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粉事件后,要考虑改变监管规则”
自2004年起,马德林开始担任欧盟委员会健康与消费者保护总干事(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 Gener al for Health and Consumer Protection),全面负责公共卫生、食物安全监管及消费者事务三大领域。
9月21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办的中国健康发展高峰论坛上,他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他表示,中国在解决近期发生的“奶制品三聚氰胺”事件上,和欧盟当初解决疯牛病事件时反应类似,“但下一步政府监管部门要考虑改变规则,虽然这并不容易”。他说。
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着多部门交叉管理、权责不明。而马德林表示,自己领导的机构,拥有强制权力,“可以关闭任何一个有食品问题的工厂。”但他承认,一个部门有多少权力并不是十分重要,关键是快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补缺规则漏洞,集中监管权力。在付出诸多幼小生命为代价后,这样能够“亡牛补牢”中国的食品安全和质量么?
权威部门有义务和责任去通告
《21世纪》:作为欧盟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负责人,你如何看中国最近发生的“奶粉事件”?欧盟委员会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Madelin:实际上,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只在中国出现,很多国家也出现过类似问题,但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幅员广阔,出现这样的问题,更令人担忧。我知道中国政府已经在要求国内的生产商对他们生产的食品安全做出新的、更高水平的承诺,同样,我们这些食品安全监管者也被要求在本区域的监管上做出更多承诺。
我们就中国现在出现的问题采取了两个措施,看能不能降低潜在的风险水平。首先,与中国卫生部的同行进行更多交流,也希望中国质检总局要更好地确保奶粉等食品的安全。另外,要求欧洲一些进口中国食品的厂商检查从中国进口的奶粉及其他奶制品,并要求经销商检查存货,看其中是否有问题产品。
《21世纪》: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欧盟内部,你们会怎么做?
Madelin:在欧盟,两年前我们也遇到类似情况。当时一些染料出了问题,虽然数量不是很大,但同样有可能造成癌症。在应急措施过程上,欧盟和中国是一致的。第一步就是断掉货源,把已有的货源全部召回。第二步我们要考虑是不是改变(监管)规则,像疯牛病出现后我们就改变了很多食品监管规则。当时做了两个主要改变,一是加入了产品可追踪的要求,必须要能追踪到原料源头；二是要保证信息能及时通告,权威部门有义务和责任去通告有关部门。目前中国在产品追踪上可能还没有做到。
我这次在北京遇到质量监督的同行,我觉得要他们(马上)改变规则,很难做到。
《21世纪》:欧盟会不会对中国的一些食品进口进行限制?
Madelin:我们不会限制任何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对欧盟的出口,只有当我们发现某一种食品发生可能危险的时候,才会有限制。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这种可能。
要快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1世纪》:目前,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上,存在着多部门交叉管理、权责不明的问题。欧盟在具体管理上,是如何设置机构和划分权力的?
Madelin:欧盟食品安全管理中分成两部分。一个是风险评估,比如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它的核心任务是提供独立的科学建议与支持,建立一个与成员国的相同机构进行紧密协作的网络,评估与整个食品链相关的风险,并就食品风险问题向公众提供相关信息。但也只是提出哪一类食品有问题。
还有一个是风险管理,发现食品问题后,像我们做食品安全监管的,就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我们有强制权力,可以关闭任何一个有食品问题的工厂。但其实一个部门有多少权力并不是十分重要,我们的目的是快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1世纪》:你上面说的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是如何做到的?
Madelin:比较具体的是,海关和港口都要抽样调查,然后还要跟各国食品加工商交流,对食品进行安全抽样检查。去年开始,我们统一了标准,重新编写了食品安全白皮书,比如我们的通用食品安全手册是要求任何食品的出售都能确认是安全的,每个厂商都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流通渠道的每个环节也要保证食品安全。
就像我前面强调的,每一个厂家都要知道自己的产品原料来自哪里,销往何处,任何环节都不能隐瞒与食品安全相关的问题。
《21世纪》:你强调食品安全监管要把控每个环节,但本次“奶粉事件”中,奶农是分散的个体,追踪原料来源有一定难度,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Madelin:这也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不管你收购的奶是来自于一个农民的一头牛,还是一个农场主的一群牛,都应该去检验,检验合格后再放到一起,其实这是一种成本。虽然说,逐个检验要花很大的成本,但是现在出了问题后,很多的产品卖不出去了,还出了人命。如果当时一开始企业重视了食品安全,严格检验,现在可能花的代价就会小一点。
事实上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弱点,都是贪心的,都想省钱,但出问题了再后悔,就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