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风险下的粮食战略
今年以来，食品价格上涨成为推动国内物价的主要因素；而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全球粮价指数7月份比去年同期飙升33%，接近2008年的历史高点。食品价格将成为推升一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压力。在此背景下如何制定未来的粮食发展战略？为探讨这一问题，本报本期专访了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310期。
食品涨价的供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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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今年以来，CPI持续高企，7月达6.5%，为37个月来的新高，其中食品价格影响程度为67.38%，在去年我国实现粮食“七连增”的情况下，食品价格仍在轮涨。您如何看待当前的粮食供给形势，是充足还是短缺？
张红宇： 目前的粮食生产格局与1998年粮食产量突破万亿斤大关时相比已有很大变化。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但制约因素也更为明显：
首先，资源环境压力在加大。耕地在1999-2009年间减少1.2亿亩，水资源总量减少700亿立方米，未来的资源约束还会越来越强。
其次，作物品种结构调整的余地在缩小。粮食播种面积的占比由1998年的73.1%下降到2010年的68.4%。2004年以来三大谷物播种面积的增加，主要以豆类、薯类、油料、棉花等作物播种面积的下降为代价。应该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后，结构调整还有一定空间，但目前来看，24.1亿亩的播种面积，扣除粮食16.48亿亩后，只剩7.62亿亩，调减其它作物还可能“按下葫芦浮起瓢”，导致品种间价格波动。
最后，单产提升的速度在放缓。1978-1998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1.02亿亩，但单产年均提高2.93%，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万亿斤台阶。而“十一五”期间粮食单产年均增长仅1.38%，粮食增产很大程度上来自面积扩大的贡献。总体上看，粮食生产各方面的支撑因素已绷得很紧，增加粮食产量的难度越来越大，必须立足单产提升保供给。
《21世纪》：当前我国粮食需求快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张红宇：首先，人口净增长增加了需求绝对量。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2010年，中国人口净增7390万，年均增长近740万人，自然增长率超过6‰，且增长趋势还将持续。
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放大了需求变量。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由2006年的42.99%增加到2010年的47.5%，若按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城镇人口比重接近50%，增长速度更快。这不仅带来城镇人口数量的增长，也包括消费方式转变等质的变化。
最后，食品消费结构升级对量的增长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收入增长，近年来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变化明显，优质口粮和肉蛋奶的消费需求快速增加。近20年来粳稻的人均消费量从35斤增加到60斤以上，到2015年粳稻需求量将增加250亿斤以上，玉米需求也快速增长。尽管谷物和肉蛋奶等食物消费存在一定替代关系，但从消费习惯与我国接近的日本来看，1960年日本人均谷物消费占食物总消费量的比重为73.3%，到1980年大幅减少到51.2%，以后趋于稳定，现在人均谷物消费量基本稳定在120公斤左右，约占食物消费总量的一半。在食品消费结构趋于稳定前，虽然直接粮食消费减少，但粮食转换带来的间接需求增长迅速。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人均消耗的粮食及对农业自然资源的压力实际上并未降低，反而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的耕地减少而有所上升，因为5-7斤饲料才能转化出1斤牛肉，肉蛋奶也需要更多粮食来转化。
粮食价格的未来走势
粮食供求在较长时期内处于紧平衡状态，而且是一种脆弱的紧平衡。
《21世纪》：从当前来看，我国粮食的自给能力如何？未来粮食价格的变化趋势怎样？
张红宇：我国粮食概念中包括薯类、豆类，按照全口径测算，我国粮食自给水平并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高。据社科院测算，2010年我国水稻、小麦和玉米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为99.8%、98.9%和99.1%，三大谷物自给率均超过95%以上。但由于2010年谷物进口446.5万吨、大豆进口5480万吨，仅大豆进口就占国内粮食产量的10%，以此计算的粮食自给率只有90%左右。尽管三大谷物的供求基本取决于国内市场，但过低的大豆自给率已成为国际粮价波动的传导窗口，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此外，去年我国进口玉米157万吨，远超上年8.4万吨的进口量，考虑到玉米消费量尤其是工业消费量的增长快于产量的增长，有分析认为当前玉米供求格局已从过去的宽松过渡到紧平衡，玉米供应可能出现阶段性、区域性紧张，价格上涨和进口增加将对今后稳定物价和粮食自给水平带来新的挑战。
从价格趋势看，粮食最低收购价自2008年以来连续上调，小麦各品种年均涨幅7%-8%，稻谷各品种年均涨幅10%-14%，对市场价格形成了有力支撑，有效地刺激了农民扩大粮食种植的积极性。从这几年的价格走势看，我国大宗谷物受国际粮价上升的影响有限，粮价持续稳定上涨主要受成本上升、需求增加等刚性因素支撑，支持粮价稳定走高的因素在短期内没有改变，粮食价格还有一定上涨空间。
《21世纪》：根据粮农组织的预测，今年全球各国用于进口粮食的总支出将达1.29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水平，比2010年增长21%。外部通胀的压力也在加大。如何看待其对于国内粮价的影响？
张红宇：首先，全球粮价将持续走高。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未来10年粮价可能上涨40%，粮食进口成本大增。
其次，粮食金融化。粮食供需弹性低、交易规模小，更容易受到投机资本的炒作。201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粮价快速上涨，大量投机资金进入大宗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推动小麦、玉米、大豆价格快速上涨。受此影响，我国大豆价格从去年7月来连续上涨，波动明显。
最后，粮食能源化。生物燃料发展在增加全球粮食需求的同时，也通过能源市场波动直接影响粮食价格，增加了粮食生产和贸易的不确定性。
以上因素进一步放大了粮食需求的波动水平，使得粮食供求在较长时期内处于紧平衡状态，而且是一种脆弱的紧平衡。
规模经营、科技支撑是方向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做法看，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一般规律。
《21世纪》：近日，温总理发文论述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提出要“毫不放松农业和粮食生产”。您认为应当从哪些方面确保粮食的有效供给？
张红宇：首先，应强化资源保障。在资源数量和质量上下功夫，在确保18亿亩耕地不减少的基础上，大规模开展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高标准农田，着力提高耕地和水资源利用效率。
其次，强化科技支撑。重点突破制约粮食生产的育种、病虫害防控等重大关键技术难题，尽快培育一批增产潜力大的高产优质品种，加快关键技术集成配套和推广，促进农业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最后，搞好贸易调控。针对大豆、玉米等大宗产品供给缺口扩大的情况，要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生产和价格趋势，灵活使用补贴、收储、进出口配额等政策工具，平衡供求关系。
《21世纪》：从国内发展看，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规模经营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趋势。这对于我国粮食产业的发展有何影响？
张红宇：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做法看，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一般规律。如日本在战后确立了“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体制，实行“农地农用农民用”，农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紧密结合；但70年代后，由于农业人口日益匮乏，政府开始鼓励农田租赁和作业委托，支持在家庭占有基础上发展协作企业，扩大经营规模。
首先，规模经营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分散经营主要是自给自足，种田是为了满足口粮需要，提高产量、出售粮食的动力不足，容易产生撂荒或隐性撂荒行为；而规模经营主体追求盈利最大化，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商品量的动机十分强烈，其目标与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最为一致。
其次，规模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规模经营可通过消除田埂来增加种植面积，通过规模效应减少肥水等资源投入，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规模经营者资金实力强、注重生产效益，会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改善农田水利设施，购置大型农业机械，选用优良品种和适用技术。
最后，规模经营有利于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规模经营易于监管，发展规模化对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设施化、标准化水平都有很大帮助。
《21世纪》：发展规模经营需注意哪些问题？
张红宇：首先，要注意适度。我国人多地少，即使农民转移出去一半，户均耕地也只有15亩，因此经营规模要适度，否则就会由规模经济变为规模不经济。多大的规模比较合适？结合各地实践，大体上应以充分发挥一对夫妇作业能力、基本不雇工为限。在当前条件下，北方土地平整、大宗农作物居多，比较适宜的规模在200亩左右；南方丘陵山区多、经济作物多，比较适宜的规模在100亩左右。
其次，注意防止“非粮化”、“非农化”倾向。规模经营主体追求经济效益的动机更强，更容易把流转来的种粮土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甚至非农建设。必须疏堵结合，既严格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对流转后土地用途进行监管；又通过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加大种粮大户补贴力度等措施，提高种粮的比较效益。
最后，规模经营要有多样化选择。发展规模经营需流转土地，期限不一定都要三、五年，可探索不同的流转模式。如浙江就有农民利用当地人不种早稻的习惯，发展季节性规模经营，在秋粮收完后把村里土地转包过来种植早稻，收完早稻后再还给农民。这既能充分利用农村闲置的耕地资源，也尽可能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