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事先张扬的阴谋
在宗庆后身上,有太多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商人的印记:出身贫寒而心有不甘,信奉“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能吃苦、愿耐劳、勇拼搏、敢冒险,谙于世故,圆融通达,而且他们通常要经历一次大时代背景下深刻的社会转型。可以这么说,宗庆后是他那个年代成功商人(或企业家)的代表和缩影。当然,作为个体的他,自然有其独特的一面,例如天生有些孤僻的性格、不浅的城府、对风水和测字的迷信……
关于宗庆后,实在有很多值得著书立说的地方:他的创业史,他的经营观,他的营销战……原本,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宗庆后可以是一个圆满、完美的形象,他以他的努力、智慧和运气为我们上演了一出如何从草根跻身为精英、平民蜕变成英雄的传奇故事。但事事难预料,哪怕宗庆后有预感“娃哈哈”可能因为“口字比较多,所以受到的是非评论也多”。曾经有个测字先生对宗庆后说,“娃哈哈”三个字暗藏玄机:这个女字旁,说明娃哈哈公司里女人多;土字多,说明公司的根扎得很深,不会倒;然后三个字都是9笔,在中国9是个位数字最大的,表明公司今后可能是最强的。但他万万不会想到,他的口舌是非竟然是诉讼之争,而且对手竟然是合作了十几年的战略伙伴——达能。随着事态的发展,两家公司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当达能方面的代表范易谋说出“我要让他(宗庆后)在诉讼中度过余生”时,这意味着对宗庆后的盖棺论定将被推迟,他的功过是非、他的得失成败很有可能因为“达娃事件”而变得扑朔迷离。事实上,我们本以为该完美结局的宗庆后的故事突然出现了剧情上的转折,从现在来看,他和他的娃哈哈远远没有到落幕的时候。
《出轨:娃哈哈与达能的“中国式离婚”》(以下简称“出轨”)的出版也是基于同样的认识。按作者的话来说:“(达娃事件)这场跌宕起伏的浴血之战,实为中国商业史上前所未有的案例,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不多见。对于任何一个新闻记者来说,都会有一种冲动,想把整个事件完整地记录下来。对于那些曾经关注过此事,但却没时间细致地梳理思绪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将为他们奉上中国商业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道案例。”作者的观点并无言过其实之处。就娃哈哈和达能的联姻、蜜月、破裂、对决的全过程而言,它确实是中国商业史上为数不多、绝无仅有的跨国资本运作范例。从前期的携手并进,到中期的心有芥蒂,再到后期的敌我对峙,娃哈哈与达能之间的关系大起大落、变幻莫测,它们彼此已全面展开舆论战、资本战、司法战等种种对抗,并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离婚闹剧”,这是一场火爆异常的资本鏖战。由于地位特殊、内容包罗万象的标本意义,“达娃事件”注定会被载入史册,而我们包括《出轨》,都只是旁观者、讲述者和评注者。
客观地讲,作为“只是记录了这段故事”的《出轨》,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叙事的中立和公正。尽管作者宣称:“本书并非旨在还原达能与宗庆后的世纪商战,尽管这是本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宗庆后才是唯一的主角。”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出轨》又将是一种自“达娃事件”发生以来盲目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声援而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出轨》对宗庆后“发家史”的描述只是点到为止的,着墨并不多,而且所提及的内容都是以“达娃事件”为主要脉络而铺陈开的。即使在评论娃哈哈与达能、宗庆后与范易谋等一系列“交战”,作者所持的立场也是尽量做到了不偏不倚,这包括对宗庆后动辄就用政府关系、或大肆渲染民族情绪等行为的批评和反对。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阅读《出轨》时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1990年,当宗庆后顺利研制出针对儿童的营养口服液,并最终决定命名为“娃哈哈”的时候,他对“娃哈哈”进行了商标注册,随后,又对“娃娃哈”、“哈哈娃”、“哈娃娃”等十几种类似或相近商标的文字与图形做了系列防御性注册。从这个细节来看,说宗庆后没有商标、品牌观念或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是绝对不成立的。这与后来宗庆后所说落入了达能方面的“陷阱”(圈套),即在某一份《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中约定的“中方将来可以使用(娃哈哈)商标在其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而这些产品项目已提交给娃哈哈与其合营企业的董事会进行考虑”,是没有太多说服力的。我们认为,即使退一万步讲,宗庆后不懂法,是法盲,但对这样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合同,宗庆后也不至于麻痹大意到连律师都没有审阅,就草草签名盖章了。所以,对《出轨》中有暗示但并没有挑明的意见我们表示认同,也就是说,宗庆后当年签订这样的合同,一定有自己的打算,只是后来他棋差一着,聪明反被聪明误,失了算而已。
在这一点上,吴晓波的《“受害者”宗庆后?》一文值得我们借鉴(该文被收录于《出轨》中)。吴晓波认为,娃哈哈当年选择达能,事出有因,关键是缺钱,而这笔因合资而引进的资本最终成了娃哈哈的“救命钱”,“有了那笔注资,宗庆后找到纯净水产品,才有了后来的‘奇迹’”。另外,娃哈哈与达能的关系从一开始就非常不正常。“一个众所周知的情况是,达能入主娃哈哈,居然没有做过尽职调查,甚至连娃哈哈的财务报表都没有经过核实。”根据吴晓波的描述,达能尽管有生产技术,但在产品经营上颇为无能,例如把乐百氏这么好的一个大企业硬是搞成了亏损。所以,也难怪宗庆后自与达能合作以来,始终有所不满、心有所图。如今,年过六十的他,到了去留的关键时刻,此次公然挑战达能,确实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
种种迹象表明,宗庆后的诉求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自始至终,达能都没有大错。反倒是宗庆后有许多不地道、不厚道的做法。尽管他惯用的民族情绪的煽动一度让人们热血沸腾,爱国主义高涨,但冷静下来想想,凡事有因有果,早有注定。由于《出轨》帮助我们回顾了事件,梳理了脉络,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达娃事件”其实是一起事先张扬的阴谋,参与者并不仅是达能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