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期的药酒

    药酒用于治病或保健在中国由来已久。据文献记载，殷商的酒类，除了“酒”、“醴”之外，还有“鬯”。鬯是以黑黍为酿酒原料，加入郁金香草(也是一种中药)酿成的。这可以说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药酒。鬯常用于祭祀和占卜。鬯还具有驱恶防腐的作用。《周礼》中还记载：“王崩，大肆，以鬯。”也就是说，帝王驾崩之后，用鬯酒洗浴其尸身，可较长时间地保持不腐。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一部医方专书，后来被称为《五十二病方》，被认为是公元前三世纪末、秦汉之际的抄本，其中用到酒的药方不下35个，既有内服药酒，也有外用药酒，至少有五方能被认为是酒剂配方，用以治疗蛇伤、疽、疥瘙等疾病。《养生方》是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帛书之一，共有六种药酒的酿造方法。可惜的是，这些药方文字大都残断，只有“醪利中”较为完整，此方共包括了十道工序。

　　远古时代的药酒大多数是药物添加入到酿酒原料中一块发酵的，而不像后世常用的浸渍法。其主要原因可能是远古时代的酒保藏不易，浸渍法容易导致酒的酸败，药物成份尚未溶解充分，酒就变质了。《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较早的古典医学文献，其中的《素问?汤液醪醴论》篇，专论用汤液醪醴治疗疾病。醪和醴都是酒类。《素问?血气形态篇》载：“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大意是，经络运行不畅，病者表现大都是肌肤麻木不仁，治疗宜用按摩和药酒。

　　采用酒煎煮法和酒浸渍法起码始于汉代。大约在汉代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有这样一段论述：“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用酒浸渍，一方面可使药材中的一些药用成分的溶解度提高;另一方面，酒行药势，疗效也可提高。

　　汉代名医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一书中，就有多例浸渍法和煎煮法的实例。比如“鳖甲煎丸方”，以鳖甲等二十多味药为末，取煅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尽一半，着鳖甲于中，煮令泛烂如胶漆，绞取汁，内诸，煎为丸。还有一例“红蓝花酒方”，也是用酒煎煮药物后供饮用，以治疗妇人腹中刺痛。《金匮要略》中还记载了一些有关饮酒忌宜事项，比如“龟肉不可合酒果子食之”;“饮白酒，食生韭，令人病增”;“夏月大醉，汗流，不得冷水洗着身及使扇，即成病”;“醉后勿饱食，发寒冷”等。

　　南朝齐梁时期的著名本草学家陶弘景，总结了前人采用冷浸法制备药酒的经验，在《本草集经注》中提出了一套冷浸法制药酒的常规：“凡渍药酒，皆须细切，生绢袋盛之，乃入酒密封，随寒暑日数，视其浓烈，便可取出，不必待至酒尽也。滓可暴燥微捣，更渍饮之，亦可散服。”这段话注意到了药材的粉碎度、浸渍时间及浸渍时的气温对于浸出速度和浸出效果的影响，并提出了多次浸渍以充分浸出药材中的有效成分，从而弥补了冷浸法本身的缺陷——如果药用成分浸出不彻底、药渣本身吸收酒液而造成的浪费。

　　热浸法制药酒的最早记载大概是北魏《齐民要术》中的“胡椒酒”。该法把干姜、胡椒末及石榴汁置入酒中后，“火暖取温”。尽管这还不是制药酒，当它成为一种方法在民间流传，故也可能用于药酒的配制。

　　酒不仅用于内服药，还用来作为麻醉剂。传说华佗用的“麻沸散”就是用酒冲服。华佗发现醉汉治伤时，没有痛苦感，由此得到启发。

　从汉代开始，药酒逐渐成为中药方剂的组成部分。在《史记? 扁鹊仓公列传》中，载有西汉名医淳于意的25个医案，其中即有“药酒”治疗两则：一是以“ 三石药酒” 治愈齐北王的“ 风撅胸满”，一是用中药蓑若一撮配酒饮服治淄川王美人难产，皆可作为药酒疗疾的力证。

　　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中除了记载有药酒的生产方法，用酒的方剂也颇多。比如《伤寒论》中的灸甘草汤、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抵当汤、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以及《金匮要略》中的鳖甲煎丸、候氏黑散、天雄散、肾气丸、红蓝花酒、瓜蒌薤白白酒汤等。方中所用的酒是米酒，其味辛甘、色如琥珀，《伤寒》、《金匮》中称为清酒。张仲景用酒的方剂甚为广泛，而真正称得上酒剂的是《金匮要略》中所载的红蓝花酒，用来治疗妇人腹中刺痛。

　　药酒作为补酒在唐宋时期较为盛行，这一时期，药酒已开始由治疗性药酒向补益强身和养生保健酒方面发展，几乎所有的方剂书、本草书籍等都有药酒专篇，收载各种用以治疗疾病的药酒以及制作药酒的方法。这一期间的一些医药巨著，诸如《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都收录了大量的药酒和补酒的配方和制法。不过，唐宋时期，由于饮酒风气浓厚，社会上酗酒者渐多，故在这些医学著作中，解酒、戒酒方也应运而生。有人统计过，在上述四部书中，这方面的药方多达一百多例。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著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二书。孙思邈在这两部书中，总结了前代散落在坊间或医籍中的酒方和酒剂后，对其进行了科学的归纳分类和概括，保存了大量的药酒酿制和运用的实践经验。从其所载的药酒看，药酒的应用范围已涉及到内、外、妇、五官等多科疾病，对于药酒的主要功效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唐宋时期的药酒配方中，用药味数较多的复方药酒所占的比重明显提高，这是当时的显著特点。此时期的滋补保健酒主要是在制作过程中加入补益药材，以养生健体为主，有保健强身的作用。用药根据其功能可分为补气、补血、滋阴、补阳和气血双补、美容等类型。比如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就用桃花浸酒以美容。宋代《普济方》中的固本酒，则能补益气血，调理肺、肾、脾、胃，可固人之根本，使人体气血充盈，面部经络疏通而达美容效果。

　　《饮膳正要》是我国的第一部营养学专著，共三卷，天历三年(1330 年)刊。作者忽思慧为蒙古族营养学家，任宫廷饮膳太医时，将历朝亲侍进用的奇珍异馔、汤膏煎造及诸家本草、名医方术等，取其性味补益者，集成一书。书中有关于饮酒避忌的内容，对酒的利害概括为：“酒味甘辛，大热有毒，行药势，杀百邪，通血脉。厚肠胃，消忧愁，少饮为佳，多饮则伤神损寿，易人本性，其毒甚也。”著作中还收载了许多适合老年人服用的养生保健药酒。

　　这一时期也发展出许多新的药酒方剂。明代医书中，比如《普济方》、方贤的《奇效良方》、陈梦雷的《医学全录》、王肯堂的《证治准绳》等，都收载了大量的药酒配方。仅《普济方》通卷收载的药酒就达300余方。

　　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对药酒也有深入广泛的研究和运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集明及历代我国药物学、植物学之大成，广泛涉及食品学、营养学、化学等学科。该书在收集附方时，收集了大量前人和当代人的药酒配方。卷25 酒条下，设有“附诸药酒方”的专目。李时珍本着辑其简要者，以备参考。辑录五加皮酒、天门冬酒、地黄酒、牛膝酒、当归酒、枸杞酒、人参酒、黄精酒、茴香酒、虎骨酒、鹿茸酒等69种。除此之外，《本草纲目》在各药条目的附方中，也往往附有药酒配方，内容丰富。据有人统计，《本草纲目》中共计药酒方约为200 多种。这些配方极大多数是便方，具有用药少、简便易行的特点。

　　清代的医药学家同样也创制出许多新的药酒方。这一时期的医药学著作中，比如汪昂的《医方集解》、王士雄的《随息居饮食谱》、吴谦的《医宗金鉴》、孙伟的《良朋汇集经验神方》、项友清《同寿录》等，均收载了明清时期新创制的药酒配方。清代的药酒除了用于治病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养生保健药酒更为盛行，比如乾隆帝常饮用的“松龄太平春酒”，对老年人诸虚百损、关节酸软、纳食少味、夜寐不实诸症均有治疗作用。“夜合欢酒”也是清宫御制的一大药酒，组方中除了夜合欢外，还有柏枝、槐枝、桑枝、石榴枝、糯米、黑豆和细曲等，可治中风挛缩等症。

　　清代乾隆年间，山西名医王吉天发明了鸿茅药酒，是中国用药最多的酒剂型复方中药。本方药物众多，包括有祛风燥湿药、通经活血药、温里助阳药、芳香开窍药、温化寒痰药、健脾和胃药、补气养阴药等十八大类六十七味药。《绥远通志稿》记述鸿茅药酒：“色如胭脂，香味醇厚……有患腰腿疼痛者，饮之每奏奇效。故价值虽昂，销路仍极发达，近而山西、内蒙，远而外蒙各地，皆有行销，蒙人对之尤视为珍品。其制法据云配有药品百余种，本号恐人仿制，密而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