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象回溯:“调奶人”、“关系奶”和“傻子牛”
在城市的超市货架上,牛奶整齐划一、包装光鲜。循着生产链条向源头看去,却曾经演绎着奶站的收奶乱象、奶贩神秘的“调奶”技术和奶农买牛养牛的无知无奈。期待这一切能随着奶业整顿的深入而终结。 “调奶人”的“技术” 在以前,10吨的源奶,要加六七瓶双氧水,二三十盒庆大霉素,4-5毫升的维生素C,10-15斤的蛋白粉,20-30斤的乳清粉,4-5斤的脂肪油,甚至有时候加碱加过头了,还会加点硫酸来中和。 从9月29日开始,陕西省杨凌地区的“调奶人”周立社的营生恢复起来了。 周立社的正式身份是奶源经纪人陈平和王利的运奶车司机。10吨的冷藏罐,一收满奶,他就拉到奶厂去。为了避免时间延误影响收购时的质量检测结果,他出车的时间可能是大清早,也可能是午夜。 从9月15日到29日,停顿半个月之后,陈平、王利又找到周立社出车,意味着他们手中的散奶收购恢复了。 在此之前,周立社是专业“调奶的”。这份颇有神秘色彩的差事,就是通过添加各种东西,使牛奶的各项监测指标都能通过。 周立社说,在以前,10吨的源奶,要加六七瓶双氧水,二三十盒庆大霉素,4-5毫升的维生素C,10-15斤的蛋白粉,20-30斤的乳清粉,4-5斤的脂肪油,甚至有时候加碱加过头了,还会加点硫酸来中和。 有一次,在给一大型乳品企业交奶时,一个搅奶的耙子落在奶罐车里,最后也被收走。 因为添加这些东西后的牛奶成分有一定的时间要求,六七个小时后就会失效,因此必须确保这些牛奶在一定时间限制内送检。于是,双氧水的罐子就放在运奶车司机的驾驶座下面,拉到厂里,快要送检时,临时打开盖子往里倒。 这一套技术,是陈平从泾阳县请来的高参——李自军传授的。 闻名泾阳县的李自军,是陈平的叔伯外甥。他个子不高、精瘦,四十多岁,做兽药出身。而蛋白粉、脂肪油、乳清粉、庆大霉素等等主要添加用料,多半出自兽药。 在泾阳,李自军有一个响当当的外号——“奶神”。 像陈平、王利这样大量收奶的散奶贩子如今在全国知名的农业示范区杨凌已不多见。小型养殖户自行挤出的散奶,被称为“盘奶”。而经由奶站统一挤出的奶,被称为“管道奶”。2002年前后,伊利、蒙牛等乳业大品牌在全国的奶源收购迅猛铺开,在收购时对管道奶给予相对高价,拉动了集中奶站的兴起。 陈平、王利做的是二道奶贩生意,日收购量在二十五六吨上下。他们不直接跟奶户打交道,只与奶站或奶贩做生意。 在“三鹿事件”前就像金字塔结构,陈平的下方,还有数量多得多的一道奶贩子,他们的生意场,则带着浓厚的丛林法则意味。 在陕西省周至县,清河一带的散奶,是奶贩贾伟的“地盘”;而下侯一带,是何剑的收购范围。在人们口中,他们分别是“这一伙子”和“那一伙子”。 在收奶之前,何剑是贩牛的,贾伟是推销兽药的。他们都是2000年以后被膨胀的牛奶市场吸引而来。在三鹿事件发生前,何剑的日收购量大约为1吨,贾伟大约为6吨。 周至是典型的奶牛散养县。一村十来户,一户三五头。农户每天自己将奶挤到大桶里,由一道奶贩初步集中,再经过二道甚至三道奶贩,最终汇集到企业的生产仓库里。 一年多以前,武功县有夫妇俩到周至县收奶,先后几次被掀了车,“三轮车给砸完了,女人胳膊打骨折了”,最终作罢。 这样的事情,何剑也遇到过,但他毕竟是周至本地人,硬是挺过来了。奶源的争夺几乎时时都在发生。在这里的乡村,人们信得过的就是熟人熟脸。“三鹿”事件之前,何剑手上的奶户,几乎全部得到过贾伟放出的优厚价格信息,但下侯村的奶农宁可不卖奶,也不愿卖给贾伟。清河一带,也同样“抵制”何剑。 奶贩子的“关系” “每一个自然村庄里,每一个养牛的区域里总有有钱的,也总有有权的,有钱的和有权的加起来以后,完全可以做这个奶站。” 但停止收奶开始打破一级市场延续已久的规则。前些日子,何剑手上的奶户,大约有40个已经转投贾伟。 在成立不久的周至县奶牛协会里,贾伟担任要职。他在县上的“关系”,是何剑没法比的。 也因为类似的原因,陈平、王利还能够继续收奶。他们在乳品公司内部的“关系”,足够摆平一般的麻烦。周立社说,他曾经不止一次亲眼见到他的老板拨通公司内部检验人员的电话,报上自己源奶的批号,于是就算一次检验不过关,二次复检也能过关。 陈平、王利这些年以来的生意经是:每月给乳品公司协管员2000-3000元的好处费,也就换来了睁一眼闭一眼。周立社回忆说:“有一次从宝鸡领回奶款11万多,陈平、王利让我把20000元送给一个奶站员工,还给另外一个员工买了一台电脑和电脑桌,我亲自送到临潼去的。” 周立社说,在做“调奶员”的时候,“好多人给公司反映过,说他们在牛奶里捣鬼,这家大公司来过人,把乳清粉的袋子、罐子什么的从床底下收走了”。 然而,这并没有在实质上动摇陈平、王利的收购地位。“关系”,永远都是“关系”。 这或许跟如今流行的收奶模式有关——由蒙牛最先发明的“社会合作建奶站”。企业获得奶源,当地奶站从中收取管理费。牛根生深谙基层社会的运行逻辑,在回忆录中他曾这样解释:“每一个自然村庄里,每一个养牛的区域里总有有钱的,也总有有权的,有钱的和有权的加起来以后,完全可以做这个奶站。” 这样的模式很快被众多的乳品企业借鉴。但随之而来的,诸如陈平和王利这样有“关系”的奶贩子的“通融”问题让企业煞费脑筋。银桥乳业规定:运奶司机每月调整一次路线,驻奶站的检验员每周或每两周调换一次。然而面对“关系”,还是无奈。 “我们养的是傻子牛” 在城市的超市货架上,牛奶整齐划一、包装光鲜,循着生产链条向前端看去,却演绎着奶牛市场的坑蒙拐骗敲诈勒索。 坏消息中惟一的好消息是:在政府的强力救市之下,奶牛还没有遭受大规模宰杀的命运。 但用西安乳业协会秘书长王伟民的话来说,现在养的,很多是“傻子牛”。 在奶牛市场,各种虚假、化装、伪造的奶牛品种混杂,原本壁垒森严的繁殖谱系被彻底打乱。过去国营奶牛场的技术员,搞错一头牛的谱系编号,要罚一百多元;今天,“牛爷爷”和“牛孙女”交配的事情比比皆是。 对于奶牛养殖来说,劣牛就意味着血本无归。根据乳业协会提供的资料,“假牛”“劣牛”事件层出不穷“奶业打假人”蒋卫锁在不到两年的养牛生涯,就因为买进40头冒牌的良种奶牛,赔得一塌糊涂。 黑龙江省赵光农场引进300头号称新西兰良种的奶牛,在隔离场隔离的一个半月里,就有几十头出现了乳房炎和不带犊等问题,实际引进238头,拉回一年后,又有51头发生了乳房炎、乳头萎缩,22头有其他病症,3头牛在进场一周后死亡,原因不明;而产后不发情的,更是多达109头。 在更早前的2001年,假奶牛就曾经逼死人命。内蒙古自治区土左旗把什乡红房子村委会主任赵铁旦,为村里从山西忻州买进一批奶牛,牛运回去了,村里的款却迟迟不到,被扣押8天之后,赵铁旦利用半夜上厕所的机会逃了出来,一路乞讨回家。在村里等待他的,却是买牛户的百般抱怨甚至是辱骂:买回的牛多为假奶牛。逼债者又从山西一路追来。最后,赵铁旦自杀了。 在纷乱的民间贩运中,掺杂着由黄牛、笨牛染色、丰乳、镶牙而成的假奶牛。市场秩序混乱,乱发广告、以次充好、坑蒙拐骗、敲诈勒索现象时有发生。 在这样的交易中,牛贩子或中间人的命运也充满风险。2001年,河北众多牛贩子向内蒙古贩牛被骗,欠债两百多万,数十名“经理”四处躲藏不敢回家过年。 在城市的超市货架上,牛奶整齐划一、包装光鲜,循着生产链条向源头看去,却演绎着赵铁旦的故事。 奶农的冬天 村里养的猪啊、貂啊,都喝上了牛奶;只有在这里,在乡村社会最有效的信任基础和最短的流通链条之下,没有人怀疑自己装回家去的鲜奶,有任何的掺假问题。 9月18日到9月20日,倒奶风波席卷全国。 在这样的时刻,小型散养户的抗风险能力无疑是最低的。2007-2008年的市场波动中,根据陕西省有关人士的估算,原本占总量60%以上的养殖散户,减至30%-40%左右。而这一次震荡,有可能将这个数字,减至15%-20%。 可以预见的是:又将有散养小农被淘汰出局。 2004年,“奶业打假人”蒋卫锁在举报乳品行业掺杂使假现象之后,发起了“西部乳业万里行”活动。沿途所见,让他吃惊。 蒙牛公司在内蒙古奶农中曾打出广告语:“家有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家有五头牛,比蒙牛的老牛(牛根生)还牛!”可是,在他经过的乡村小学里,养牛人家的孩子,可能是穿得最破烂的。 牛奶价格的浮动,跑不赢饲料价格的上涨、人工价格的上涨。 而企业的价格战,还在年复一年地打响。每年夏季,是奶牛产奶的旺季、消费者喝奶的淡季;而冬季正相反,是饮奶的旺季、产奶的淡季。于是,夏季打压价格,冬季拉升价格,成为再自然不过的市场行为。去年,季节之间的价格差达到0.5元。 这也直接决定了奶农的悲喜周期:“一到开学、过节的时候,什么奶都收,各个厂子奶源部的人都下来,抢奶;他们不要的时候,你人还没到厂里呢,拒收单都开好了。一年里总要这么上上下下三四回。” 奶农们的理解是:“车间满了,商店不要货,厂子为了少收,就说奶有毛病,一头牛挤出来的奶,不同时候的指标能差好几个点。反正检测标准是厂里说了算,他要你高就高,要你低就低。” 杨凌奶牛散养户老王承认:有时候他会往牛奶里兑水,有时候会加碱。常常是在被奶站或乳品厂拒收、克扣之后,七嘴八舌地有人支招,便听来一半句。水是哪里都有的,碱面是厨房里找得到的,但他们几辈子也没有听说过三聚氰胺这样的东西,有人至今不会写这几个字。 把牛赶到奶站去挤奶的养殖户们,更是一肚子冤屈——他们根本就接触不到哗哗流淌的牛奶。 倒奶的压力迅速传导到各地政府,最大力度的动员会纷纷召开。9月21日开始,天津、唐山、内蒙古通辽、河北石家庄、陕西大部分地区的源奶,逐渐恢复收购。 但是,“合格的就收,不合格的不收,先拉去检验。牛奶能拉走就不错,没功夫说钱的事。” 源奶收购的通行结算方式,是半月一结或一月一结,因此大部分地区此次震荡之后的收购,还在等待结算,价格尚有不确定性。 在河北省正定县的李家庄,经过十几年的市场筛选,还在坚持养牛的,约摸都有几十头的规模。有20年养牛经验的老李,现在存栏40头。三聚氰胺事发后,有多年养殖的积蓄和经验,他并不十分慌张,“我还挺得住。”他说。 只不过,这段时间,村里养的猪啊、貂啊,都喝上了牛奶。 清晨和黄昏时分,在李庄村,村里人们提着矿泉水瓶子、康师傅红茶的瓶子、统一绿茶的瓶子,来到养殖户胡泽民的牛圈里打鲜奶。这边,养殖户在塑料暖瓶盖上固定一个把手,用作量具,一称一斤;那边,吸奶器的管子汩汩地抖动着,奶液在他们身后流进大桶。打奶人不多的时候,养牛人便操起铁铲清掉奶牛脚下的粪便。牛圈里的气味,此刻因为奶香味而不再刺鼻。 胡泽民说:出了事情以后,村里打鲜奶的人,大概增加了三分之一。 奶农老李说:原来不喝的人,现在都喝;原来喝一顿的,现在喝两顿。 只有在这里,在乡村社会最有效的信任基础和最短的流通链条之下,没有人怀疑自己装回家去的鲜奶,有任何的掺假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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