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过于繁琐，不仅增加运营成本和难度，也会降低工作效率

　　但在规模和体量不足的中国电影业，如果法律过于繁琐，不仅增加运营成本和难度，也会降低工作效率。因此，中国电影公司尤其是中小成本制作，通常会采用人情+法律的制约因素。

　　《刀见笑》的团队几乎就是靠人情攒起来的，从美术、摄影到后期制作人员，很多都是导演乌尔善的朋友，自愿降低报酬帮忙。但对这种情谊笃厚的关系，福斯担心的却是，将来会不会在版权上发生纠纷。唐郗汝硬着头皮扮演不讨好的角色，当她将一份份冰冷的“出让版权”（否则诉诸法律）协议摆在昔日的“战友”面前时，都不太敢看对方的神情，她觉察到，人情味正在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渐渐淡去。“以前我们就是战友，共同对抗成本这个敌人。”唐郗汝说，但现在，提到困难有人会说，“你们不是有好莱坞了么？”

　　事实上，“好莱坞”的到来反而使影片的诞生步履蹒跚。各种财务报表和审核重头再来，所有合同都被福斯勒令重签或改签，否则合作免谈。在福斯进入之后的四五个月里，唐郗汝及其下属一直在天南地北地寻人，剧组已经解散，工作人员们进入了别的项目，群众演员更是不知所踪。中国公司所用的群众演员一般由群头召集，制片方只需要和群头签约。但按照好莱坞惯例，每一个演员都必须签合同，要找到大部分来自农村的群众演员，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段时间里，补签和改签的合同一共有四五百份。谈到四五个月时，签约成本已经很高，整个发行计划也因此被耽搁。并且，由于福斯对“全球同步”四个字的一丝不苟，《刀见笑》不得不放弃也许更为理想的档期，等待北美市场。最终，影片在被视为淡季的三月档上映。

　　这是中国式“经验主义”在好莱坞模式下的完败，长期以来，有一种“99次都对了，第100次应该不会错”的思维，让中国电影人倾向于忽略工作流程的严谨性，但美国人会告诉你，“99次都对了，仍然不能决定第100次是对的。”

　　感觉像撕开自己的伤口，“别人一件一件地告诉你，错在哪里，为什么是错的。”在这个过程中，不是长痛，便是短痛。

　　但对于成长中的中国电影，这样的疼痛必须承受。WTO相关承诺的期限已到，中国的电影市场迟早会进一步开放。在过去两年整体票房高涨的推动下，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旧秩序将被改变，产业升级已是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即使国内市场蛋糕足够大，但如果没有海外市场，终归是“早死晚死的问题”。

　　目前中国电影产业正处于资本与能力的失衡状态。尽管资金汹涌，但缺乏明确商业意图和类型的电影，懂得商业类型片的创作者和管理者更是稀缺。在这种情境下，资本大量涌入反而会造成乱局。2010年中国共投拍国产电影526部，其中，票房过亿的国产影片17部，票房过千万元59部，加上进口片，2010年中国国内市场票房过亿的电影共26部，约占去年票房总收入的60%。剩下的450部票房并不理想的“国产小片”，正是行业乱局下的产物。在资本的激励下，“新人”导演层出不穷，以多厅影院为龙头的渠道建设突飞猛进,“当国内市场这个超级大卖场不断搭好一排排漂亮的货架后，对本土产品(内容)的需求自然急不可耐。”某业内人士说。

　　合拍模式能最直接有效地刺激这一局面，把不具备产业意义的国产小片引入到类型片的正轨，弥补项目少、人才短缺的软肋。而且，在2010年中国电影破纪录的101.72亿元票房中，福斯、华纳等好莱坞电影公司的引进片和批片的票房收入占总票房近40%。在对中国电影票房的信心驱使下，这些美国电影公司以更加积极的角色融入中国市场。

　　但在合拍模式下，熟悉好莱坞专业流程，并能以此规范中国公司制度的人才非常少，内地电影还将经历漫长的疼痛期。

　　福斯与《刀见笑》的经历意味着，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快办法是尽可能地每一部影片都做合拍片。“最大的好处在于，我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我的团队按好莱坞制度去操作。”在这个目标下，星引力公司要求为导演做市场定位。“项目要最大限度发挥导演的能力，确认他适合做什么样的电影，才是在这个市场有一席之地的。”

　　经历此番镇痛，唐郗汝自认为星引力公司已经“非常了解好莱坞体系的核心本质”，并迫不及待地想要求证。“和好莱坞公司合作的最理想状态，就是下一部电影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