革命”真能解决全世界的粮食危机吗？2008年，一项名为“国际农业知识科学与科技发展评估”的研究指出，过去30年间科技进步带来的粮食增产并没有让世界上的穷人获得更多食物。这项研究延续了6年，是由世界银行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发起的，有400位农业专家参与其中。
“绿色革命”带来的土壤污染和地下水枯竭是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麦克·波伦认为这是“绿色革命”的致命弱点。“一个农民想养活140个美国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栽培单一的高产作物，那样做需要大量由化石燃料加工而成的肥料和农药。”波伦说，“这只适合用于化石燃料很便宜的年代，但这样的年代马上要结束了。鼓励农民依赖化石燃料，显然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
许多农学家和农民相信，解决目前的粮食危机得靠第二次“绿色革命”，这要依赖科学家在农作物基因领域的新发现。植物育种专家已经基本弄清了玉米与黄豆类植物的共约5万个基因的序列，并正在以几年前还无法想象的方式运用这些知识。农业巨头孟山都公司的技术总监罗伯特·弗雷里认为，基因改造能让一种作物充分吸取另一作物的优点，所以培育出的新品种产量更高、需肥量更少、更耐旱，这些都是过去十年来大家希望达到的目标。他相信到2030年，生物技术将使孟山都公司的核心作物玉米、棉花、黄豆等的产量增加一倍。“我们即将见证的，或许是有史以来基础科学对农业做出最大贡献的一个时期。”
到目前为止，让“绿色革命”的作物不必依赖灌溉和肥料而茁壮生长的基因突破尚未产生。孟山都公司的弗雷里预测他们公司在2012年之前会在美国市场推出抗旱玉米。该作物在干旱时期有望增加的产量比标准的非耐旱植物多6%～10%。（科学画报 ）
起源于印度的“绿色革命”
83岁的印度人谷恰兰·辛·卡卡特还记得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饥荒。1943年，400万人死于“孟加拉饥荒”。此后20年，印度必须每年进口数百万吨谷物以解决吃饭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度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干旱，民不聊生。当时，美国育种专家博·伯劳格和印度研究人员合作，将他的高产麦种引入了印度旁遮普邦。这引发了历史上有名的“绿色革命”。当时，卡卡特是旁遮普邦主管农业的官员。到1970年，农民付出同样的劳动已经可以获得相当于原来3倍的收入。“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盈余的粮食。”卡卡特说，“学校提前一个月放假以腾出教室放置收获的麦子。”
伯劳格生于美国衣阿华州，他的理想是将使美国中西部农业丰产的耕作经验介绍到世界上的贫困地区。他新培育的新品种矮麦比以前的品种优良得多，矮麦的秆短而硬，便于支撑饱满硕大的麦穗。只要有充足的水、肥料、避免病虫害，这一新品种即可推广。印度政府承担了修建水渠、准备肥料和挖水井的费用，还提供免费电力供附近居民抽水。新品种很快传遍了亚洲，并改变了数百万农民的耕作传统。不久之后，农民们还收获了“神奇的”高产水稻。这些新作物成熟得快，现在旁遮普邦的小麦、水稻、棉花都是一年两熟，而非从前的一年一熟。正因为如此，旁遮普邦和临近的哈里亚纳邦成为了印度粮食主产区。
伯劳格掀起的“绿色革命”和现在保护环境的绿色行动没什么关系。前者使用化肥和农药来培育大量的单一作物，这种培育单一作物的机械化耕作方式与当今有机农业的大趋势背道而驰。其实，“绿色革命”一词由时任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署长威廉·高德在1968年提出，主要是为了和俄罗斯的“红色革命”形成对比。在俄罗斯红色革命中，工人和农民推翻了封建落后的沙皇政府的统治。比“红色革命”平和得多的“绿色革命”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伯劳格也因此获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非洲开始引入“绿色革命”
孕育过人类的祖先——智人的非洲，现在土壤毁损、降雨无常、人口激增的状态极有可能就是人类的未来。由于基础设施缺乏、贪污、市场机制等许多原因，“绿色革命”一度与非洲无缘。1970－2000年，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人均粮食产量不增反减；与此同时，激增的人口使得那里平均每年有1000万吨的粮食缺口。现在，全世界吃不饱饭的人有四分之一生活在那里。
位于非洲内陆的小国马拉维由于旅游业前景不错而被称为“非洲的温暖之心”，但同时马拉维也是非洲的“饥饿之心”，是非洲大陆农业灾害频发的国家。在这一非洲最贫穷、人口最稠密的国家里，大部分居民种植玉米，一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2005年，马拉维又一次滴雨未下，1300万人口有三分之一以上靠食品救济生存。马拉维总统说，他可不是被选出来领导一个乞丐之国的。在一开始劝说世界银行和其他捐赠者资助引进“绿色革命”失败后，他决定从国库动用5800万美元为贫困的农民购买优良的种子和肥料。后来，看到希望的世界银行还是提供了帮助，并说服他把补助金用于最贫困的农民身上。约有130万农户拿到了配给券，他们可以以市价三分之一的价格买3千克的优良玉米种子和两袋50千克的肥料。
接下来发生的事堪称“马拉维奇迹”。优良的种子和少许的肥料，加之滋润土壤的雨水降临，当地农民在之后的两年获得了大丰收。2007年的收成约有344万吨，创下了该国的记录。“当地粮食增产很多，2006年增收18%，2007年又增收53%，还有部分粮食可供出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热带农业项目负责人佩德罗·桑奇斯说。他还担任了马拉维政府的农业顾问。
事实上，这个变化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农业投资对减少贫穷国家的饥荒是多么重要。2007年10月，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认定国际组织和非洲各国政府都没有充分帮助非洲的贫困农民，且过去15年来忽略了对农业的投资。在经过了几十年来对农业投资缺乏信心，征询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却鲜见实效后，世界银行等组织在过去的两年已改弦更张，开始向农业注入资金。
近年来，“将绿色革命引入非洲”计划开始启动。2006年以来，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共捐赠了近5亿美元援助非洲的“绿色革命”联盟。该联盟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植物育种计划引进到非洲各大学，提供给农民充足的肥料。接待我们调查这个计划执行情况的是瘦小精干的菲丽瑞·纳可玛女士，她在马拉维的一个乡村里担任农业推广干事。我们搭乘一辆小货车，从她位于尚巴区的办公室出发，穿越被火烧黑、点缀着蓝紫色花的田野。途中，她向我们介绍了当地的执行情况。村民可以拿到免费的优良种子与化肥，只是他们在收获时必须拿出3袋玉米支持学校的餐饮项目。他们也可以领取蚊帐和抗疟疾药物，享受诊所住院医师的治疗，拥有一间存放粮食的仓库，而且每户有一口离家不超过1000米的水井。在受到资助的村子里，学校、道路交通、电路与网络系统也在不断修建和完善之中。
这片乡村显得欣欣向荣。纳可玛带我去看用闪亮的波型钢做屋顶的新建砖房和一座装满了种子和肥料的仓库。树荫下有100多个村民正在听银行工作人员讲解如何申请农业贷款。马拉维的“机遇国际银行”把一辆卡车暂时改作移动银行，好几个人在车子的出纳窗口前排队取钱。卖卷心菜的科斯马斯·吉姆威尔也在排队。他说：“卷心菜卖得很好，我已经买了三辆自行车、一台电视、一部手机，还修建了更好的房子。”
这些事总能让协助引进这项著名计划的官员费赞·帝波提感到欣慰。他说：“当时国际捐助者跑过来问，‘你们要什么？’我们回答我们不要钱，也不要面粉，只要肥料和优良种子，他就算做了好事了。”现在，村民不必整天乞食来养活腹部隆起的生病的孩子。说着，他望着几个从村子的新水井中打水，边洗衣边嬉闹的孩子。“这个项目实施后，到处都有清澈、洁净的水了。”帝波提说。
“绿色革命”后遗症
虽然非洲一些国家正在引入“绿色革命”，但是，“绿色革命”的奇迹如今在印度旁遮普邦消失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粮食产量的增长趋势已基本停止，而过度的灌溉导致地下水水位骤降。成千上万亩的耕地成了盐碱地、泡水地。40多年的密集灌溉、施肥、使用农药，极大地破坏了旁遮普邦的土壤，也伤害了那里的居民。在尘土飞扬的不提瓦拉村，大约有6000多居民。留着飘逸长须、头戴蓝色长巾的村长老贾格瑟·辛算出了死亡总人数，“过去4年中，我们这儿有4人死于癌症。”他说，“医生说，我们这里的癌症可能是水质不好引起的，我们这里的水被农药污染了，但是大家别无选择，只能喝这些毒水。”
穿过狭窄的街巷和路旁成堆的干牛粪，贾格瑟·辛带我们去见阿玛姬·考尔。她是一位40多岁的瘦削女人，常年喝用她们大杂院里的手动水泵抽上来的水，去年查出患了乳腺癌。50岁的泰姬·考尔也得了乳腺癌。她说乳腺癌手术的痛根本比不上失去孙子的痛，她的孙子7岁时就因白血病夭折了。贾德夫·辛是个长得很可爱的14岁男孩，可脊椎却在慢慢退化。他父亲谈到他的病时，贾德夫·辛正坐在轮椅上看电视里印地语版的《天线宝宝》，医生说他活不过20岁。
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癌症病例肯定是由农药引发的，但是研究人员在旁遮普邦农民的血液中、地下水中、蔬菜里、甚至母乳中都检测出了长期不能分解的农药。因为从马尔瓦区坐火车到比卡内尔癌症医院看病的人太多了，所以那趟火车被叫做“癌症快车”。政府很重视这一现象，花了一大笔资金为受害最重的村庄兴建逆渗透水处理厂。此外，越来越昂贵的化肥和农药成为旁遮普邦农民的沉重负担，让很多农民欠了一屁股债。研究发现，1988－2006年，旁遮普邦接受统计的93个村子里就发生了1400多起农民自杀事件。据某些团体估计，旁遮普邦在那段时间的自杀人数共计为4万～6万。其中，很多人喝农药或者上吊。
“绿色革命带给我们的只有衰败。”贾贾尔村的退休教师加奈尔·辛说，“它毁了我们的土壤、环境、地下水，从前村子里有个市集，大家常聚在一起放松，很开心。现在，我们则是在医院聚会。政府为了使粮食增产，牺牲了旁遮普邦人民的健康。”当然，也有持不同观点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知名土壤学教授拉坦·拉尔就是其中之一。他1963年毕业于旁遮普大学。他认为，大多数问题来源于滥用而不是正确采用“绿色革命”的技术，包括过度使用化肥、农药、过度灌溉。当地农民还清除田里剩下的所有作物，相当于把土里的养分都清走了。“我知道水质恶化和水位下降的问题。”拉尔说，“我们付出了饮用水的代价，但如若不这样，人们连命都保不住。”
第二次“绿色革命”
从粮食生产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否认“绿色革命”的好处。自从引进了伯劳格开发的新品种，印度就没出现过饥荒，全世界的谷物产量也增加了一倍多。然而，“绿色革命”真能解决全世界的粮食危机吗？2008年，一项名为“国际农业知识科学与科技发展评估”的研究指出，过去30年间科技进步带来的粮食增产并没有让世界上的穷人获得更多食物。这项研究延续了6年，是由世界银行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发起的，有400位农业专家参与其中。
“绿色革命”带来的土壤污染和地下水枯竭是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麦克·波伦认为这是“绿色革命”的致命弱点。“一个农民想养活140个美国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栽培单一的高产作物，那样做需要大量由化石燃料加工而成的肥料和农药。”波伦说，“这只适合用于化石燃料很便宜的年代，但这样的年代马上要结束了。鼓励农民依赖化石燃料，显然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
许多农学家和农民相信，解决目前的粮食危机得靠第二次“绿色革命”，这要依赖科学家在农作物基因领域的新发现。植物育种专家已经基本弄清了玉米与黄豆类植物的共约5万个基因的序列，并正在以几年前还无法想象的方式运用这些知识。农业巨头孟山都公司的技术总监罗伯特·弗雷里认为，基因改造能让一种作物充分吸取另一作物的优点，所以培育出的新品种产量更高、需肥量更少、更耐旱，这些都是过去十年来大家希望达到的目标。他相信到2030年，生物技术将使孟山都公司的核心作物玉米、棉花、黄豆等的产量增加一倍。“我们即将见证的，或许是有史以来基础科学对农业做出最大贡献的一个时期。”
到目前为止，让“绿色革命”的作物不必依赖灌溉和肥料而茁壮生长的基因突破尚未产生。孟山都公司的弗雷里预测他们公司在2012年之前会在美国市场推出抗旱玉米。该作物在干旱时期有望增加的产量比标准的非耐旱植物多6%～10%。（科学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