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公司的边界
开放最大的敌人，始终是决定是否开放的公司自身。对做出开放姿态的公司来说，开放既符合市场伦理，也符合成本收益考量。但开放是不是它们营造一个更大封闭圈的幌子？
“开放”成为2011年互联网产业的关键词。马化腾在腾讯开放平台大会上公开宣布，愿意打开那扇“插根扁担都能开花”的QQ之门，打造一个国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成功的开放平台。
2010年，约40亿元真金白银被腾讯从200亿元的年收入中拿出来发放给合作伙伴，超过2万名合作伙伴已经或正在排队等待接入腾讯开放平台，腾讯在开放平台大会上也提出了让每年收入分成总额和合作伙伴数量分别达到200亿元和10万名的宏伟目标。但很多人仍然在半信半疑地观望。“听上去好的事就一定不是好事”，在腾讯开放平台大会上，一名年轻的站长总结自己的创业心得。而团体语音通讯平台歪歪语音的创始人李学凌则在微博上抱怨腾讯就在宣布开放的前一天终止了与他们的全部合作，“开放的腾讯有禁飞区”，他对此讽刺道。
应用开发商和站长们的犹疑并不奇怪，这些收入前景几乎完全系于大公司平台政策的创业者们更愿意相信的是市场逻辑而非商业伦理，他们希望听到的故事是腾讯如何通过开放让自身变得更赚钱，然后惠及合作伙伴，这故事也许不那么动听，但让人感觉更踏实。
对于那些做出开放姿态的大公司来说，开放既符合市场伦理，也符合成本收益考量，但以往固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惯性远不是CEO一声令下便可以改变，其间的阻隔和落差绝非真诚与否便能概括。不用说腾讯这样刚刚打开一条门缝的公司，就是一直高举开放大旗的谷歌公司也因为近期对摩托罗拉的收购而遭受“安卓是否将走向封闭”的质疑。开放最大的敌人，始终是决定开放的公司自身。
边界在消失
“开放”在公司的词汇表里不是一个新词。以前，企业虽不是一座城墙坚固、疆域清晰的城池，至少也是随着市场潮汐不断改变范围和形状的海滩，其边界仍然有迹可循，但开放潮流则让这种公司内外的界限变得模糊。
起始于1984年的开源运动（OpenSourceMovement）是时下这股企业开放潮流的源头。当时尚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研究员的理查德•斯托尔曼（RichardStallman）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公司会拒绝来自用户的免费改良举动。次年，斯托尔曼创建了自由软件基金会，旨在鼓励开放附有源代码的软件。6年之后，源代码完全公开的操作系统平台Linux诞生，这是自由软件运动迄今为止最重大的成果。谷歌在2007年推出的开源手机操作系统安卓（Android）也是基于Linux平台。
尽管在上世纪60年代嬉皮士文化侵染中成长的斯托尔曼深深信仰自由与分享，但他对自由软件运动的信念却基于实用和效率：过度保护的知识产权在阻碍创新，它让企业死死封闭，以邻为壑。Linux的成功也让更多人相信，打开边界、利用企业外部的人一同参与产品开发是个好主意。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你永远不可能雇用所有的聪明人，那么为什么要拒绝让公司之外的聪明人替你做事呢？况且，对一份工作来说，最好的人选是最想做这份工作的人。
但现实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企业会为了构建独特的产品和竞争优势而把边界封闭起来。拿研发来说，同行业的公司甚至不同行业公司的研究项目中总是存在大量重叠和交叉，专利保护制度让每一家公司都希望建立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封闭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如果让这些公司通过类似于专利市场的地方实现互通有无，它们很可能会遇上被称为“阿罗信息悖论”（ArrowParadox）的难题：作为一项专利技术的购买方，在购买一项技术之前，它必须了解这项技术所能干的事情，而作为出售方，一旦清晰描绘出这项技术是什么、能做什么，很可能就暴露了该项技术，或者为购买方指明了方向。
这种状况导致企业的知识产权储备大多处于整体冗余但又缺失某些关键部分的低效状况。2002年，宝洁公司在一次内部调查中发现，它只使用了所拥有专利的10%左右，越来越高的研发成本和越来越短的市场窗口期让宝洁这样的巨无霸也不堪重负。于是，宝洁开始通过InnoCentive这样的网站向企业之外的人群悬赏招标，让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来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这种后来被称为“众包”（Crowdsourcing）的做法效果大大超出预期，很多此前花上超过招标金额若干倍的研发经费也未能解决的产品和生产工艺问题，在这些赏金猎手的围猎下束手就擒。现在，宝洁已经有超过40%的新产品研发通过“众包”来完成。那些从事“众包”的公司发现，在某些领域，社区比公司更擅长组织劳动力。
Facebook的EurekaMoment
开源与众包仿佛是为企业未来形态所制作的电影预告片，精彩有余但篇幅不足。尽管开源吸引了IBM、甲骨文这样的大公司参与，但开源公司的代表仍然是Linux服务厂商红帽公司，而众包潮虽然席卷了宝洁、礼来、乐高和宜家等一些主流公司，但人们不得不承认，众包是这些公司对此前封闭体系的修正和补充，而不是它们成为巨人的原因。开放的大片缺乏一家真正的明星公司来演绎。2007年，这个明星出现了，它就是Facebook。
2006年8月，Facebook开放了自己的API接口，允许合作伙伴获取包括好友列表在内的用户数据。在《Facebook效应》作者大卫•柯克帕特里克（DavidKirkpatrick）看来，成为一个开放平台是Facebook的关键时刻（EurekaMoment）。不出意料的是，扎克伯格的想法被公司中较为年长的管理者极力反对，他们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两点：1.安全，这种做法会让用户数据脱离Facebook的掌控；2.利益冲突，这样做意味着Facebook把有价值的东西送给别人却得不到回报。当Facebook允许应用程序开发合作伙伴通过广告方式盈利后，Facebook自己的广告销售人员甚至会直接面对来自合作伙伴的竞争。
对于是否应开放、开放多少的争论和交锋一直伴随开放平台的开发，高级平台经理戴夫•莫林甚至把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作为自己建立新版Facebook的理念指引，一个看上去十分理想化的行为准则依据这些理念被推演而出：Facebook不应该在它自己设计的应用程序里做任何外部开发者做不到的事情，用扎克伯格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希望搭建一个不倾向于我们自己的应用程序的生态系统”。
只提供竞技场而不派遣自己的运动员，这是开放平台的真正含义，但是几乎任何有软件开发能力的公司都会抑制不住创造应用软件的冲动，更别提有着平台优势的公司。为了让这个激进并且看上去极不现实的目标得到彻底执行，扎克伯格甚至决定在外部开发者还没有权限实现相册应用里的一些功能时，直接将这些功能移除。
开放平台让Facebook轻松跨越了用户数达到上亿时可能遭遇到的成长瓶颈，并在2008年8月一举超越曾经位列全球最大社交网站的Myspace。虽然Facebook从来没有自己做出一款最好的应用程序，但由于第三方可以自由开发各种应用，各种新奇的应用应接不暇。开放平台催生了Zynga这样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而Facebook平台本身也因此充满吸引力，成为了一个应有尽有的“小互联网”。
开放式封闭，还是封闭式开放？
短短两三年内就成为了全球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安卓本来是一个教科书式的开放模式案例，它让在操作系统上始终被Windows压制的Linux长出了一口恶气。不过，谷歌先是推迟了最新版本安卓Honeycomb的源代码公布，宣称将改变方式将Honeycomb推向市场，引发了人们对安卓不再免费的猜测。在谷歌以125亿美元收购了摩托罗拉之后，安卓阵营的惶恐变成了恐慌，无论谷歌如何淡化这笔收购对于这些合作伙伴的影响，甚至表明摩托罗拉移动需要通过竞争才能获得谷歌Nexus系列手机的代工权，但人们仍然对安卓能否保持开放的前景疑窦丛生。
谷歌收购摩托罗拉对于安卓阵营的负面影响如此明显，以至于人们确信谷歌CEO佩吉一定有远远重过维持安卓阵营稳定性的理由，才坚持做出了收购摩托罗拉的决定。除了专利等问题外，毫无疑问，产品一定是最重要的考量。Migo公司创始人杰伊•埃利奥特此前便对开放模式评论道，由于终端制造商不能控制软件的开发，谷歌也无法保证硬件的优化，这就是安卓手机无法超过硬件、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三位一体开发的苹果iPhone的原因。安卓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开放模式的负面因素：控制力下降。如果你决定将开发权力部分转移给你的合作伙伴，那么你肯定无法再用严格的流程和层级来管理它们，在无需为所有开发成本买单的同时，你也必须忍受这些外部合作者的方向可能会偏离你的设想，节奏也跟不上拍。
对于那些声称开放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来说，是否能够保持控制力同样是它们的核心焦虑。就拿腾讯来说，就算是跟应用程序商店中以审核严格著称的苹果AppStore比起来，腾讯的评估和考核体系也称得上严苛，就像是对下属公司的管理一样评估层级分明、管控细致入微，这让所谓的合作显得更像是管理，开放更像是收编。尽管开发者普遍认同腾讯的用户数据披露和回款都比同行更规范，但它们仍然在不断寻求其他平台以分散风险，而腾讯公司也反过来通过参股等方式来加深与这些合作伙伴之间的联系，平台商和应用开发商双方都缺乏作为合作伙伴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这也反映了一些产业观察者对时下这股开放潮流的担忧：开放只是巨头们营造一个更大封闭圈的幌子，借开放平台生存的小公司最终只能成为巨头争斗的背景板。不过一旦打开开放的大门，巨头也必将失去部分控制能力，弱势者会迎来更多的选择空间。正如腾讯员工反复向我们强调的，开放意味着选择权向开发者一端转移，平台与平台之间从此需要竞争—尽管选择权仍然有限，但的确是一个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