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洪调令真相大白 茅台事件凸显大国企政治情结
2007-05-25 09:22
白酒
茅台事件：一个大国企的政治情结
不管从茅台的企业发展史，还是乔洪从官员转为茅台总经理的个人发展路线，或者是此次由国资委一纸调令来化解“双规”乔洪给茅台带来的动荡，无不表明了一个地方大国企和一方政治相生相伴的联系
记者/陈晓 扑朔迷离的茅台总经理调任事件逐渐真相大白。
5月18日，中共贵州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乔洪进行立案调查，并采取“双规”措施。
5月21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告中解释了乔洪被“双规”的原由：公司董事乔洪在2002年组织销售业绩较好的部分经销商及茅台集团部分先进工作者赴韩国观看世界杯足球赛活动中，涉嫌接受承办单位贿赂。
至此，乔洪在“双规”和调任之间摇摆的去向之谜，终于有了一个说法。这位以官员身份从贵州省轻工业厅空降茅台的总经理，现在回到官员身份，完结了他在茅台的企业家理想。
实际上，出任一个地方大国企管理者的这几年，乔洪也从未摆脱过是官员还是企业家这双重身份的疑问。 官场的乔洪和市场的乔洪
乔洪曾在接受采访时自认“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机遇”。在进入茅台之前，他所有的人生机遇几乎与仕途相关。他做过机关秘书、贵州省毕节共青团委书记、毕节地区轻纺工业局局长。1996年，他通过了贵州省轻工业厅的任职面试，通关钥匙就是他对再造贵州白酒业的思考。“还在轻工业厅的时候，一些领导和熟人对乔洪的评价就是一个适合做企业的人。”一位贵州籍退休官员对记者说。
实际上，乔洪和市场的渊源还不止这些。据接近乔洪的人士介绍，他还是中国最早涉足股市的那拨人之一。
乔洪确实一直与时俱进。曾经采访过乔洪的《贵州商报》记者舒畅的印象是：“虽然年届54岁，但乔洪对电脑等新鲜事物非常熟练。”
除此之外，乔洪还留下了一些更富人性的侧面，比如和另一位白酒行业刚落马的风云人物王效金一样，乔洪也是一个商人+文人型的企业家，他喜欢文学、音乐，年轻时吟过诗，也写过小说，“觉得文学道路也不错”。
然而，真正决定乔洪的命运的，还是行政力量。2000年机构改革，恰逢茅台上市需要总经理，乔洪服从组织安排“下海”。
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季克良对乔洪的评价是：长着一张娃娃脸，整天都笑嘻嘻的。2004年9月，在长春南湖宾馆举行的“茅台酒全国经销商会议”上，乔洪却显出了他肃杀的一面。当时茅台酒的省级市场窜货（即非经茅台公司正式渠道批发的茅台酒）有所抬头，乔洪在会上要求所有经销商都应该自觉执行茅台酒的有关规定。话已至此，乔洪顿了顿，说：“希望你们不要做伤感情的事。”言毕，他又说：“茅台酒厂绝对不会忘记为茅台做出过贡献的人。”
“恩威并施，给人印象深刻。”一位当时参加会议的经销商回忆说。 企业家的权力和危机
由于长期在山沟里共事，茅台人的亲情很浓，不少人一家几代均在茅台酒厂工作，“加上儿女亲家等关系，可谓亲戚连亲戚，一家有事，大家捧场。”一位茅台的前工程师说。
乔洪很快也意识到这一点。2000年履新茅台时，他感叹：“我在当轻纺厅副厅长时，分管企业，曾经对茅台的领导说：你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但是，大树底下也寸草不生啊！现在这个问题，也轮到我自己了。”“乔任职的时候曾公开宣称，自己的家人不在茅台任职，也不给家人批茅台的酒。”一位贵州籍退休官员对本刊说。
2003年，五粮液在白酒市场上攻城掠地，并率先举起涨价的大旗。茅台在市场份额和市价上均被五粮液超越，并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茅台湖南片区负责人告诉媒体，自2003年来，茅台酒在湖南市场上的销售额逐年翻番，但茅台集团却采取了绝不增加茅台酒销售计划的做法，尤其是每月给每个店的数量是有限的，卖完不能随便追加，才会出现“无货可进”的局面。
而断货，正是从乔洪主政后开始实施的市场战略。这种营销策略的结果是：各地经销商一拨又一拨，找关系、批条子，找乔洪要货，他的手机从早到晚响个不停。“茅台酒在这样的形势下，采取的是“抓大放小”的措施，首先保证A类经销商（即销量巨大的经销商）的供应，经销商可以先打款，但提不到酒，只有乔洪签字才能提到货，但量很小。”一位茅台集团前工程师说。
权力越集中，就越容易导致腐败。政治领域的权利腐败共生法则，在政企不分的大国企中依然有效。在乔洪大权独揽的同时，向贵州省委的“告状文书”纷至沓来。 茅台的政治情结
和乔洪个人的命运相似，作为一家老字号国企，茅台从成立之初，它的命运也与行政势力紧紧相连。
2005年，贵州省税收总收入累计完成314.2亿元，而茅台集团上缴税金20.56亿元，占该省前50强企业纳税总额的14%。正是因为对地方经济举足轻重的贡献，茅台享受了一个普通酒厂没有的待遇。如今茅台集团的大门口，依然有武警守卫，这在企业是鲜见的。
在采访中，多次有市场人士告诉记者：“茅台的销售人员傲气得很，眼里没人的。”在开内部会议时，有的片区经理居然说“我是茅台，我怕谁？”但在企业内部，茅台可没有这种睥睨市场的气魄。为了监察这个高利润企业，国家财政部派有专员驻扎在地方，监督茅台厂这些大企业的运营，税收。上级“婆婆们”与企业间常会引发矛盾。“有一年，这些专员的工资被地方扣住了，他们还联名写信向财政部反映，要求发工资。”一位贵州籍退休官员对记者说。
虽然茅台从2000年便上市成为一个公众公司，但在用人机制上，公司的高管人员和政府官员的任命方式相似。从乔洪7年前空降为茅台股份公司总经理，到近期为了保护茅台，不经过股东大会，董事会就迅速将其调任国资委，不难看出当地政府对茅台人事任免拥有绝对话语权。
正因为这种被政府的高度重视，茅台面临着和很多超大国企一样的瓶颈。自乔洪管理茅台开始，在他主政的几年内，每瓶茅台酒的价格由1999年的168元上涨到现在358元，与此同时，茅台股价持续上涨，2006年长期位居中国的第一高价股，并在2007年1月突破百元，成为5年来A股市场的首只百元股。
但茅台的管理者们却很难从股价中分享新增价值。剑南春2003年成功实现MBO（即管理层持股），据知情人士透露，茅台高层曾专门前去学习考察。但MBO之于茅台，季克良分析了贵州情况，认为不太可能，“一是政府方面，一是职工的承受能力，这是茅台与剑南春最大的两个不同。”
虽然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监控着这家老字号国企的运作，但当市场最需要政府表明态度时，政府却沉默了。于是有了整个事件中最离奇的一幕：
5月9日，茅台宣布停牌两天。此时市场上关于乔洪“双规”的传言正甚。
5月14日，茅台发布了公告，乔洪被调往国资委出任副主任。当天，贵州省国资委市场管理处人士却向媒体称“不知情”。
5月15日，贵州国资委副书记谢谦承认乔洪已经调往国资委。但媒体从贵州省纪委处得到了乔洪仍被“双规”的证实。
5月21日，随着茅台公告的发布，乔洪的去向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贵州省纪委员的负责人还表示，将乔洪调离原工作岗位，旨在尽可能降低对其调查给上市公司产生的影响，体现了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国酒茅台和证券市场的悉心呵护，也是政府维护广大股民切身利益负责任的表现。
但市场的表现似乎没有读懂政府的苦心。自4月底以来，茅台总经理被双规的传言甚嚣尘上，却没有见任何部门或茅台公司的公告说明，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消息次第登场，茅台股价出现异动。
5月8日，上证指数大涨109点，茅台却高开低走，最后仅小涨1.13%；5月9日，上证指数上涨63点，贵州茅台索性逆势大挫4.66%，从开盘的96.5元跌至当天最低价89.9元最后收于92元，成交量创下了2006年以来的单天最高量——当天共成交13.9亿元，其中不乏股民的恐慌性抛售。5月10日，公司被上证所紧急停牌。
其间股价波动，损失的不仅是在各类传言中盲目投资的股民的个人财富，还有人们对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公开的信心。
一位媒体评论员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像茅台这样的国企，上市对于它们，“其目的已经由最初的‘脱贫解困’，进化为借助信息披露、股东施压等方式，构建起过硬的内外部监督，最终迫使那些半官半商的企业真正转化为合乎规范的现代公司”。——茅台历经如此代价后，会收获这些进步吗？
不管从茅台的企业发展史，还是乔洪从官员转为茅台总经理的个人发展路线，或者是此次由国资委一纸调令来化解“双规”乔洪给茅台带来的动荡，无不表明了一个地方大国企和一方政治相生相伴的联系
记者/陈晓 扑朔迷离的茅台总经理调任事件逐渐真相大白。
5月18日，中共贵州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乔洪进行立案调查，并采取“双规”措施。
5月21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告中解释了乔洪被“双规”的原由：公司董事乔洪在2002年组织销售业绩较好的部分经销商及茅台集团部分先进工作者赴韩国观看世界杯足球赛活动中，涉嫌接受承办单位贿赂。
至此，乔洪在“双规”和调任之间摇摆的去向之谜，终于有了一个说法。这位以官员身份从贵州省轻工业厅空降茅台的总经理，现在回到官员身份，完结了他在茅台的企业家理想。
实际上，出任一个地方大国企管理者的这几年，乔洪也从未摆脱过是官员还是企业家这双重身份的疑问。 官场的乔洪和市场的乔洪
乔洪曾在接受采访时自认“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机遇”。在进入茅台之前，他所有的人生机遇几乎与仕途相关。他做过机关秘书、贵州省毕节共青团委书记、毕节地区轻纺工业局局长。1996年，他通过了贵州省轻工业厅的任职面试，通关钥匙就是他对再造贵州白酒业的思考。“还在轻工业厅的时候，一些领导和熟人对乔洪的评价就是一个适合做企业的人。”一位贵州籍退休官员对记者说。
实际上，乔洪和市场的渊源还不止这些。据接近乔洪的人士介绍，他还是中国最早涉足股市的那拨人之一。
乔洪确实一直与时俱进。曾经采访过乔洪的《贵州商报》记者舒畅的印象是：“虽然年届54岁，但乔洪对电脑等新鲜事物非常熟练。”
除此之外，乔洪还留下了一些更富人性的侧面，比如和另一位白酒行业刚落马的风云人物王效金一样，乔洪也是一个商人+文人型的企业家，他喜欢文学、音乐，年轻时吟过诗，也写过小说，“觉得文学道路也不错”。
然而，真正决定乔洪的命运的，还是行政力量。2000年机构改革，恰逢茅台上市需要总经理，乔洪服从组织安排“下海”。
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季克良对乔洪的评价是：长着一张娃娃脸，整天都笑嘻嘻的。2004年9月，在长春南湖宾馆举行的“茅台酒全国经销商会议”上，乔洪却显出了他肃杀的一面。当时茅台酒的省级市场窜货（即非经茅台公司正式渠道批发的茅台酒）有所抬头，乔洪在会上要求所有经销商都应该自觉执行茅台酒的有关规定。话已至此，乔洪顿了顿，说：“希望你们不要做伤感情的事。”言毕，他又说：“茅台酒厂绝对不会忘记为茅台做出过贡献的人。”
“恩威并施，给人印象深刻。”一位当时参加会议的经销商回忆说。 企业家的权力和危机
由于长期在山沟里共事，茅台人的亲情很浓，不少人一家几代均在茅台酒厂工作，“加上儿女亲家等关系，可谓亲戚连亲戚，一家有事，大家捧场。”一位茅台的前工程师说。
乔洪很快也意识到这一点。2000年履新茅台时，他感叹：“我在当轻纺厅副厅长时，分管企业，曾经对茅台的领导说：你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但是，大树底下也寸草不生啊！现在这个问题，也轮到我自己了。”“乔任职的时候曾公开宣称，自己的家人不在茅台任职，也不给家人批茅台的酒。”一位贵州籍退休官员对本刊说。
2003年，五粮液在白酒市场上攻城掠地，并率先举起涨价的大旗。茅台在市场份额和市价上均被五粮液超越，并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茅台湖南片区负责人告诉媒体，自2003年来，茅台酒在湖南市场上的销售额逐年翻番，但茅台集团却采取了绝不增加茅台酒销售计划的做法，尤其是每月给每个店的数量是有限的，卖完不能随便追加，才会出现“无货可进”的局面。
而断货，正是从乔洪主政后开始实施的市场战略。这种营销策略的结果是：各地经销商一拨又一拨，找关系、批条子，找乔洪要货，他的手机从早到晚响个不停。“茅台酒在这样的形势下，采取的是“抓大放小”的措施，首先保证A类经销商（即销量巨大的经销商）的供应，经销商可以先打款，但提不到酒，只有乔洪签字才能提到货，但量很小。”一位茅台集团前工程师说。
权力越集中，就越容易导致腐败。政治领域的权利腐败共生法则，在政企不分的大国企中依然有效。在乔洪大权独揽的同时，向贵州省委的“告状文书”纷至沓来。 茅台的政治情结
和乔洪个人的命运相似，作为一家老字号国企，茅台从成立之初，它的命运也与行政势力紧紧相连。
2005年，贵州省税收总收入累计完成314.2亿元，而茅台集团上缴税金20.56亿元，占该省前50强企业纳税总额的14%。正是因为对地方经济举足轻重的贡献，茅台享受了一个普通酒厂没有的待遇。如今茅台集团的大门口，依然有武警守卫，这在企业是鲜见的。
在采访中，多次有市场人士告诉记者：“茅台的销售人员傲气得很，眼里没人的。”在开内部会议时，有的片区经理居然说“我是茅台，我怕谁？”但在企业内部，茅台可没有这种睥睨市场的气魄。为了监察这个高利润企业，国家财政部派有专员驻扎在地方，监督茅台厂这些大企业的运营，税收。上级“婆婆们”与企业间常会引发矛盾。“有一年，这些专员的工资被地方扣住了，他们还联名写信向财政部反映，要求发工资。”一位贵州籍退休官员对记者说。
虽然茅台从2000年便上市成为一个公众公司，但在用人机制上，公司的高管人员和政府官员的任命方式相似。从乔洪7年前空降为茅台股份公司总经理，到近期为了保护茅台，不经过股东大会，董事会就迅速将其调任国资委，不难看出当地政府对茅台人事任免拥有绝对话语权。
正因为这种被政府的高度重视，茅台面临着和很多超大国企一样的瓶颈。自乔洪管理茅台开始，在他主政的几年内，每瓶茅台酒的价格由1999年的168元上涨到现在358元，与此同时，茅台股价持续上涨，2006年长期位居中国的第一高价股，并在2007年1月突破百元，成为5年来A股市场的首只百元股。
但茅台的管理者们却很难从股价中分享新增价值。剑南春2003年成功实现MBO（即管理层持股），据知情人士透露，茅台高层曾专门前去学习考察。但MBO之于茅台，季克良分析了贵州情况，认为不太可能，“一是政府方面，一是职工的承受能力，这是茅台与剑南春最大的两个不同。”
虽然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监控着这家老字号国企的运作，但当市场最需要政府表明态度时，政府却沉默了。于是有了整个事件中最离奇的一幕：
5月9日，茅台宣布停牌两天。此时市场上关于乔洪“双规”的传言正甚。
5月14日，茅台发布了公告，乔洪被调往国资委出任副主任。当天，贵州省国资委市场管理处人士却向媒体称“不知情”。
5月15日，贵州国资委副书记谢谦承认乔洪已经调往国资委。但媒体从贵州省纪委处得到了乔洪仍被“双规”的证实。
5月21日，随着茅台公告的发布，乔洪的去向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贵州省纪委员的负责人还表示，将乔洪调离原工作岗位，旨在尽可能降低对其调查给上市公司产生的影响，体现了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国酒茅台和证券市场的悉心呵护，也是政府维护广大股民切身利益负责任的表现。
但市场的表现似乎没有读懂政府的苦心。自4月底以来，茅台总经理被双规的传言甚嚣尘上，却没有见任何部门或茅台公司的公告说明，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消息次第登场，茅台股价出现异动。
5月8日，上证指数大涨109点，茅台却高开低走，最后仅小涨1.13%；5月9日，上证指数上涨63点，贵州茅台索性逆势大挫4.66%，从开盘的96.5元跌至当天最低价89.9元最后收于92元，成交量创下了2006年以来的单天最高量——当天共成交13.9亿元，其中不乏股民的恐慌性抛售。5月10日，公司被上证所紧急停牌。
其间股价波动，损失的不仅是在各类传言中盲目投资的股民的个人财富，还有人们对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公开的信心。
一位媒体评论员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像茅台这样的国企，上市对于它们，“其目的已经由最初的‘脱贫解困’，进化为借助信息披露、股东施压等方式，构建起过硬的内外部监督，最终迫使那些半官半商的企业真正转化为合乎规范的现代公司”。——茅台历经如此代价后，会收获这些进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