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氰胺奶粉重现”背后
“三聚氰胺奶粉重现”背后的社会底线沦陷-食品产业网
河北“三鹿奶粉”阴云未散，超标三聚氰胺奶粉再次“现身”。警方查明，在青海省一家乳制品厂，检测出三聚氰胺超标达500余倍，而原料来自河北等地。青海、甘肃、吉林等省发现三聚氰胺超标奶粉后，有关部门要求严肃查处，杜绝问题奶粉流入市场，彻底查清其来源与销路，坚决予以销毁，并依法追究当事人责任。
三聚氰胺奶粉三省份重现。这是一则足以激起国人愤怒情绪的信息，只是更愤怒的是“记者采访时遭官员推诿”，难道我们的健忘症已经深入到了麻木的程度吗？
食品安全作为关系社会公众健康安全的最基本要素，每一次食品安全的危机事件都有可能被放大，甚至威胁到食品企业的存亡。在安徽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中，曾一度被错误选入黑名单的“三鹿”集团，经过成功的危机公关为自己正了名。而四年后，这个中国奶粉的龙头老大却没能再次在危机公关中胜出，而是轰然倒塌。可惜的是，我们似乎没有能从中汲取足够多的经验教训，相反，执迷不悟和重蹈覆辙成了社会的一种尴尬。
而更早的尴尬出现出2009年的最后一天：一家位于上海的乳品有限公司因涉嫌生产、销售三聚氰胺超过国家标准的乳制品，被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而据媒体报道，对于该乳品问题的查处，早在2009年4月已经进行，但在之后长达8个月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对公众“保密”状态。这则来自上海市食品安全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消息，让“三聚氰胺”的字眼再次拨动了公众神经，结合当下的“三聚氰胺奶粉三省份重现”，笔者以为，三鹿的倒下，在一些人眼中很可能是个意外，而不是承担应有代价的后果，要不然，何来接二连三的以身试法者？
面对有关人士的话语：青海省质监局没有向记者提供信息的权利，指出记者应该向青海省卫生厅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了解相关情况，并提醒记者学习法律。在笔者看来，一些人还是在死抱着保密和推卸责任的心理不放，这对社会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更大的灾难，因为我们看到不到责任担当的勇气，更看不到应有的丝毫内疚，相反，我们看到了赤裸裸的底线后移和责任信仰的大面积溃退。
美国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说过，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他的话深刻地揭示了亚当·斯密的用心所在——如果没有“利他”作前提，“利己”是难以实现的。其实，“利他”与“利己”是统一的，“利他”是所有企业之所以存在的价值基础，更是所在企业发展的社会责任。尽管亚当·斯密三百年前就曾警示过人们对道德责任保持敬畏之心，但急功近利、利己压倒了一切，最后在貌似利他的前提下，是损人害己，背信弃义，“三聚氰胺奶粉三省份重现”就是明证。
三鹿事件导致个别婴孩因喝了毒奶死亡，近30万名儿童患病。如此的惨重教训竟然不能警示逐利者，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说过：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本身有局限性，它的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真正能产生效率的自由市场制度，需要有效的法律制度保证外，还需要有诚实、公正、公平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如果说，一个社会充满法治和公平正义精神，一个老老实实做事、有气节的操守的人能够有付出必有回报，那么经济社会发展就会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如果说，以诚信为基础的道德约束失效或被破坏，社会就会发生信任危机，处于无序状态，就会大大提高交易成本，任何企业和个人都将深受其害。
在笔者看来，“三聚氰胺奶粉三省份重现”是整个社会底线被突破的明证，引人深思。（朱四倍） (本文来源：国际在线 )
三聚氰胺奶粉三省份重现。这是一则足以激起国人愤怒情绪的信息，只是更愤怒的是“记者采访时遭官员推诿”，难道我们的健忘症已经深入到了麻木的程度吗？
食品安全作为关系社会公众健康安全的最基本要素，每一次食品安全的危机事件都有可能被放大，甚至威胁到食品企业的存亡。在安徽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中，曾一度被错误选入黑名单的“三鹿”集团，经过成功的危机公关为自己正了名。而四年后，这个中国奶粉的龙头老大却没能再次在危机公关中胜出，而是轰然倒塌。可惜的是，我们似乎没有能从中汲取足够多的经验教训，相反，执迷不悟和重蹈覆辙成了社会的一种尴尬。
而更早的尴尬出现出2009年的最后一天：一家位于上海的乳品有限公司因涉嫌生产、销售三聚氰胺超过国家标准的乳制品，被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而据媒体报道，对于该乳品问题的查处，早在2009年4月已经进行，但在之后长达8个月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对公众“保密”状态。这则来自上海市食品安全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消息，让“三聚氰胺”的字眼再次拨动了公众神经，结合当下的“三聚氰胺奶粉三省份重现”，笔者以为，三鹿的倒下，在一些人眼中很可能是个意外，而不是承担应有代价的后果，要不然，何来接二连三的以身试法者？
面对有关人士的话语：青海省质监局没有向记者提供信息的权利，指出记者应该向青海省卫生厅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了解相关情况，并提醒记者学习法律。在笔者看来，一些人还是在死抱着保密和推卸责任的心理不放，这对社会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更大的灾难，因为我们看到不到责任担当的勇气，更看不到应有的丝毫内疚，相反，我们看到了赤裸裸的底线后移和责任信仰的大面积溃退。
美国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说过，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他的话深刻地揭示了亚当·斯密的用心所在——如果没有“利他”作前提，“利己”是难以实现的。其实，“利他”与“利己”是统一的，“利他”是所有企业之所以存在的价值基础，更是所在企业发展的社会责任。尽管亚当·斯密三百年前就曾警示过人们对道德责任保持敬畏之心，但急功近利、利己压倒了一切，最后在貌似利他的前提下，是损人害己，背信弃义，“三聚氰胺奶粉三省份重现”就是明证。
三鹿事件导致个别婴孩因喝了毒奶死亡，近30万名儿童患病。如此的惨重教训竟然不能警示逐利者，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说过：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本身有局限性，它的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真正能产生效率的自由市场制度，需要有效的法律制度保证外，还需要有诚实、公正、公平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如果说，一个社会充满法治和公平正义精神，一个老老实实做事、有气节的操守的人能够有付出必有回报，那么经济社会发展就会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如果说，以诚信为基础的道德约束失效或被破坏，社会就会发生信任危机，处于无序状态，就会大大提高交易成本，任何企业和个人都将深受其害。
在笔者看来，“三聚氰胺奶粉三省份重现”是整个社会底线被突破的明证，引人深思。（朱四倍） (本文来源：国际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