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政：打造北大仓中华第一枪
尤其是北大仓珍藏版老枪酒与抗战第一枪的巧妙结合上，堪称珠玉合璧，是本世纪以来东北收藏级白酒的典范。日前，《华夏酒报》记者，就此采访了齐齐哈尔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孙文政先生。
从聚源永到北大仓
孙文政说，北大仓的前身是马子良开设的聚源永烧锅，聚源永烧锅建于民国三年（1914年），当时的厂址就是现在北大仓酒厂这个位置，是齐齐哈尔市有史记载最早的白酒酿造企业。
据齐齐哈尔工业志记载聚源永建厂时，“有伙计19人，投资1.8万元。”聚源永烧锅大致经历了整个民国时期，到江桥抗战前夕，已发展成为具规模的白酒生产企业。
在当时，聚源永是齐齐哈尔市内白酒生产质量最好、信誉度最高的企业。也是江桥抗战时齐齐哈尔市内仅有的一家较大的白酒生产企业。
在日伪统治时期，聚源永烧锅的经理拒绝日本人的威胁利诱，坚持发展民族工业，不烧制清酒。日本投降后，西满军区后勤部接管了聚源涌烧锅，成立了齐齐哈尔聚源涌制酒厂。
1949年后，齐齐哈尔聚源涌制酒厂改名为齐齐哈尔第一制酒厂。1961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齐齐哈尔视察时说：“齐齐哈尔的北大仓酒很有茅台风格，很有发展前途”。从此，北大仓酒名声远播。
江桥抗日第一枪
孙文政介绍说，1931年10月16日拂晓，日本侵略者为实现迅速占领中国东北的野心，“唆使张海鹏伪军，”在两架日军飞机的掩护下，向嫩江桥黑龙江守军发起突然攻击。主持黑龙江省军政的参谋长谢珂，调集驻黑各部队，对来犯之敌奋起应战，终于将伪军击溃。
江桥抗战爆发后，“马占山于10月20日到达齐齐哈尔，”出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在谢珂参谋长支持下，积极备战，准备与日伪决战江桥。为防日伪入侵，我守桥部队将嫩江桥炸毁。马占山在20日就职典礼上称：“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地方之责。”并发表抗日宣言：“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虽我黑龙江一隅，尚称一片乾净土，尔后凡侵入我省者，誓必死一战。”
11月4日凌晨5时，日军嫩江支队越过江桥，中午到达五桥，以数百名兵力，在5架飞机的掩护下，向大兴阵地发起冲击，遭到徐宝珍卫队团的还击，守军许多官兵以身殉国。
17日，敌人“同时参战1万余人”分三路向三间房阵地进攻，而守军因多次战斗伤亡，实际参战人数已不足两千人。在数倍于我的日军猛攻下，守军将士骁勇异常，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19日凌晨，马占山部已是弹尽粮绝，腹背受敌，马占山分析形势，知省城无险可守，决定率军政两暑人员撤往海伦，江桥抗战至此结束，它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同法西斯侵略者浴血奋战到底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军队有组织、有领导的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第一枪
打造中华酒文化第一枪
孙文政说，对于文学家来说，酒是消忧解愁的媒介，感悟生命的桥梁，是高扬主体意识、引发自由意志的有效手段，那么对于军事家来说，酒则是增加豪气，拓展胸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处的灵丹妙药。
如果说酒在文学家那里带有阴柔的特质，那么在军事家那里则更多地带有阳刚的品质。在江桥抗战时，马占山、谢珂等将领，为鼓舞将士的爱国主义精神，用聚源永酒来鼓士气，壮军威，特别是在11月4日后的战斗，天气寒冷情况下，聚源永更把几只“酒海”运到的前线。
中国还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当做一件事成功胜利时，都要喝酒助兴，尤其是凯旋而归。前方的将士打了胜仗，后方一定用酒来犒赏三军。马占山率领黑龙江爱国军民打响武装抗日第一枪，无论出发前，还是凯旋归来后，喝的皆是聚源永酒。从这个意义来讲，北大仓老枪酒的开发，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孙文政建议，一是把北大仓老枪酒打造成为中国酒文化品牌，可否称为“中华第一枪”酒，因为这与马占山打响武装抗日第一枪的历史文化完全吻合，更能提高北大仓老枪酒所寓意的江桥抗战第一枪历史文化内涵。二是把过去的打火机赠品是否换成枪型，或是以抗日将领为型体的礼品。这样既宣传了江桥抗战精神，又打造了酒文化品牌。
中华抗战第一枪
孙文政说，11月4日凌晨5时，日军嫩江支队越过江桥，中午到达五桥，以数百名兵力，在5架飞机的掩护下，向大兴阵地发起冲击，遭到徐宝珍卫队团的还击，守军许多官兵以身殉国。晚6时，日军十六联队的三个大队及南满铁路独立守备队四个大队，再次对大兴阵地发起进攻。守军官兵跃出战壕，冲向敌群，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日军的现代化武器失去了优越性，血战到晚8时，“江北岸无敌踪，唯见血肉模糊，遗尸400余具，遗弃武器几无隙地”，“我军伤亡300余人。”
11月5日凌晨，日军300余人分左右两路强渡嫩江。当敌军渡到江心时，我军集中火力射击，敌军死伤落水者居多，日军虽连续五次进攻，均被守军吴松林旅击溃。据日方报导“日军死167人，伤600余名，伪军死伤700余名。” 6日，日军又投入步兵4000余人，火炮40门，飞机8架，铁甲车4列，向大兴阵地压来。马占山亲临前线作战，“守军将士舍生忘死，奋力拼杀。”屡挫敌锋，士气极为高涨，“我军毙敌千人以上，自己伤亡600多人，”在敌众我寡，又无援军，弹药告急的情况下，马占山命令部队撤至三间房阵地。
11月7日，敌机3架飞临三间房阵地狂轰滥炸，“守军击落1架敌机，”守军将士群情激昂，主动出击，“大兴阵地日伪基本被我歼灭，我突袭部队获胜，奉命撤回二线阵地，”8日，敌人改变了战略战术，变以军事进攻为政治讹诈，并辅以军事压力的方针。”12日，日伪的政治阴谋没有得逞，疯狂扑向我军阵地，守军将士伤亡惨重。将士们义愤填膺，硬是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
13日5时，日军向我小新屯阵地进攻，被我军击退。14日天刚亮，敌人700余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进攻汤池、蘑菇气阵地，上午10时许，敌2000余人分两路向守军阵地进攻，守军英勇杀敌，敌死伤惨重而退。16日，日军三千余名，在野炮飞机掩护下猛攻三间房阵地，“双方激战甚烈，血肉相搏，我军伤亡较大”。
17日，敌人“同时参战1万余人”分三路向三间房阵地进攻，而守军因多次战斗伤亡，实际参战人数已不足两千人。在数倍于我的日军猛攻下，守军将士骁勇异常，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18日晨2时，日军坦克冲上阵地，将士们把炸药捆在身上，滚到坦克底下，以身炸坦克，将士们用热血之躯硬是打退了敌人十几次进攻。晚6时，守军官兵死伤殆尽，后继无援，为保存力量，向昂昂溪方向撤退。
19日凌晨，马占山部已是弹尽粮绝，腹背受敌，马占山分析形势，知省城无险可守，决定率军政两暑人员撤往海伦，江桥抗战至此结束，它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同法西斯侵略者浴血奋战到底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军队有组织、有领导的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第一枪
打造中华酒文化第一枪
孙文政说，对于文学家来说，酒是消忧解愁的媒介，感悟生命的桥梁，是高扬主体意识、引发自由意志的有效手段，那么对于军事家来说，酒则是增加豪气，拓展胸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处的灵丹妙药。
如果说酒在文学家那里带有阴柔的特质，那么在军事家那里则更多地带有阳刚的品质。五代时后梁大将王景仁，带兵有方，作战勇敢。他带兵打仗时，同诸将大饮几杯酒，挥戈上阵，众将因此威勇倍增，以一当十，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在古代的战争中，在出征前， 有以酒为将士壮行这一古老的仪式。在我国古代，每次出征作战前，君王们都为将士设宴饯行，以酒饯行这种仪式除了表示对将士的关心和祝福外，主要是为了增强将士誓死杀敌的斗志和义无返顾的豪勇。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唐朝诗人王翰的《凉州词》生动形象的表现了酒对于激发出征将士的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所特有的作用。
在江桥抗战时，马占山、谢珂等将领，为鼓舞将士的爱国主义精神，也一定用酒来鼓士气，壮军威，特别是在11月4日后的战斗，天气寒冷情况下，爱国官兵们一定是要喝酒的。马占山孤军奋战起，抵抗暴日，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和声援。工人、农民、公教人员、商店店员、医务工作者，都自愿加入抗日救亡队伍。当时的齐齐哈尔市各团体，募集了慰问金十余万元，猪、养二百多头，全市妇女赶制防寒被，蒸馒头、打烧饼。千方百计让前方战士吃的饱穿的暖。这里虽没有记载当时聚源涌向前方送了多少酒以犒军，但从当时的支前盛况来看，聚源涌是一定加入了支前救亡运动，这从后来聚源涌，为发展民族工业，拒绝日伪的威胁利诱不酿制清酒就可得到证明。
中国还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当做一件事成功胜利时，都要喝酒助兴，尤其是凯旋而归。前方的将士打了胜仗，后方一定用酒来犒赏三军。马占山率领黑龙江爱国军民打响武装抗日第一枪，无论出发前，还是凯旋归来后，都要喝酒。所喝的酒，在当时来看，大多都是喝聚源涌烧锅的酒，因为聚源涌是当时齐齐哈尔最大的制酒厂，质量是最好的。做为当时的政府机关是不会喝其他小烧锅出厂的酒。从这个意义来讲，北大仓老枪酒的开发，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孙文政建议，一是把北大仓老枪酒打造成为中国酒文化品牌，可否称为“中华第一枪”酒，因为这与马占山打响武装抗日第一枪的历史文化完全吻合，更能提高北大仓老枪酒所寓意的江桥抗战第一枪历史文化内涵。二是把过去的打火机赠品是否换成枪型，或是以抗日将领为型体的礼品。这样既宣传了江桥抗战精神，又打造了酒文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