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茶一知半解的我，却与茶结下不解之缘

　　品茶狮峰山

　　1952年春，我离开上海，调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当编辑。清明时节，我接受去杭州摄制《茶》纪录短片任务。清晨，我和摄影师李文化扛着“苏联埃姆”（战地摄影机）、三角架，从西湖边的一家旅店出发，步行到狮峰山。片子主要表现了龙井茶的采摘、制作、销售过程和茶农的喜悦。那时的我，年轻，头脑简单，知识与经验贫乏。因无知，也就有初生牛犊的“无畏”。所以，开机前既没有认真了解狮峰龙井的由来，也没读过白居易、苏东坡吟咏龙井茶的诗，更不晓得龙井茶与韬光禅师、辩才大师的渊源，甚至没有读过茶圣陆羽的《茶经》。因此，片子平平，乏善可陈，留下一点原始资料而已。但杭州此行，不经意中在我的“阿赖耶识”（亦曰：第八识）里种下的“因”，对我竟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我亲眼见到龙井茶的焙制过程－－茶农用双手在高温的大铁锅里，将采摘下的鲜绿茶叶，炒成“雀舌”般片状。还见到另一种制作方法，茶农身靠土墙，脚下一块木板，板上是刚采的新茶。他们赤着双脚用力在茶叶上揉搓，直到茶叶被搓成细条。此后，见到细条状的茶，就会想起那些脚的动作……这使我对龙井茶更情有独钟。其次，所谓狮峰山，是那茶山的形状，远看，像一只蹲伏的雄狮。在狮峰山的中顶，也就是“狮子”的脊背上，有一简陋茶亭，方桌四周有条凳。我们路过，茶亭里走出一位满面堆笑的长者，热情招待我们。他在两个玻璃杯里，放上龙井新茶，用烧开了的山泉水沏上。不一会，奇迹出现，一颗颗茶叶都竖立起来，色泽翠绿，清香扑鼻，我不由得缓缓呷了一口，那甘醇之味，沁之心脾，留香满口－－生平第一次品茶也！更有妙者，坐在狮峰山上的茶亭里，清风拂面，品味香茗，望着漫山绿茶丛中，花朵般的姑娘舞动的玉手，听着远远传来曼妙的采茶歌声……狮峰山之行，龙井茶已是我茶中的初恋与最爱，迄今，每到春天，必购龙井新茶，以回味远逝的记忆－－可惜，真的狮峰龙井不再。

　　未完成的“茶”电影

　　如果说狮峰山拍茶是在本土，“茶”电影则相约国外。1987年，我已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26个春秋。为举办电影编剧高级班，我回母校（苏联国立电影学院）聘请专家来京授课。同时见到了正在那里读博的老同学周坤。她在宿舍里请我品尝格鲁吉亚红茶。她说她在格鲁吉亚遇到了画家刘光文女士。她的祖父刘峻周在清光绪年间，曾将中国的茶苗从广州远渡重洋运到格鲁吉亚，在港口城市巴吐米登岸（后来全家迁到格鲁吉亚），建立茶园、茶厂、传授茶艺、茶技，使得格鲁吉亚红茶在巴黎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为表彰他的功勋，刘峻周先后获沙俄、苏联政府授予的勋章。其次，刘光文父亲娶的是格鲁吉亚姑娘，刘光文本人又是中国留学生。中苏三代人的亲情与友情－－很好的电影题材。于是我们与母校商量，将原计划参观列宁格勒，改去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到了那里与刘光文一见如故，很快与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取得共识。我回京汇报后，青年电影制片厂愿与苏方合作。翌年，我专程去格鲁吉亚，与刘光文夫妇及苏方编剧山德鲁，两个月里几乎跑遍格鲁吉亚大地，采访了众多相关的人与事。由我先写出电影剧本（剧本名《高加索的中国姑娘》，1989年发表在《电影创作》第7、8期）。1989年12月两个制片厂的领导在北京举行了合拍协议的签字仪式。人民日报（1989.12，9海外版）以《三十年后再度携手》为题，发表长篇采访报道：“刘光文说‘《高加索的中国姑娘》就是以我们家的历史为根据创作的，叙说了中国、苏联两个伟大民族三代人的交往与友谊。’”后来呢？后来，也许一切来的过于顺利，或是缘分未至吧！

　　我相信，有一天，不想让艺术沉沦的艺术家，还会遵循性德与艺术规律，将这一题材拍成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