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和人类活动恰恰越来越挑战人类理性

　　首先，错综、复杂、快变的影响关系往往使人们无法真正认知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尽管复杂科学可以证明『蝴蝶效应』的存在，但无法预知哪只蝴蝶小的扰动会产生灾难或巨变（如至今仍无人能准确认知金融危机发生的真正原因），使人们常茫然不知所措。其次，全球化和网络化不仅导致了复杂，而且导致了快变和极速传播，快变的复杂更加剧了对人类理性的摧残，行动的风险剧增。再次，人类活动影响关系的日趋紧密遭遇人类因环境复杂快变而强化了的认知有限理性，使得有机的活动经常被肢解。

　　我常用复杂（因果律？）、快变（速度？）、不确定（预见？）来描述人类面临的管理环境。但深究，似乎还应增加另一个挑战人类理性的关键词：模糊性（确知？）。

　　复杂使人难以把握因果律，从而陷入认知困境；快变要求人们及时反应，无法深思熟虑，加上复杂导致的认知难度，使行动充满风险；不确定性的随机特质，更加剧了上述难题，人们熟知的『预则立』的逻辑面临挑战，难以枕戈待旦，经常需要相机行事；模糊性的多维认知，造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充满冲突和不安，无法准确行动。

　　近几十年管理的前沿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如何应对这些难题展开，面对复杂性和快变性，人们不得不借助核心资源、核心能力、企业文化、心理契约、公民行为、信任、领导力、流程再造等增强能动性、灵活性、整体性；面对不确定性，人们在不断提升有限理性下的选择智慧的同时，试图通过柔性增强应对力，如柔性战略、组织柔性、人力资源、组织学习等；但对于模糊性，似乎研究不深，应对措施不多。

　　年初，由管理大师詹姆斯·马奇教授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起的『组织管理新思维—决策中的模糊问题 （New Ideas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Ambiguity in Decision-making）』研讨会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经过两天研讨，大家认识到，在大多数决策与思考过程中，『模糊性』被视为一种瑕疵，失去了人类认知世界里赋予『清晰』的许多良好特征，包括『真相』、『美好』与『公正』，必要修正或改变。研究『模糊』，并不意味追求『模糊』，习得国人津津乐道的『浑水摸鱼』之技艺，而是希望更加理性与成熟地认知真实环境里的『模糊』，如怎样从『事实、沟通、认知』三个层面解构『模糊』，如何利用『模糊』的正面价值。总之，我们需要反思，以从『模糊』中学习到不同于甚至超越『清晰理性』的个人或集体智慧。

　　坦率地讲，在日益复杂、快变、不确定、模糊的世界里，似乎东方人具有某种先天的思维或行为优势，东方人文思想中有非常多值得借鉴并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宝藏。但我们决不能因此沾沾自喜、固步自封，而是需要借鉴西方人的理性及规范挖掘这些宝藏、释放其能量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