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自由竞争、儒家思想与“情浅谈自由竞争、儒家思想与“情理法”理法”
管理是一个永远的课题，有人说它是一门艺术，有人说它是一门科学，但是无论是什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管理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管理的目的提高生产力。不能为了管理而管理，也不能为了学习管理而学习管理。
中国在当年吃大锅饭的年代没有管理可言。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管理的发展速度有点越来越跟不上产值的增长速度。于是中国的企业界、管理界奋发图强，大力学习、研究、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与理论。
首先是欧美的西方式管理，因为他们是当今全球经济最强者，随后发现有些水土不服。然后是我们的近邻日韩式管理，因为他们的经济够发达，并且都属于同一“种”人，按推理水土应该比较“服”。
但是结果似乎也不是很理想。原因何在？是我们做的不够，还是在这些研究、学习当中缺失了些什么呢？
宇慧源信息咨询认为，是因为我们忽略了文化基础，或者说是忽略了各民族千百年来养成的待人处世的习俗。而正是这些人文的基础决定了欧美、日韩各自发展出了不同的、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
首先来看看欧美。自英国的亚当.斯密提出《国富论》，直至现今欧美所有的主流经济理论，全部建立在一条最根本的基础上---自由竞争。他们认为只有完全的、自由的市场竞争才能打造出最好的企业、最好的经济，任何形式的“垄断”都会破坏“无形的市场之手”发挥其最佳作用。自由竞争的思想并不仅仅停留在经济界，它早已渗透到了西方社会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在以讲求绅士风度的英国社会中体现得并不明显的话，那么在当今世界最强国美国可谓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不论是艺术界、学术界、教育界，以致父母与子女，都讲求的是平等、自由、挑战权威与实现自我价值。而正是这种全面的自由竞争文化，才支持了美国管理学者奉若圭臬的完全市场竞争理论，推动了欧美经济的大发展。
再反观日韩，日本在中国的唐朝之前受到中华文化的巨大影响，大量的遣唐使使得日本文化当中带有相当的唐文化的印记，韩国直到清代都与中国维持着从属关系。这两国都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侵染，儒家文化早已成为这两国的国学与日常生活之待人处世指标。而日韩的经济也恰恰体现了这个特点，日韩经济中最大的特色就是“家族企业”。韩国的几大家族企业自不必说，最大的三星集团完全就是李氏家族一手掌控，其他几大集团也没什么差别。日本乍一看不是家族企业，其实内在的还是这种模式。日本的绝大多数企业都隶属于六大财团：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劝业，这其实是模拟家族血缘关系，以共同利益为纽带把企业紧密联合在一起的“家公司”。这种家族模式的管理体制，看似违背了最主流的“市场竞争”经济理论，但恰恰符合了儒家思想的长幼有序、家族和谐的特征。这种表面看似“垄断”的经济模式，恰恰发挥了大家族那种对外集中调动资源、对内互相协商礼让的特点。正是这种模式，才符合了日韩两国当前的民情、人情。也正是日韩的民情、人情，才造就了这种模式，才使得两国从民间到企业甚至到政府都全力支持这种模式，才使得这种模式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其长处，最终推动了两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那么中国呢，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我们可以为我们几千年的文化而骄傲，但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当今的中国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后，中国的儒家思想体系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被摧毁了，如果说我们还秉承着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的话，这已经不是儒家思想的专利了，而是基本的道德。
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是，我们当今的社会，既不适合以自由竞争为原则的欧美方式，也不适合以正统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日韩模式。我们现在社会的主流力量大多是游走在儒家思想与自由竞争之间。我们骨子里还是儒家思想的基础，但是又突破了长幼尊卑、君君臣臣的束缚而崇尚欧美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我们向往完全的自由市场竞争，但又不习惯也无法完全接受事事以“法”为衡量标准。
宇慧源认为，实际上当前中国社会的结构是结合了欧美的自由竞争与传统儒家思想而形成的“情理法”体系。凡事我们首先讲的是“感情”，退而去讲“理”，实在不行才诉诸于“法”。这既不同于凡事拿法律说事的欧美，也不同于“和谐大家庭”式传统儒家方式。我们脱离不了感情，在任何一个中国公司当中，像美国公司当中那样直接的辩论与反驳常常被认为是不尊重对方的。我们又越来越讲求个性与自我价值，像日韩公司那样凡事以“前辈”为榜样为标杆也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
这个事实特点决定了我们既要充分学习欧美、学习日韩，又不能单纯的引进欧美的自由竞争或者日韩的“家族企业”模式。我们当前最需要做的不是放弃更多的“自我”，一味追求所谓的世界先进管理模式，而是要更加重视、花更大的精力去研究我们当今的人文特点，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适合我们当前的国情、民情、人情的管理模式。这样的管理模式才能真正在当前的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被人民所接受、支持并最终推动中国经济的大发展。
如果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那么中国的企业管理模式就更需要中国特色，因为企业的发展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而如何通过实践与摸索，形成一套适合当今中国的企业管理模式，才是考验我们的企业家与管理学家的创新智慧的真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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