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管理“教师”
“人一辈子真是有太多想做和要做的事情了，有那么多电影要看，那么多游戏要玩，那么多音乐要听，那么多工作要做。唉，债多了不愁，反正明天会来的。”
听到这样的抱怨，你一定不会认为这是一位银行高管、数学博士。作为加拿大皇家银行集团副总裁，王勇开发的风险管控模型，让加拿大市值最高、资产最大的银行皇家银行，把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挡在了门外。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7、2008、2009年三年间，皇家银行盈利超过150亿加元，总资产和市值由原来的全球排名前30位上升至前15位；而彼时，隔湖相望的美国各大银行却风雨飘摇。
从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后，王勇即加入加拿大皇家银行，职位是风险控制部分析员，研究金融衍生产品。对于一个数学博士来说，他并不懂金融，甚至“连现金流是什么都不知道”，面试前2周每天16小时恶补的金融知识让他在面试中得以过关。被录用后，他仍不敢松懈，每天早上6点就到银行，每晚只睡5个小时。
一年后，他发现有时银行数据很大，却无法出具风险报告，更别提解决方法了。潜心研究后，王勇成功构筑并实施了现金流映射模型，这让他的老板大吃一惊。
1994年~2003年间，王勇因工作出色一路升迁，曾在3年内连升4级，他所领导的定量分析风险管理部门弥补了产品定价以及风险管理过程中的漏洞，多次避免了银行的重大交易失误。2003年，39岁的王勇被任命为加拿大皇家银行集团副总裁，是加拿大为数不多的亚裔银行高管之一。
近年来，他努力把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引入中国。如果你和他并不相识，只是偶然相遇了，向他请教风险管理问题，他仍会耐心、真诚地给你解答，尤其是华人。请教完毕，你一定不要忘了跟这位风险管理“教师”聊聊音乐和电影，再顺便补充一个问题：“下一届奥斯卡奖项得主是谁？”由于多次准确预测了奥斯卡奖项得主，他被朋友誉为“奥斯卡预测师”。
关注对手交易风险
此轮危机爆发前，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具有较强的信用等级，许多金融机构的产品价格中并不会考虑对手违约的风险。直到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才促使风险管理人员开始从不同的视角来检验自身面临的风险。触发危机的金融衍生产品具有多变性，在市场条件变得极为恶劣的情形下，传统的管理方法就会失效。金融危机带来的众多教训之一是，在资产定价模型中既要考虑市场风险，又要考虑信用风险，一个包含全面风险的管理系统成为金融界追求的目标。
《财经国家周刊》：
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等国家在风险控制管理方面主要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勇：
资本市场在2008、2009年出现了大的危机，其中很大问题是金融机构的杠杆太大，也就是整体资产和资本金、自有资本比例太高。金融危机爆发后，市场开始去杠杆化，导致人们开始放弃复杂的金融产品，尤其是涉及太多信用风险的金融产品，交易量在逐渐减少。有些复杂的金融产品即使有人做，也要把对手风险考虑进去，当前在资本市场非常流行的一种做法是信用调节量，而调节量依赖于市场和对手信用两个方面的信息，从而一些原本在市场上易于定价的产品在考虑信用调节量以后就变得不是那么容易了。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金融危机后开始实施的《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资本金要求越来越高，资本金的数量提高，让银行采取的一些做法使监管、自律各方面都趋向于简单化，一些在资本金计算难以实施的产品不再会受到市场的推崇。
《财经国家周刊》：
雷曼兄弟破产两周年之际，《巴塞尔协议Ⅲ》在瑞士巴塞尔出炉，并在短短一年时间内获得了最终通过并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金融危机加速了金融业的变革。
王勇：
我觉得整个金融业的改革才刚刚开始，很多人认为这次北美市场的二次探底是二次金融危机的开始，实际上这次金融危机和上次是紧密相连的，市场本来就处在风声鹤唳的状态，再出现美国的债务危机，人们自然会抛售风险大的产品，买进风险小的产品。市场的表现形式就是择优而栖，结果导致美国的金融产品出了问题，价格反而是上涨，这证明市场是在避险，这就和杠杆效应完全联系在一起。从整个趋势看，监管机构要求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金，金融机构也在减持风险大的产品，所以市场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财经国家周刊》：
这次金融危机给人们对市场的认识带来了哪些变化？
王勇
从风险管理的长期趋势看，风险管理技术在不断进步，该技术在行业上的应用也非常广泛，但这种变化给人们带来了并不存在的安全感。金融危机后，监管机构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更加强调压力测试。
在金融危机后，市场变得非常受重视，很大的原因是，人们已经意识到用历史的观点来管理风险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历史上没出现的问题在今后的风险管理上很难预测出来，所以，这次危机给人的启示是，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这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非常有利。
《财经国家周刊》：
中国在风险管理方面还有哪些差距？如何改进？
王勇
中国非常重视《巴塞尔协议II》规定的管理方法，但其内容在中国并没有完全有效实施，因为中国的风险管理技术与其他国家比还有差距，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实施了《巴塞尔协议Ⅲ》，这给中国的金融机构提出了更多的难题。中国学一些技术性指标的东西学得很快，可以引进一些系统和管理人才，但是在管理理念和风险认识上与国外还有一定的距离，尽管这个距离可以缩短，但仍需要时间才能把风险管理的文件制定好。
风险管理应融入企业文化
金融衍生品曾给一些中国国企带来灾难。2004年12月1日，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消息：公司因石油衍生产品交易，总计亏损5.5亿美元。净资产不过1.45亿美元的中航油(新加坡)因此严重资不抵债。此后，一些国企投资金融衍生品巨亏事件曝出，其中亏损额最大的是中信泰富。2008年10月，因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的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中信泰富亏损高达147亿港元。国资委初步统计，截至2008年23家央企投资金融衍生品亏损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
《财经国家周刊》：
中国的一些央企在投资金融衍生品时产生了巨亏，如中信泰富在投资澳元的时候亏损147亿港元，后来有分析说，它所签订的合同存在不公平的条款，这合同里的风险具体在哪里？
王勇：
中信泰富的金融衍生品合同条款我是从媒体报道中看到的。该公司在澳洲投资了30亿美元的铁矿石项目，需要购买澳元来对冲，但中信泰富持有了90亿澳元，存在持有过度的问题。中信泰富所购买的“累积外汇期权合约”，国内很多企业和个人都吃了亏。实际上，企业在当初购买产品时是看跌美元、看好澳元，金融危机时美元受到压力，人们都认为美元会贬值，2008年7月中旬时，市场把资产投入美元，使美元升值，中信泰富被迫每月以高于市场价大量买入澳元，这其中的亏损是很明显的。
在中信泰富的合同条款中，最大的风险是，当澳元/美元汇率高于0.87时，中信泰富以0.87美元的单价每月买入1000万澳元；但是，但澳元/美元汇率下降到0.87以下时，则中信泰富仍必须每月以（单价）0.87美元买入2500万澳元。由于中信泰富与对方签订的合同中规定了每份合约的盈利上限，其结果是中信泰富最大盈利可能不超过300万美元，但亏损时可能无上限。《财经国家周刊》：企业该如何规避这种合同风险？
王勇：
中国企业对金融对冲产品不了解，让他们吃了大亏，做这种交易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搞不懂的东西不做，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不要以为雇佣了金融顾问就能做，销售方在做产品情景分析时只给你了最有利的情形，并没有给出不利的情形。如果企业没有能力全部搞懂产品的结构，只要知道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就行了，虽然不能每次以最坏的打算去经营产品，但心里要有最坏打算的意识，就是企业能承受的最大亏损额是多少。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企业或监管机构的风险控制专家中，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金融管理专家，并且要经过一个非常成熟市场的锻炼，并要求企业把风险管理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融入到企业中。
《财经国家周刊》：
在国有企业因投资金融衍生品发生巨亏后，国资委曾编写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并组织央企学习，但巨亏事件仍时有发生。
王勇：
吃亏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崇洋媚外，最大问题是对自己判断力的过分相信，最关键的问题是企业对复杂金融产品没有从上到下的重视。保险的做法是涉及到国外大投行的金融产品要三思，特别注意的是企业要把各种不同的情景分析到了。
国务院国资委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制定的规则很全面，但即使企业完全按照它去做也会发生风险，因为金融风险的细节做产业的人不了解，监管部门应在政策上限制企业直接投资金融衍生品，企业应通过金融机构的服务来对自身的金融风险进行回避。
起诉投行
在央企投资金融衍生品发生巨亏后，监管部门国资委在其网站上发布了《关于企业致函交易对手有关情况的说明》中表示，正在对油料结构性期权交易情况展开调查，支持企业运用各种法律手段通过谈判协商、仓位管理等措施，尽力减少损失，有效维护权益，同时保留采取进一步法律诉讼等权利。有媒体报道，一些央企委托第三方做财务顾问，通过大半年的调查已掌握了大量证据，将主要通过诉讼、司法机关介入和谈判等途径解决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
国内企业在投资金融衍生品失败后，有企业要起诉投行并进行索赔，像这样的金融衍产品是否存在欺诈嫌疑？企业是否可以起诉投行？
王勇
像这样的金融衍生品合同，企业可以以“合同欺诈”的名义起诉投行，这也是国外比较流行的标准做法。这种产品完全是投行为了推销，而且在推销过程中让企业看到一定的利润，但是为了得到这个利润，企业需要付出的却是巨大的损失，而投行在推销金融产品时却把风险说得非常小。
《财经国家周刊》：
企业在起诉投行时应注意什么？
王勇：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金融企业不能提起诉讼，如中信泰富本身是金融企业，它应该懂金融；同时，起诉的人要有很强的专业知识，试想，如果律师看不懂产品的条款，如何起诉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