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在哈佛
几乎是一夜之间，牛根生从一位中国家喻户晓的企业家，变成了一位全球备受瞩目的企业家，这一“升级”过程发生在3月9日，全球各大媒体开始纷纷聚焦这位中国内蒙古的牛奶企业领导人，当天他在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国企业及企业家慈善及社会责任的实践与思考”的演讲。
中国企业家一反往日谈发展、谈增长、谈速度的“老”话题，而是把演讲重点放在欧美企业界特别“时髦”的企业社会责任上，牛根生又特立独行了一回。
哈佛的邀请
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直到3月18日告一段落，这天《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新增财富给中国企业家带来的思考》一文，文章甚至回顾了牛根生满月时如何被生身父母用50块就转卖他人的“八卦”；而此前，《南华早报》对牛根生所投身的中国社会公益事业，其整个产业前景作了分析；《华盛顿观察》则从牛根生引出了中西慈善文化的对比。
牛根生——这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家，在他知天命的年岁突然进入到全球视野中。他只在哈佛大学讲了两个钟头，但20天过去还“余波未平”。
每年的3月，一年一度的“亚洲商业论坛（Asia Business Conference）”都会在哈佛大学召开。会议探讨亚洲与全球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并邀请亚洲和全球知名的企业家与政治家前来参加。
与其他哈佛论坛不同的是，亚洲商业论坛是唯一一个由哈佛大学三个重量级的学院——肯尼迪政府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共同发起（其他论坛多为一个学院单独举办）的学术会议，由于其嘉宾规格之高、参与人数之多以及课题探讨之前沿、深入，每一年的年会，都成为了国际学术界和西方媒体高度关注的“思想盛宴”。
今年的哈佛亚洲商业论坛主题为“重塑世界”（Reshaping The World），重点讨论亚洲崛起过程中，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对周边地区产生的影响。论坛分作两天，牛根生的演讲被安排在了第二天早晨进行，地点为奥里奇会堂（Aldrich Hall），这是论坛三处演讲地点中，可以容纳观众最多的一处，位于哈佛主校区的中央。
嘉宾演讲的题目各有侧重，在众多诸如货币政策、风险投资、私募股权、金融服务、企业并购等话题后，听到牛根生带来的企业社会责任命题，无疑是论坛上一股“清新的风”。
这天，牛根生打着那条任何正式场合都不变的领带——绿底奶牛花纹领带。演讲8点45分开始，牛根生来得稍早了一些，他坐在台下再看了一遍讲稿，等到主持人提到名字时，便起身大步走向讲台。
婉言批评跨国公司
在这样一个商业论坛上，牛根生有很多话题可以谈：谈谈如何让蒙牛在9年之内做到全国老大；如何在企业高速成长时，保证管理迅速跟上；如何通过技术研发加速市场竞争的变化，甩开对手；如何看待奶业的兼并重组，以及国内外资本的合作等等。但是，牛根生选择了“企业社会责任”。
“在讨论了一系列‘怎样挣钱’的迷人话题后，我来谈的却是一个‘如何花钱’的话题。”这是牛根生的开场白。他继续补充说，这是一个将积累起来的财富用于公益与慈善事业的话题。
三年以前，牛根生捐出了全部蒙牛股份，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家出资创立的慈善基金——老牛基金会。结合基金会这三年的探索，以及蒙牛这样一个中国最大的乳制品企业在九年中所进行的社会责任实践，牛根生在论坛上要与大家共同探讨中国企业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之路。
不管是个人捐出40亿港元成立慈善基金，还是企业提供1000所贫困小学师生免费饮奶；不管是带动300万奶农脱贫致富，还是通过技术改造降低制奶工厂的排放和能耗；牛根生在演讲中都谦虚地表示，他做了蒙牛这个企业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中国有句俗话“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
在当天的演讲中，牛根生还通过数据介绍了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全球最大的通讯社之一路透社的报道指出，中国排名前50位的慈善人士过去的三年中，其捐赠额已经增长了8倍，在2007年度，这五十位企业家的慈善捐赠总额已达109亿美元。这样的一种增长速度，绝对可以与中国GDP的高速增长相媲美。”
而演讲后，在接受《华盛顿观察》采访时，牛根生还将上述数据与美国慈善数据作了对比，批评了在华跨国公司捐赠力度不如民营企业。
据中国慈善排行榜——跨国公司在华捐赠排行数据显示，2006年上榜跨国公司为24家，这些企业的捐赠总额为2.52亿元，平均捐赠1050万元。
“在华跨国公司，虽然来自拥有成熟的企业慈善文化的西方，在中国的慈善行为，相对于其企业在中国赚取的利润，要落后于家底还薄的中国民营企业。”牛根生说。
祖国牛，企业家才牛
事实上，中国企业不仅在发展速度上追赶着外国同行，在企业社会责任上也同样呈现这种态势。牛根生对这个话题并不陌生。就在不到两个月前，1月18日，他在位于呼和浩特市的蒙牛养殖基地发布了该企业有史以来的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作为世界500强公司的惯例，每年类似通用电气、埃克森·美孚、沃尔玛等一流大公司都会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报告内容往往涉及环境保护、节能降耗、职工权益保障等各种社会责任话题。
对于国内企业，特别在乳制品行业还是没有先例。不过，牛根生愿意做没有先例的事情。在将总裁位置让给老部下杨文俊后，牛根生虽然还担任董事长一职，却很少过问公司具体事务，而是专心经营蒙牛的形象，并把绝大部分的精力奉献给了老牛基金会。
他坦承这样特例独行的做法有些人是不理解的，“我感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家人和周围朋友亲戚的不理解，觉得我们刚有点钱，怎么这么做？（这使我）显得同周围环境很不协调，社会上我也遭遇了很多不理解，比如有人就觉得，我钱没地方放才这么做。”
不过，牛根生自己并未被这些疑惑动摇过，他觉得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人们不相信一个对环境不负责任的企业，对国家民族不负责任的企业，会对消费者真正负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谁负大责任，谁就能成为大品牌；谁负小责任，谁就只能做小品牌；谁如果不想负责任，那就只能走向‘慢性死亡’。”
从哈佛回来后，牛根生在他的博客中记录下了一些感悟，他觉得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是创造财富最快的时期，套用马克思的句式可以表述为：中国在最近3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它过去30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这，正是我们今天获得话语权的源泉所在。”
牛根生始终觉得现在他能够站在哈佛讲坛上，成为“第一个受邀在国际上讲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归根结底与祖国的强大和国际角色的转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