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粮食安全的言论曾经引发国内争议
茅于轼表示，他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组经过一年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四个基本结论。一，尽管30年来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有所下降，但由于制度改革、技术进步，粮食产量获得了稳定增长，这表明粮食产量与耕地面积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二，中国粮食缺口通过库存调节、农业投入和国际贸易等方式实现弥补，这表明在市场机制下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三，中国耕地政策集中体现在“18亿亩耕地红线”上，其实质属于计划经济配置土地手段，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四，以粮食安全为由设立耕地红线，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经验数据上，均被证明不成立。
茅于轼的结论是，保证粮食安全不靠“耕地红线”，要靠市场制度，通过库存和贸易，可以弥补缺口，维持动态平衡。
以经济学角度看，茅于轼和赵农博士的研究成果具有现实意义，向我们提供了市场化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思路，也对耕地红线问题提出了反对意见。不过，其理论分析恐怕应该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全球自由贸易，一个是国内工业化过程是理性选择。
遗憾的是，经济学理论往往并不能准确描述现实世界的运行轨迹，而政治家考虑问题更加现实。据参会的原国家土地局规划司副司长郑振源回忆，最初国家土地局建议的是设立17.6亿亩耕地保护红线，讨论时被温家宝总理改为18亿亩。由此可见，温家宝总理对保护耕地问题留有更多余地。这一方面源于对粮食安全的担忧，另一方面也是害怕地方政府肆意开发可耕地来招商引资和建设住宅。
这说明中国政府对于粮食国际贸易理解不同，不认为简单的粮食进口可以弥补库存和消费，而是担心西方国家可能利用粮食贸易来影响中国经济和政治。即便粮食出口国不实行禁运，其通过技术性减产就可以达到抬高国际市场粮价，进而影响中国国内需求和价格的目的。所以，以政治家的思维，不想在粮食问题上受制于人。这多少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国际复杂外交关系相关联。
茅于轼和赵农的结论需要继续探讨。其一，制度和技术往往在长期条件下影响粮食生产，而饥荒和战争等粮食冲击往往是短期因素，因此，粮食安全问题既要看到长期因素，也要关注短期因素。其二，比起耕地面积，播种面积对粮食产量影响更为直接。然而，由于粮价较低，而土地价格和劳动价格不断提高，农民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可能放弃种粮食，而选择去城市打工。如何通过市场制度保障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这是粮食安全的重要内容。
其三，耕地红线对阻碍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结论或许夸大。实际情况是，地方政府为增加GDP总量，通过无偿或以极低价格提供工业用地来招商引资，这导致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大量浪费。同时，地方政府通过“饥饿营销”来控制土地拍卖，进而抬高住宅用地价格。因此，不能简单认为耕地红线阻碍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可以肯定，利用市场制度保障粮食安全的结论是可取的，通过保证库存和国际贸易，可以实现中国在一般条件下的粮食安全。但18亿亩红线问题，或许更多与保护土地资源有关，不单单与粮食安全挂钩。实际上。无论是工业化进程和住房价格，都与耕地保护无关，其更多体现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的权力操控市场问题。与其说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受到阻碍，倒不如说，中国盲目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土地资源没有合理利用，并造成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同时推动了房地产泡沫。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现有政治框架下，耕地红线可以起到抑制重复建设和房地产泡沫的作用。
在土地供应政府垄断条件下，必然造成一方面工业用地大量浪费，一方面开发用地人为紧张。要解决问题，需要推动要素定价市场化改革和政治改革，制度比政策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