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盛行，真的都与制度有关吗？

    “今天喝酒不努力，明天努力找酒喝。”广西一名县委书记坦言，真正好酒的干部很少，但为了维持“圈子”，有时候没办法不喝。甚至如果几个星期不参加这种吃喝，就会感觉被边缘化了。媒体调查发现，公款吃喝，一度是部分人的“为官之道”。

　　一部分官员总是把自己说得很委屈，什么自己本来并不好酒，可是若不喝酒，项目跑不下来，资金难以划拨，工作开展不了，一句话：“没办法不喝”！好像公款吃了、喝了，自己也成了颇有几分悲壮的英雄了。早在2009年，深圳市一名警长席间喝了大量洋酒轩诗尼导致猝死，还被单位申报为烈士。那么，“酒文化”盛行，真的都与制度有关吗？

　　不可否认，“酒桌办事”在时下的中国确有一定的市场，很多看上去刚性的原则、坚守的底线，只要酒杯一端，皆可通融，甚至大幅放宽，全无壁垒。长期以来，酒往往成了推动交际的高效润滑剂。传统的“酒文化”在与现实经济社会紧密融合的同时，也找到了看似最为合理的理由。

　　不仅如此，有人还努力从制度层面寻找原因，将公款吃喝归结为制度的挤压。凡此种种，若非误读，那就是故意装聋作哑，在肆无忌惮的饕餮中为自己找回一点道德的影子，作为遮掩丑态的幌子。

　　首先，此种风气的养成，并非完全是什么制度之弊，而与官员自身能否保持必要的节制有着很大关系。诚然，上级部门掌握着极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其间，也不排除具体的官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下级部门的官员就应该不择手段去进行赎买，乃至过分争夺。个体的官员、个别的地方，或许无法改变整体的局面，但却不应该以更激进的姿态加入其中，猎取利益。

　　这样的表述，可能有人会认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过，只要稍稍一想即可明白，既然我们都在抱怨风气的败坏，可是否有人认真想过，风气到底是什么，都是别人的事情吗，你自己做了什么？同属中国传统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何以在一个功利化日益盛行的社会里日益稀薄了呢？

　　其次，退一步讲，按照现行的“酒文化”逻辑，大家都去拼酒，都去醉生梦死，其实际效用也必将递减，乃至于归零。是啊，喝酒谁不会啊？动辄拿制度当做饮酒的借口，最终伤害的还是官员的形象、政府的权威。不仅不可能让制度松动，甚至可能彻底走入无解的死胡同。

　　更何况，任何制度的改变，同样离不开具体的个体努力。事实上，随着这些年法律法规的完备，依法行政已成共识，相应的，个别官员资源分配的自由裁量权也在逐步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照搬以往那种“拼酒故事”，并不足取，也难以奏效了。

　　其实，如果每一个官员都能从自我做起，多一些节制，少一些放任，勉力做事，戮力而为，真正从公共利益出发，而不是东找西找找借口，大吃大喝，将酒桌当公案，又怎么可能开展不了工作了呢？

　　惟愿那些嗜酒的官员接受传统“酒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摒弃那种过于功利、过于放任、过于悲壮的诉求，归于平淡，归于自然。将精力和思想多放在民众上、工作上，“小酒怡情”，“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样的饮者或许才能真的让人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