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家与贤者的境界修炼

慈善家与贤者的境界修炼

商业革命与慈善家

慈，我国《辞海》的解释为：本指父母的爱，引申为凡怜爱之称。尽管国内辞书均无“慈善”二字，更无“慈善家”之概念，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倡导慈善的国家，慈善思想和理念源远流长，可以见诸先秦诸子百家典籍。
在商业史上，每个时代都会诞生与该时代精神命脉紧密相连的慈善家，他们的不懈努力创造了时代，他们同时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灵魂和缩影。回顾管理思想史，泰勒、法约尔、韦伯当属20世纪初古典管理理论的大师，而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福特等，他们就是20世纪初叶及此后美国工业革命的先驱和商业大师，更是世界和美国的第一代慈善家。当历史发展到了20世纪末期，当工业革命在美国完成了它的使命而进入信息革命的时候，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出现了，他们又成为信息经济时代商业革命的大师和慈善家。
在日本，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丰田喜一郎等，也成为日本工业经济时代的商业支柱，正是他们的努力使日本制造及精益制造模式在整个世界赢得了巨大声誉。他们不仅成为日本众多企业家、事业家中的杰出代表，也是日本受人尊敬的慈善家。
在中国，长期以来人们多认为慈善就是富人对穷人发慈悲，社会往往认为不能为富不仁，富人救济穷人是理所当然的。由于社会往往把道德评价放在首位，也就给富人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压力，其结果是，一方面富人不敢露富，另一方面富有了反而心里不踏实。于是很多人干脆抱着行善积德的想法，甚至把所谓的“花钱买平安”等同于慈善行为，这种被扭曲的慈善理念，实际上都是由于长期以来社会的仇富心理和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造成的。
因此，“两恨文化” 长期存在，一曰恨富人，二曰恨能人，企业家恰恰是这两种人的综合体。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既缺乏科学、完善的社会慈善体系和健全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缺乏被社会广泛认同的慈善理念，也缺乏对健康永续的慈善文化土壤的培育。其结果是导致很多富人，甚至企业家缺乏正确的财富观念和阳光心态，或者挥金如土、穷奢极欲，对慈善充耳不闻；或者一切以利润获取为最高目标，以企业发展需要，以做强做大后更能做慈善为理由，堂而皇之地拒绝慈善。显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还很难产生真正被社会普遍认同的慈善家，更难以形成蔚然成风的慈善文化。
《财经国家周刊》的一篇研究文章指出：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继续上升，这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
同时人均GDP排名世界100多位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之一。一个上海、北京国际汽车展，其他国家的富豪几乎不敢问津的超豪华车，动辄上千万一辆，可在中国一出场就名花有主，众多富二代成了这些超级豪车的绝对顽主。也许，从这个视角可以为我们揭开许多中国富豪无法变成慈善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慈善家与慈善文化

美国《时代》周刊曾刊登一篇关于中国富豪们的生活方式的报道，尽管报道难免以偏赅全，但其中颇有深意。报道认为，中国富豪大多穷奢极欲，挥金如土，他们的行为应归咎于他们的低素质。并认为，很多时候他们所做的已经不仅仅是无度的挥霍，更是愚蠢的攀比。
美国的慈善文化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罪富文化”。基督教宣扬的是通过对上帝的信仰，通过自我在世俗生活中的博爱、善行等获得拯救。早期基督教是谴责和否定世俗世界的财富的，对商业活动坚决否定，认为商人贱买贵卖，其罪恶甚至超过盗窃。因此，在基督教看来，富人死后要想升入天堂，就应该把自己的全部财富捐赠给穷人。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这样的观念与现实发生了激烈冲突。在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看来，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他告诫人们：“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时，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
尽管如此，基督教关于富人原罪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西方社会。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被公认为美国最伟大的慈善家，也是美国慈善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卡内基认为，富人的责任是成为生活简朴无华的典范，应将多余收入视为由其管理的信托基金，让有思想而且认真的人精心筹谋运用。“赚钱需要多大本领，花钱也需要多大本领”，他认为济世救人应考虑如何帮助那些能够自助者，他不主张把财富零零碎碎地分给老百姓，而主张采取办企业的方式来支持公益事业。
美国的慈善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理念。其慈善文化主要基于新教理念，即富人只是财富的社会管理人。也就是说，在法律上，财富是私有的，但在道德价值层面，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就属于社会的。直到今天，美国深厚的慈善文化渊源仍然发挥着它巨大的影响力。

美国也是世界上慈善捐款最兴盛和按人口比例志愿者最多的国家，据称，目前慈善机构手中掌握着占GDP近10%的财富。每年，每个美国人要将收入的1.8%进行捐赠，每个美国家庭贡献志愿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占家庭总收入的2.36%。与中国恰恰相反的是，在美国，个人捐赠高达70%以上，远超过所有企业的捐赠。而且穷人与富人一样慷慨，美国低收入人群用于捐款的财物，占其总收入的5%以上，高于富人的比例。对于慈善，美国人认为并不只是捐赠，而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主要得益于制度的推动，美国没有专门的和独立的关于慈善的法律，有关慈善的规定和条款散见于宪法、税法、公司法、雇佣法等联邦和州的法律法规中。
中国传统的慈善往往只救人之身，不顾人之魂，这与美国等强调“授人以渔”，即要帮助穷人获得自助与自救的慈善理念具有很大差别。成功企业家、事业家的最终归宿必然是慈善家，这是由人的心理需求与精神境界决定的。一种观点认为：心理学研究表明，赚钱与幸福的规律是抛物线，开始是赚得越多越开心，但到达一定程度之后，通过赚钱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这个时候，为别人花钱反倒可以让人得到幸福，这个时候，富人就变成了慈善家。
慈善需要一定的文化土壤，也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制度建设。在中国，慈善土壤尚需要经过长期化、制度化的培育。就当前来讲，只要国家有一个创新而健全的慈善制度，慈善事业就必将发展到一个更新的阶段。随着社会更多新富阶层的出现以及慈善理念的深入人心，中国也会诞生更多慈善家。

贤者的境界修炼

《辞海》对“贤”的解释是：才能、德行好。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贤有时专指才能，如《穀梁传·文公六年》：“使贤者佐仁者。”范宁集解：“贤者，多才也。”有时专指德行，如《荀子·王制》：“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
贤，用于敬辞，贤达，指有才能，有德行，并有声望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贤者就是德才兼备的人。我国古代将孔门弟子称为“贤者”，所谓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曾子、颜回等是也。现代汉语中，贤的合成词很多，如贤良、贤士、贤君、贤哲、贤德、贤惠、贤淑、贤明、贤能等。
《说文解字》：“贤，多财也。”段玉裁注：“贤本多财之称，引申之，凡多皆曰贤。人称‘贤能’，因习其引申之义而废其本义矣。”
除了“有才”、“有德”，贤的另一个意思还指“有财”。如字面之意，贤，从“贝”，本意为“多财”，所以中国古代也把贤者视为富有的人，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贤者指的便是富豪了。《庄子·徐无鬼》有：“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
孔子《论语·里仁》有：“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在这里，贤指德才兼备的人，其义是，见到德才兼备的人就要向他看齐，见到德才低下的人要反思自己。
因此，依据中国古代先哲关于人的道德养成、境界修炼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角色对位分析，我们将贤者视为仁者的逻辑延伸，贤者的内涵与最高境界是“才、德、财”三者的合一。
墨子主张“尚贤”，就是不分贵贱唯才是举。墨子主张用“尚贤使能”来治理天下，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在《修身》篇中墨子还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意思是，意志不坚强的人智力就不会发达，出言不守信用的人行事就不会成功。拥有钱财而不愿分给他人者，不值得与其交友；不能恪守为人之道，不能广博地认识事物，不能明辨是非的人，不值得与其为伍。
其实，无论政治、经济，还是任何其他社会组织，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都需要把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要素来对待，尽管不同的官僚组织，其人才观与选择任用人才的标准各不相同。自古以来，“求贤若渴”、“见贤思齐”都是社会健康发展的良性行为。当今社会对于“贤者”的理解，以及对于“贤者”的态度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今社会还有没有真正的“贤者”？2010年1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2009人进行的调查显示，高达38.6%的人认为当今社会“贤者”不常见。哪些人才是“贤者”？民调显示，公众认为三种人最贤：帮助别人奉献社会的普通人、在本行业成就突出的人和国家表彰的杰出人物。公众对“贤”的标准是什么？“回报社会”成为首选占72.1%，其次是“道德高尚”占67.9%，“大公无私”排名第三占59.2%。本次调查同时显示，虽然有76.4%的人自认为有见贤思齐的意识，但多达97.4%的人痛感当今社会已经缺失见贤思齐意识。
孔子在《论语·里仁》里有几处讲到富贵、贫贱，讲到义、利，讲到见贤思齐。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意思是：君子明白大义，小人只知道小利。孔子认为，利要服从义，要重义轻利，他的义指服从等级秩序的道德，一味追求个人利益，就会犯上作乱，破坏等级秩序。所以，把追求个人利益的人视为小人。因此孔子说，看到贤人就应该向他学习，看到不贤的人要从内心里反省自己。孔子是圣贤，自然会有“见贤思齐”的道德境界。
实际上，任何时代都有圣贤，一个没有圣贤的社会和时代，其结果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令人悲哀的。只有重贤、举贤，见贤思齐的社会，才可能出现更多的贤者。贤者是社会的精英，社会的楷模，也是时代的号角，其榜样力量是巨大的。当今，人们对贤者的认识和辨别颇多歧义，甚至大大颠覆了我国传统文化有关贤者的价值观念与道德精神。见贤思齐的反面是见利忘义，在很多人眼里，有钱便是贤，甚而把“见贤思齐”调侃为“见钱思齐”。
实际上，贤者未必有钱，但有钱人能成贤者，甚至成为大贤，这并不为怪。贤者，是一把道德的标尺，是一道人生的标杆，是道德之人追求自我完善的更高目标，也是有识之士锤炼自己意志的更高境界。只有当一个社会建立起举贤重贤、任人唯贤的良性制度，形成见贤思齐、积极向上的良好风尚，才有可能涌现出更多的贤者，也才可能有更多的人以贤者为荣。
所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如何建设与新的市场秩序相适应的道德文化体系，已经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相信，只有完善的制度建设与良性的慈善文化才可能造就出一个重贤、尊贤、见贤思齐的社会，而慈善家必然会成为更多企业家、事业家所追求的人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