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球最大的清洁技术市场”
江明所在的芦荟基金自2004年在法国注册成立，拥有很多类似国际金融公司(IFC，世界银行集团旗下公司)这样的股东。IFC对被投企业的社会价值尤为看重，甚至对员工的社保、宿舍、活动区域这些劳工条件都有很高的要求。这决定了芦荟基金不是一个纯粹盈利导向的基金，能否促进环境相关技术的进步和企业是否具有社会外部价值亦是其投资的底线。
来到中国后，江明延续了商业和社会价值的双重投资标准，没想到这让他处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中。 江明向《环球企业家》解释他为何“一个不投”说：“实际上，这80个案子里面有40个是不存在的，有20个是没有诚意的，有10个是要跟别人竞争的。”如今法国总部会定期派一名分析师到北京，分析师回去后，往往能写出洋洋洒洒的长篇报告，核心观点是：在中国做清洁技术投资真难。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清洁技术产业与其他行业完全不同—这是一个资金和技术双密集的行业，不但前期需要高额的研发费用，中期还需要大规模扩产以降低成本，这都意味着大资金投入，且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过程漫长。原智基创投的从事清洁技术投资的合伙人林霆说，如果投资这个领域，是不折不扣的风险投资，风险高、周期长，且还难以预料最终是否会爆发性增长。
“（清洁技术）并非一夜之间就能繁荣起来的行业，生物燃料不是，电动汽车不是，储能也不是。”江明说，“甚至这些都不是有钱就能做出来的行业。”这产生了一个悖论：清洁技术是一个慢产业，但又因其光环吸引了无数的“快钱”进入。最终，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结果：人为地给这个产业加速，技术夸大、资产造假、过度包装接踵而至。从热炒的锂矿、电动车、智能电网、LED，到一家家小得不能再小的水处理工程公司上市，“都是热气腾腾，泡沫翻滚，到处是大饼幻觉下的意念充饥。”林霆说。在去年，一个南方的地方政府曾推荐给芦荟环保基金一家新能源企业，称公司正在进行第二轮不少于1亿元的融资。尽管经过巧妙设计，但江明的团队调查后仍发现公司第一轮1亿元融资的投资方正是地方政府自己，刻意隐藏此事的地方政府希望通过这样的包装获得更高的外部投资。而项目本身，则往往是一些“并不靠谱”的创业者拿了一些大学的研究报告做成商业计划书，找到地方政府要价而已。
事实上，这种情况在中国地方政府已屡见不鲜。只要是新能源，很容易得到政府支持，随即得来免费的土地，盖起一个看似不错的工厂，但实际上大多数公司并不一定具有竞争力。甚至有地方政府，不仅提供免费土地，还以政府信用担保为其提供建厂和运营资金。这样做目的非常简单，他们希望能够发现下一个无锡尚德，并围绕这些“明日之星”打造新能源产业园。尤其在2010年七大新兴战略产业规划出炉后，把地方经济贴上绿色标签，仿佛成了另一个衡量政绩的GDP式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