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品牌管理之企业家当明星，还是做哑巴？

在蒙牛出现一系列危机之前，牛根生是国内广受推崇的明星企业家。而在危机发生之后，老牛却成为大众攻击的焦点，而他，也由此选择了沉默，从明星一下子变成了“哑巴”。

    　作为明星企业家，老牛个人的声望与形象为蒙牛品牌的建设与提升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正因为他是明星企业家，所以，在危机爆发后，蒙牛也受到了更多猛烈的攻击。

    　我们不能用一句简单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来评判牛根生对蒙牛的贡献与影响。如果时光倒流，重新给老牛一次机会，不知他是否还会选择做一个“明星”企业家。我想，这不仅仅是老牛和蒙牛应该思考的课题，更是需要中国企业家集体思考的。

    　牛根生让当时深陷危机中的蒙牛“火上浇油”，王石的“捐款门”让万科品牌大幅缩水，黄光裕入狱让国美深受影响……这一系列明星企业家事件似乎在昭示：中国的企业家还是低调做人的好。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绝大多数明星企业家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低调。

    　做明星企业家真的弊大于利吗？中国企业家真的应该放弃做明星企业家吗？

    　王瑞东认为，如果中国企业家真的因噎废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反而说明中国企业家的不自信与不成熟。

    　明星企业家是中华崛起的需要。有哲人说，企业家和科学家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两个车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明星企业、大企业、跨国企业集团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强盛的核心依托。

    　纵览西方经济强国的发展史，正是一部浓缩的企业和财团发展史，而造就这些企业和财团帝国的正是一个个星光闪耀的商界巨子：石油大亨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内基、商界领袖韦尔奇、IT巨子比尔盖茨……对于正行进在工业化与信息化过程中的中国来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大批中国级的明星企业家，更需要一大批像韦尔奇、比尔盖茨这样的世界级商业领袖。

    　明星企业家是社会的呼唤。明星企业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能够造就成功的企业，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还在于他们能够影响和带动一大批创业阶层。这一点，我们从包括牛根生在内的一大批中国明星企业家身上都得到了验证。

    　明星企业家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明星企业家本身就是企业的第一代言人。明星企业家以其独特的成功经历、个性魅力与传播影响力，使其本身就成为了一个明星化的品牌。柳传志之于联想，张瑞敏之于海尔，任正非之于华为，王石之于万科，马云之于阿里巴巴……无不是明星企业家与明星企业的珠联璧合。这些明星企业家个人品牌的构建、传播与影响无不对本企业品牌的构建、传播与推广发挥了巨大的支撑和拉动作用。可以说，明星企业家个人品牌的塑造与传播，是塑造与传播本企业品牌最有效、最廉价的手段。

    　但是，过犹不及，明星企业家也需要很好地把握尺度。中国企业家不应该思考要不要做明星企业家，而应该思考如何做好明星企业家。

    　在中国要想做明星企业家，应该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少说多做，慎言敏行。明星企业家不能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布道者，坐而论道，而应该先做后说，做到了再说。

    　第二，明星企业家应该着力培养本企业的高层团队，防止个人过多地承载对企业尤其是对品牌发展的支撑力，以防范风险。同时，要学会对这种支撑力择机择时择力，适机适时而退。

    　第三，明星家应该着力打造企业的“法制”体系，只有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明星企业家的“人治”效能才能坚固而久远。

    　“小富在智，大富在德”。这是牛根生秉承和宣扬的财富之道，在蒙牛系列危机之后，这一点也成为大众攻击的焦点之一。因为，老牛所宣扬的“德”与“三聚氰胺”实在格格不入。可是，我们反思一下：老牛所秉承的“小富在智，大富在德”这个理念有错吗？当然没有错。那问题错在哪里？是牛根生说一套做一套吗？王瑞东认为，绝对不是。

    　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家包括明星企业家要把自己的一个理念变成企业员工的日常工作行为，而且是一以贯之的行为——这个企业文化形成的过程是复杂的，而且是充满了反复的。

    　一言以蔽之，“大富在德”的理念没有落实在蒙牛员工（尤其是原奶收购、质检等岗位的员工）的日
常工作上，这就是老牛的教训所在。

  作者：王瑞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