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罗伯特议事规则》有效开会
现在开会是现代人群体沟通最主要的形式。核查工作时间分配的详细记录不难发觉,主管们的紧俏的资源大部分是用在人际的协调沟通上,尤以开各类会议占去了最大份额。
开会必然会涉及到很多利益相关者,但不是每个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很好地从会议中得到应有的价值。因此,中国人对开会,特别是目标不明、过程混淆、结论悬空的会议,常常是又害怕烦腻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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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1837~1923)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后升任工兵准将,令他永垂史册的杰作却是我们在推介的《议事规则》。他根据美国草根社团的实践和英国四百多年的议会程序,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编纂成《议事规则》,于1876年问世。它的重要性立即为人们所认识,影响迅速扩大,被接受为各类会议的议事准则。罗伯特1915年修订和大为扩充的第四版是个里程碑,由于其独特贡献,书名也早就被公认为《罗氏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了。当今世界,无论是公共领域中的联合国大会、欧盟议会、各国国会的议事程序,还是私人领域里如上市公司、合伙小店、兴趣团体、学校班会等的议事章程,无不以《议事规则》为依据和蓝本。而议事规则也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
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建立之初,就竭诚呼吁国民运用议事规则的工具。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的《追忆中山先生》里,我们能看到孙中山的努力。“辛亥革命后过了几天,中山先生动身经欧返国。临行时把一本Robert"s Parliamentary Law交给我,要我与麻哥(刘成愚)把它译出来,并说中国人开会发言,无秩序,无方法,这本书将来会有用的。我和刘没有能译,后来还是先生自己译出来的。”
还是在1991年的夏天,柏杨邀笔者之一的孙涤去他台北的家里餐叙,前辈对世事的洞明和精警令后辈终身受益。席间谈到中国人周而复始地犯同样的错误,柏杨先生把根由归结为他痛挞的国人的劣根性,“明明是留了七八级,却碍于面子,坚持狡辩只留了三四级。”
姑且不论文明的整体状况和发展水平的差异,然而就人的自利性来说,积年来的体验观察令笔者相信,西方人实在不比我们好多少。套句老话,彼此是“根性相近、习惯相远”。不过,若论剖析权衡自己和他人的错误,尽量不蹈同类的过失,欧美做的实在比我们高出许多。他们的历史经验,简单地说,是多多应用工具、方法、规制,而不要事事追溯到道德信仰,动辄要求改造人性的根本。
西方实践的基点,不在于“去人欲”,而是强调使用可操作的工具,依靠程序来规范路径,从而达到效果。使用工具若能得法,人们的行为(而非本性)是大可以重塑和改进的。百余年来现代化努力的进程中,中国人也逐渐形成了发展方向上的共识;并在如何落实并获得成效方面,将越来越倚重具有操作性的工具和方法,形成行为规范,一步一个脚印地夯实和提升。
再回到开会、议事这个话题,人类通过会议商讨集体的决策,必须有适当的机制来平衡和协调群体与个人之间的权责关系,否则难以持续有效。以一定的规范和程序作为工具,会议才能真正拓宽言路、集智广益、凝聚共识,才能产生实效。程序不当或者操作不当的话,后果甚至会适得其反。大家都遭遇过低劣无效的会议,内容空泛、徒具形式,或者意见饱受压抑、遭到扭曲,或者各说各话、缺乏真实交流。人们会变得无奈、沮丧,甚至失去彼此间的信赖。企业的这些积习虽说根深蒂固,却是应该而且可以改变的。
文明的议事规则能够帮助建立新的开会文化,提高决策效率,促进组织治理,重建诚信环境,增强规范运作,不再周而复始地犯同样的错误。因此,应该尽早使用这个被证明有效的操作型工具,来帮助我们持续发展和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