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相卿和大草原上的茶叶贸易

　　贸易和政治总是紧密关联的，自然的地形地貌把这种关系演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贸易流。本章要讲述的一个特殊例子是驰名中外的族蒙有“大盛魁”商号。这样一个没有文化的商贩所创立的商号，几乎垄断了北方大草原地区的茶叶贸易。大草原高层对汉人资本的依赖成了它财富的源泉。大盛魁商号的故事显示了汉人的经济势力如何沿着茶叶之路向北扩张。

　　大盛魁的创始人叫王相卿，是一个力量过人的高大汉子。能在1700年的中国西北这样一个不太容易创业的环境建立一个商业帝国，此人必有惊人的能量。王相卿的商号位于满洲人统治的中国北部的前沿地带，是北方草原游牧部落和内陆汉人农民间的主要中介，并得以从双边的贸易中获利。大盛魁的主要贸易有以下三种：银票信货、牲畜买卖和茶叶贸易。它的商业模式向我们显示了中国的政治是如何通过贸易去影响一个外民族文化的。

　　王相卿的商号兴隆了200余年，它的茶叶贸易从1700年开始，一直做到1929年。大盛魁在其巅峰时期雇用员工近7000人，按照19世纪墨西哥鹰元的标准，年收入大约为1000万鹰元。大盛魁利用它的优势地位在蒙古建立了一个体系，合法地从政府的财富中获利。19世纪末，有三个晋商的商号——大盛魁、天义德和元盛德——实力强大。它们被称作旅蒙商号（Loshir），是设在蒙古的九个汉人商号中最强大的三个，其中大盛魁又独占鳌头产。

　　大盛魁创立于中国变换其商业策略之时——中国的商业结构是由不断演变的宏观经济条件决定的。宋元两朝，中央集权统治对商业贸易的控制不断放松，中国与印度以及东南亚的贸易加剧了这种发展趋势。明朝晚期，新的商业结构从与中国以北富有的游牧部落的贸易中诞生。除了和外部的贸易之外，中国的内部市场也茁壮成长。截至1600年，中国的人口达到了2.3亿；至1650年，则增加到了2.7亿。也就是说，在美利坚合众国成立100年之前，中国的人口就超过了今天美国的人口。

　　中国的商人们对这种机会反应迅捷。尽管商人在中国的社会阶层（土、农、工、商）中地位最低，但事实上，由于他们所积累的财富，他们拥有实际上高得多的声望。1600年左右，商业王国这个要领不仅得到充分理解，也深深融入中国的经济体系之中。

　　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国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司空见惯的商业运作模式包括：低价销售、迅速周转以便使资金运转更加流畅，以行会来征集资金，以及大批量生产消费品。一种类似银行的体系在山西北部，特别是聚集了金融精英的祁县开始出现，使得满清王朝逐渐形成了在金融上对它的依赖。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就从祁县的渠家票号大笔货款。祁县处于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的要道，聚集了熟悉中国环境的伊斯兰金融精英——，而且处于南北两个不同体系（北部的草原体系和南部的农耕体系）的边缘。这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其实一直保持着相当紧密的关系。在历史上，当中国腹地统一强大的时候，其北部的草原部落也相对统一强大。尽管在边远地区有不断的冲突，但两个政治体系其实始终保持互惠互利并相互扶持的关系。居住在这两个体系之间的经济活动者则从双边贸易中获益。王相卿就是他们当中早期的银行家和贸易家之一。

　　王相卿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具体的出生日期不详。17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年轻人从他的家乡出发去北面的长城杀虎口，为驻守在那里的满清军队提供服务。杀虎口位于山西省右玉县，是长城上的一个险要关口，尽管杀虎口是一个汉语地名，但这个地方曾被游牧部落长期占领，他们对它有着各自不同的称呼。

　　王相卿和另外两个年轻人一起，用扁担挑着货物到各个军队的帐篷里出售。这些军队是由满清皇帝所赏识的费扬古将军指挥的，他雇用这三个人做厨夫和杂役。他们三人建立了松散的伙伴关系，但是生意不是很景气，于是另外两个年轻人回到了家乡。这时，王相卿的坚韧不拔和非凡才能开始得以发挥。生意有所好转后，他把两个同伴叫回来与他合作，他宣布，每一个人将拥有商号（后改名为“大盛魁”）的一份股权。这种一人一股、外人无份的体系后来延续了200年。从一开始，商号就只从盈利中获取投资的资本，而不借助外部或所有者的资金。

　　费扬古将军是满洲正白旗人。他成为康熙皇帝（1661—1722在位）手下一位大将，袭封一等公。我们可以从旗帜的颜色以及是单色还是有红色或白色镶边来区分满洲八旗。八旗的等级排序如下：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正蓝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费扬古将军作为朝廷的宠臣，被选中率兵攻打满清帝国在北方的主要对手——漠西蒙古的一位可汗噶尔丹•丹津博硕克图。

　　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和费将军一起扑向这个猎物。康熙三十五年，也就是1696年，他们终于击败了噶尔丹。这一年也是蒙古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从1696年到20世纪初恰克图的蒙古革命为止，东部大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一直是归满清帝国统治、从而由他们的汉族金融家们掌控的。

　　当费将军的部队向北挺进蒙古腹地的时候，王相卿和他的合伙人也跟随着他们。他们向部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任何货物，这些货物是从中原地区及当地的牧人那里采购的。一开始，商品包括烟草、食品和茶叶。王相卿从蒙古人那里购买牲口和肉，与此同时逐渐学会了蒙古语，并且熟悉了游牧民族的社交习惯，这些都是在大草原上做生意的先决条件。取得胜利之后，费将军的部队驻扎在漠西蒙古的乌里雅苏台，这个地名表示“有杨树的地方”，因为乌里雅苏台有着非常密集的杨树。乌里雅苏台是一个干燥的地方，不过至今仍然长有杨树。这个地方成为蒙古的满洲军队的前营，后营则在科布多。

　　王相卿很快和漠西蒙古地区的蒙古人建立了联系，而这些蒙古人对他的日益壮大的生意献力不少。传说王相卿初涉乌里雅苏台的时候，恰逢一个蒙古王公的女儿生了重病，濒临死亡。王相卿给她服用了一种自治的珍贵药物“龟灵集”，这是一种源自山西的珍稀秘方。这位小姐得救了。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她的父亲，这位蒙古王公，把她嫁给了王相卿的第三个儿子。这对夫妇后来有了一个孩子，而蒙古贵族和汉族商人之间的联盟也就顺理成章地有了保证。

　　康熙皇帝战胜噶尔丹后，取缔了明朝设立的、散落在大草原东部、充作汉蒙贸易中心的“马市”。明朝初期对蒙古的贸易政策相当保守，主要是惧怕边境上的敌人发展壮大。随着明朝的衰落，朝廷对边境的控制也放松了，官方同意中原的谷物和布匹也可以在马市交易。这些市场日益兴旺，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张家口，长城的这个关口成为茶叶进入蒙古再到俄国的关键入口。数百年来，边界上其他的小一点的市场也是部落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康熙皇帝是不能阻止所有这些贸易的，因为当地的跨边境商贸已经到了任何政府都不能控制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