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把企业都当猪养时

有一年因工作去杭州参会，参会之余跟团游览西湖美景，游玩过程中，我们中有人问导游小姐：“听说杭州有美女，怎么我们来了几天了，却很少碰上呀？”导游似乎早有准备，兴致勃勃地说道：“一等美女，漂洋过海，二等美女，深圳珠海，三等美女……”，由此可以看出，国人与国外的通婚也是由来已久了，而这些通婚中普通婚姻居多，政治通婚可能就少了，否则的话“美女”都漂洋过海可不是件小事了。
　　国内品牌与国外的通婚也比比皆是，从美加净，到中华牙膏，再到乐百氏、南孚电池、双汇等民族品牌的相继被控股或外资收购，人们可能司空见惯了，这么多年来，仿佛我们中国人就是一直把企业当猪养，要把企业当猪卖，从小猪到大猪，再到肥猪，甚至到胎猪。汇源董事长朱新礼谈到有关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事件时说：“企业要当儿子养，当猪卖。”。如此看来，汇源并不是国人卖掉的第一头猪，而无非是朱新礼董事长在商言商说了一句社会主义当代企业家对企业的理解之言而已。

　　记得小时候，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猪，为得就是过年时能美美吃上一顿，养猪就是为过年，至于说过年的那头猪成本多少钱没人算，只要别人家杀猪，咱们家也得杀否则别人要笑话的，事实上由于缺乏科学饲养，以前农村养猪以经济的方式计算是不上算的，以前的猪肉多香，那是因为从年初要养到年底，而且吃得都是家粮，一头猪有可能吃得是全家人全年的口粮，估计要折现算，能买两至三头猪了，出现了成本与猪价的倒挂就不足为奇。计划经济下人们少有经济意思，更少有人用经济的头脑去思考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后有了养猪专业户，使用饲料喂养，猪出栏的时间由以前的一年缩短为3-4个月，猪出栏周期缩短，成本降下来了，价格自然就降下来了，农村单户养猪的也就少了，过年买别人的猪比自己养上算，这就是农村原始的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对养猪观念的突破。

　　可能我们的企业家也是受如此的启发，没必要自己为了吃猪肉而养猪了，只要有钱有资本就可以向“专业户”们购买自己需要的任何“猪”。可能现在国外的资本是国内企业家们需要的“猪”，而国内的民族品牌却是国外企业需要的“猪”。

　　“企业要当儿子养，当猪卖”，我相信现实中没有人把儿子当猪卖的，但为什么商战中，“儿子”就会当猪卖掉呢，原因是养儿为防老，儿子不争气，子不如父，谁之过？

　　猪与猪不一样，资本主义的猪，社会主义的猪。资本主义的猪是私人的，而社会主义的猪似乎是人民的，资本主义的猪从来没有人当儿子养，我们却要把企业当儿子养，不是中咨询公司的毒，就是中了资本主义的毒，而这种毒却是别人不喝给我们喝的。

　　我们真得很担心，当国家把国家当猪养时，有一天我们突然醒来发现自己是某国某籍的公民了，你没有丝毫的反抗，你的信仰也要被推翻，因为在国外的宗教里你是找不到如来佛的。

　　企业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企业这头猪不是一个人的，它是国家的，是全社会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把企业据为自己的私有猪，企业家扮演着很多角色，不仅是企业领袖，可能是行业领袖，甚至可能是国民楷模。

　　不管做什么，当遇到非议时，我们总会找一些理由，假设，为什么不让国外的军队替我们站岗放哨呢？成本又低，装备又先进，我们也不用每年投入那大的军费搞科研，搞军演等。

　　大家可能会找这样那样的借口，民族品牌的危机不是来自外界的强大，而是我们自身的脆弱，不反思自己而报怨别人，体制问题还是我们的心态问题？

　　我在这里要说得，不是说不可以把企业当猪卖掉，而是要说为什么把企业当儿子养，当猪卖得总是我们，这才是关键！为什么老子死了，儿子就死了，这是我们的观念问题与体制问题，更多得是民族品牌现在共有的企业特征，企业没有完全独立于体制之外，但也没有完全驻立于市场化之中，一脚踩着社会义的土地，一脚踩着资本主义的土地，有时候不知道该向前还是向后。你说它是社会主义的猪也行，说它是资本主义的猪也行，一不小心企业这头猪就会跑来跑去。　　

　　我们为什么不养个老子死了也不会死的儿子，中国的企业的确有民族的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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