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的限度
黄老之术名义上的祖师是老子，而隐晦的渊源是法家。黄老之术并不具有构建一种稳定的治理秩序的能力。黄老的清静无为只是对最高统治者的规范性要求。实际上，这种无为更多地是一种策略。归根到底，它是一种统治的狡黠——而不是智慧。
先秦四大家，儒、墨、道、法。法家首先获得了实践的机会，借助秦人之戎狄心智，而塑造了秦制。有一种说法，墨家也融入了秦制。接下来获得实践机会的则是道家，它以黄老之术的名义盛行于汉初，成为官方的指导思想。
无为而又崇法
其实，法家、尤其是韩非思想，与老子思想之间，关系极为密切。老子主无为，但此乃“无为而无不为”。“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清楚地表明，老子所关注的问题乃是如何治理一个大国。
韩非对老子思想进行了巧妙的转换，使其成为自己驾驭臣下之术的哲学根底。韩非把老子所说的相对含混的“圣人”，具体化为君王，于是，老子所主张之“守雌”“无为”“清静”，就变成了一套虚己以驭人之术。这样的君王明智地克制自己的欲望，而综合地运用“帝王之具”——势、法、术。势为帝王之本，既然帝王有巨大的势能优势，又掌握着“法”即刑赏体系，就完全可以无为而治，也即“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
当然，这是君王“任理去欲”时的理想状态。只是，秦统治者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不甘于无为，而是积极有为，不是让法自行运转，而是积极地运用术。韩非所设想的以老子无为为底本的治国体系，堕落为最苛酷的治国体系。
汉初君臣，沿着韩非的思想脉络上溯到了道家。不过，汉初君臣所说的道家已经有了一个新名称：黄老之术。其中的“黄”是指黄帝。黄帝乃是战国时人构造出来的一个形象。秦人所祀四色帝中有“黄帝”，由此可见，战国以前已有黄帝之说，但此为天神，而非人王。因而，孔孟甚至荀子在历述古代先王时，只论尧舜，而不及黄帝。战国时代，主要在齐地，黄帝开始由天神被历史化为人王，并且成为最为重要的古圣先王。而黄老之术也正形成于齐地。稷下学宫的道家就托名黄帝，发展了老子的治国之术。《管子》若干篇也属于稷下黄老学派的作品。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汉初的黄老之学的兴起乃始于曹参之在齐国任职，《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
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
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
这里的细节相当有趣。齐地的儒家是非常发达的，曹参深知这一点，曾召集儒生讨论治理之道。但是，曹参最终舍弃了儒家，选定了盖公所传的战国黄老之术。其实，先秦诸子几无“道”及“黄老”一词者，这个词恐怕就是形成于汉初。而汉人所理解的道家主要就是作为治国术的黄老道家，如汉书所说：“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不管怎样，黄老之术正好合乎汉初治国者之需。可以大胆地推测，黄老之术也许最初就是发源于楚地，汉初君臣多为楚人，气质正相吻合。更为重要的是，黄老之术融合道、法，无为而又崇法。而这，正好就是汉初君臣的基本心智，他们承袭秦的法制，而又不愿过于苛酷。也因此，曹参之后，黄老之术在汉初大臣中相当流行。曹参之后最为著名者为丞相陈平。
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
由陈平这段话可以清楚地看出，黄老之术作为一种治国之术，系从老子的清静无为发展而来的。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与民休息，也就是减少政府对民众的控制、盘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放权让利。这种政策确实是明智的，因而也带来了四民生机之恢复。
勤于守成
拙于建设
不过，黄老之术并不具有构建一种稳定的治理秩序的能力。黄老的清静无为只是对最高统治者的规范性要求。实际上，这种无为更多地是一种策略。归根到底，它是一种统治的狡黠——而不是智慧。它仍然设定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者的统治。它只是拒绝秦的统治者的横暴，而坚持一种巧妙的、不露痕迹的操纵术。
可以说，黄老之术名义上的祖师是老子，而隐晦的渊源是法家。黄老之术的基本结构是“道表法里”。关于这一点，《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所记其父司马谈的一段话，其实说得相当清楚：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其实，黄老之术是否“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是让人怀疑的，“撮名、法之要”才是黄老之术的根本。如司马迁所说，法家之术旨在“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而名家则“控名责实，参伍不失”。这就是法家所说的督责之术。法家和黄老都主张，在上者虚静无为，而责之以在下之人臣。所以，我们看到，曹参自己无为，而督责群臣。同样，陈平的无为，决不意味着他下面的吏的无为。事实上，汉家朝廷对待大臣是比较苛酷的，大臣动辄被杀或者被赐死。同样，从汉文帝废除众多肉刑看，当时的刑罚也是非常苛酷的。黄老之术的保护人——窦太后对待儒生，一点也不宽厚清静。
因此，汉初制度是秦制之宽和版，黄老之术也正是法家之宽和版，两者正相匹配。与民休息的不是黄老之术，而是产生了黄老之术的东方宽和精神。这样的黄老之术依赖的只是一群人独特的气质，而非德性与理性设计的制度。因此，它终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它背后的秦制没有被彻底变革。相反，秦制的基本架构，相当完好地保存着。只不过，现在，统治者不让它发挥作用。但是，它随时可以现身。而它一旦现身，就将侵蚀乃至毁灭四民之生机。
从理论结构来看，黄老之术，以及它背后的道家，作为一种治国规划，具有一个无法克服的自相矛盾。如果共同体成员的心智是比较健全的，那么，因循、无为可能就是最好的治理方式，那时，人民将完全实现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这也确实是老子的理想境界。
悖谬的是，在中国历史上，道家受到重视，通常是在暴政之后。而暴政最恶劣的后果，是败坏人民的心智。秦之后、五代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后，都是如此。暴政之后采取因循无为的政策，固然可以让共同体恢复生机。在汉初，我们就看到了文景之治。
但是，大混乱之后的无为，之所以会出现繁荣，仅仅因为，以前的制度太坏了，人们正常生活的欲望被严酷压制，现在，它获得了一个反弹的机会。但是，人心败坏的现实并没有改变。正常生活的欲望，在无为的环境中，很快就会演变成为放纵的欲望。德性没有机会恢复，欲望反而会迅速膨胀。而并没有有效的制度调节富裕起来的人们的关系。这样，人与人的关系，很快就会走向紧张乃至冲突：贫富的冲突，官民的冲突，官员间的冲突，等等。富裕起来的社会很快陷入秩序混乱之中。
这正是汉初武帝时代的困境所在。根本的问题在于制度匮乏，黄老之术让治国者没有在人们的欲望刚开始释放的时候，就建立有效的制度。而没有制度约束的社会，必将陷入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