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家族经理对山西票号衰亡的影响

　　在内乱外患之下，山西票号走向了衰亡。从内因的角度考虑，非家族经理对山西票号的衰亡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由于位高权重，如果非家族经理占有欲太强，利益心太重，很容易会出现“侵占”票号的现象。一般有三种类型：第一，拒绝授权，从而影响新老交替，并损害票号的利益。人们所熟知的，日升昌总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翙之间的矛盾就是典型的案例；第二，掌柜以权谋私，造成掌柜家族化。我们对34个掌柜个案的调查发现，掌柜家族成员也是票号掌柜的个案共有14个，占总数的41.2%。其中，父子（兄弟）先后为同一家票号经理的有5对，同时分别在不同票号担任经理的有3对。可以说，掌柜家族化的现象是山西票号制度演化的必然结果。根据重托制的要求，只有和票号有利害关系的人才能为学徒或经理提供担保，由于财东不能举荐（处于避嫌的考虑），就给掌柜任用自己人或不同票号掌柜互相“交换”的行为提供了合理而且合法的掩饰。客观上讲，掌柜家族化对票号的衰亡并没有致命的影响，但却逐渐侵蚀了票号的活力；第三，反对组织变革。例如，在清末，随着外敌入侵和经济危机的到来，蔚丰厚分号经理李宏龄和票号资本家渠本翘联络票号同人，发出合组银行的倡议，但却因总经理毛鸿翰的阻拦而化为泡影，原因是毛鸿翰怀疑李宏龄要夺权，从而让山西票号失去了一次宝贵的重生机会。

　　如前文所述，山西票号实行的重托制、号规和集体惩罚等制度，本是约束非家族经理产生“侵占”行为的有效手段。但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这些制度执行不力，经理人员的侵占现象逐渐显现，并转化为实际行动，对票号的存续产生了直接性的危害：首先，重托制在实施过程中，可以有效防止一些显性的侵占行为（例如背叛），但却无法阻止一些隐性的、难以直接衡量损失的侵占行为，例如掌柜的家族化现象；其次，由于财东家族后代逐渐失去了创业精神，对号事不闻不问，导致原本就缺乏监控的经理人可以肆无忌惮，导致严格制定的号规形同虚设；再次，由于政局动荡，战事频繁，集体惩罚制度也处于无效状态。

　　在内控机制无法运转的情况下，常年积累的商业和伦理规范轰然倒塌，多个票号都遭遇了经理人和职员的集体性背叛，这是山西票号走向衰落的重要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