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从伊利出来了，潘刚就自然浮上来了

　　从胡润的排行榜上看，中国财富逐渐年轻化了，逐渐向年轻人转移了。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拥有者生在一个好的家庭，也有一部分是自己创业。

　　分析这个富裕阶层，我们就会发现传统产业的财富开始向互联网、能源和地产转移。而这三个产业相同之处就是占据了强势的资源，包括土地、矿山和人才。很显然，土地和矿山的斗争多少渗透着血淋淋的东西，很激烈;而人才却大多是依靠文化和思想团结的，这个斗争渗透的是和为贵的价值。

　　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原因就是等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就缺乏了斗争的精神，就缺乏了野性。中国人还说“三代出贵族”，原因就是等到了第三代的时候才真正能够深入文化和思想，才能够真正达到某种境界。两个“三代”，给了我们两个信息。我们到底是要斗争、要野性，还是要和为贵、要贵族?这个问题是很多企业家内心深处十分矛盾和痛苦的问题，很多人无法选择。

　　在中国，传统对职业有“三教九流”之说。让我一直不能接受的是，在三教九流中，知识分子居然排在妓女的后面。三教九流应该是知识分子创立的学说，可是自己却将自己排在妓女的后面，是自嘲?还是自己太清楚自己了?我无法考证。更让我一直不能接受的是，商人和士兵居然在三教九流中都没有。如果在文革的时候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那么就可以说商人和士兵是“不入流”。

　　我相信在这里知识分子绝对不是清高，而是认识到了职业和社会的本质。商人和士兵往往和财富、地位相连，容易造成斗争，甚至是血腥的斗争。而知识分子往往也会因为进言而造成大的斗争。从远处讲，吕不韦的商人谋国、李斯的苛政猛于虎、赵高的叛乱都是典型的例子。

　　商人的利益驱动和士兵的杀伤力往往都是以流血为斗争形式的，知识分子不希望这个世界有这两个职业。而知识分子的重名往往也会给民族和社会带来苦难，比如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汤敏为了增加内需给国务院提议扩招，让老百姓把钱花出来。这个“扩招”最后演化成了今天的“教育产业化”，这就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灾难，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弥补才能医治好这个创伤。因为在产业化面前，中国的教育是利益教育，而不是德的教育和发展的教育。所以知识分子将自己定位在妓女的后面，就是时刻告诫自己，多靠力气吃饭，多想想前八种人的生活艰难。

　　在今天的中国，商人已经走上了所有流派的最前沿，可以说我们已经离开了商人就无法生活了。如果以前说商人“不入流”的话，那么今天的商人已经是“主流”了。商人依靠自己的努力，经过了几千年的斗争，最后站在了主流，并且名正言顺，可谓可喜可贺、可谓悲怆。

　　现阶段中国有太多的企业不崇尚人本思想，而崇尚动物的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