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

　　为什么在社会矛盾不断显现的今天，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我觉得，我们必须重视中国社会结构弹性这个重要的、但又往往被人们忽略的因素。不能否认，我们这个社会有很脆弱的一面，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这个社会本身也具有相当强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使得这个社会能够在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时刻化险为夷。这里所说的严重危机包括19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1960－19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动荡。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经济迅速增长，更进一步增强了这个社会结构的弹性。但在我们的社会中，过去一直有一个倾向，就是对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往往过分地高估，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本身的弹性却往往过分低估。

　　仔细分析，这种弹性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第一，三七开或四六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得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处理社会代价的空间。1960年代初的大饥荒为什么没有造成社会的严重动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个因素现在也仍然存在。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一种将矛盾或危机分散化的效应。过去各种矛盾都是直接面对政府，现在不一样了，劳资冲突是面对资方的，小区维权是面对开发商或物业公司的，即使涉及政府，也往往是地方政府，在多数情况下连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都涉及不到。

　　第三，经济的发展为解决和缓解许多问题提供了条件。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增加了民众的收入，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增多了机会。这些机会的增加，增强了社会的自愈能力。

　　第四，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就目前的社会情况来看，政府的手中还拥有相当的资源。这种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将之用于救急，用于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

　　第五，在19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追求也呈现出更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注意力也大大分散了，这也就降低了整个社会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

　　第六，精英的联盟及其定型社会力量的形成。整个1990年代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体制对社会精英进行了成功的吸纳。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一种结构背景下，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是很难发生的。

　　第七，“市场主义话语”的形成。在这种市场主义话语中，金钱和财富被视为最终的价值和标准，并将是否能够获得金钱与财富看作是个人能力的结果。在这样的一种话语环境中，尽管一些人感受到社会不公，但大多会将自己所处的不利境遇，看作是自己个人能力不济的结果。这样的一种话语环境无疑可以有效地消解社会不满和抗拒意识。

　　第八，改革开放的30年中，政府在处理各种危机和矛盾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虽然这个经验不能过分地高估，但是现在的政府处理一些问题上还是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这一点我们应当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