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学院：不要成为欧美商学院的亚洲分院

中国商学院：不要成为欧美商学院的亚洲分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近年来全球排名不断上升，其计划是未来五年进入全球前25强。但有意思的是，一位新加坡主管教育的官员，却向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余明阳教授感叹道，“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全球排名的确不断上升，但是却逐步远离了新加坡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现实。”

　　“这样的国际化办学模式是不是中国商学院想走的路？”余明阳在上海交大“管理学在中国”论坛上发问，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商学院的今天是否就是中国商学院想要发展的明天？

　　30多年长足的发展，已经构建了完善管理学教学科研体系的中国商学院，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但是面临新形势、新环境，国际化的道路怎么走、目标如何整合、关系如何平衡、如何对中国市场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在余明阳看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惑着中国商学院。

　　国际化等于欧美化？

　　争相进行三大认证，学术成果以美国权威管理学杂志计算，大量引进海归背景的教师，与国际著名的商学院联合招收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的学生、开设全英文课程和双语课程等。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管理教育开始和国际接轨，到了21世纪，国际化几乎成为中国商学院不二的选择。

　　而比中国商学院更早一步迈向与西方主流商学院靠拢的国际化道路的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商学院，实际已逐渐成为了非美国本土的美国大学，或者美国名校商学院的亚洲分校，学生毕业以后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适应本国本土的环境和市场需求。

　　从学术规范到研究方法，商学院不得不和欧美主流商学院的价值接轨、标准对接的原因，余明阳认为，从中国而言，是由于综合国力的提升逐步融入了国际大家庭，但还缺乏文化的自信和足够的话语权，当今主流文化依然是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东方体系尽管在商学院得到了研究，但是很难和西方管理构成足够的抗衡。

　　但是，“国际化是否等于美国化或者欧美化，是否必须用美国人的语言，用美国人的研究方法，研究美国人感兴趣的问题，在美国人认可的杂志上发表成果。”余明阳很是质疑。

　　比如，在中国商学院追求SCI论文数量，追求获得国际各种认证的同时，中国的市场现状也为商学院提出了一个又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当企业界发现与商学院没有共同语言可交流的时候，难免表现出失望和遗憾，只能寻求各类咨询公司的帮忙。可咨询公司缺乏系统的理论架构，常常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

　　关注商学院个性化

　　耳朵里面塞着耳机，电脑里面聊着QQ，然后做着微积分，自己从小被教育“一心不能二用”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梁文松就发现，女儿读书的方法他没有办法接受，但她却表示这样才能集中注意力。

　　不过这些变化也给商学院教育启迪：面向诸多全新特点的90后乃至00后，教育必须顺应他们的需求。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全方位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和形态，学生和老师将在完全同等的信息占有条件下开展教学活动。学生甚至掌握了更多、更新的即时信息，开始考虑不必过多的知识储备，而是需要时用百度等方式进行调取；也可以通过网络和世界名校的开放课堂对接，聆听到全世界最著名的商学院、最著名教授的全部课程，可以及时和企业、社会组织建立起互动，甚至雇佣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商学院的教学模式如何调整，教师该具备怎样的核心竞争力是另一个挑战。

　　“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作为商学院必须重新考虑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问题。”余明阳认为，这方面哈佛商学院值得尊敬。为什么商学院培养不出顶尖的企业家，而只能培养高级职业经理人，哈佛商学院认为商学院助长了贪婪和无止无休的欲望，他们对于MBA的教育定位和价值取向做了几次重大革命性调整。

　　另一方面，余明阳还认为，商学院到了需要顶层设计的时候。商学院研究管理，应该在自身的管理为中国的高校做出表率，否则商学院的教育和培养将缺乏说服力。而现实状态是商学院内部存在着不少问题，内部沟通障碍重重，创新动力(310328,基金吧)严重不足，教学内容僵化死板，学科界限深入鸿沟，课题选择缺乏战略性、原创性、根本性、系统性的规划架构等。

　　发展方向千篇一律，发展战略规划几乎可以通用，是中国的顶尖商学院目前的另一问题。“只有关注商学院的个性化，构成自己的独特性才能形成不可替代性。”余明阳认为，这方面美国的顶尖商学院的个性化建设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哈佛坚持案例教学，芝加哥大学执着地追求理论体系，耶鲁关注社会管理，斯坦福关注创新创业等，这使得美国商学院群星璀璨，形成商学院良好的社会生态，“中国的商学院有必要在个性化道路上有所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