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企业高福利：养闲还是养贤？
一语激起千层浪。联想“教父”柳传志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席讲话，再次引发了人们对高福利制度的关注。柳传志在演讲中说，欧洲过度的福利制度让社会变成了养懒人的社会，不希望这种风气传染给中国；中欧一位教授则认为高福利下仍然有高创新。学院派与实战派孰是孰非？高福利与高创新势不两立？来看看各方说法。
原音回放
柳传志与教授激辩高福利
柳传志：
欧洲某些国家竞争能力的减弱是必然的。我认为过度的福利制度造成这一现状。这样的社会慢慢会变成一个养懒人的社会。我不希望这种风气传染给中国，希望解决的方式是增加就业机会，同时政府用税收支持弱势群体，支持生活差的人的身上，用这样的方式减少两极分化，而不要压制了企业家精神。
丁远（中欧商学院教授）：
拿现在欧洲发达国家和中国比，我觉得不太合适。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们生活质量较低时需要改善生活，我们基本处于这种状态；这种渴望在欧洲不太能看得到。德国装备制造业的创新精神是非常值得追求的。有一位50多岁的工程师，在动手研发设备时，眼睛中那种光芒像我8岁的儿子玩积木一样。
案例
德企业为员工家属发补贴
陆女士（德国 全职太太）：
在德国有很好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金很高，但是没有人会以领失业救济金为荣。我老公所在的德国研究所里，员工可享受很好的社保和医疗保险等福利，如果他的夫人没有工作就可以领到一份补贴，如果再有孩子的话，那么孩子还可以单独享受一份补贴。
市民围观
“为生计奔波没精力创新”
丁先生（北京 市民）：
作为工薪阶层我们都希望能够多涨点工资、看病少花些钱，我觉得我们的生活质量不高，国家对一般百姓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我们天天为生计所奔波，哪会有时间和精力去创新和创业。
即使从企业家精神来说，不少人的激励理念停留在物质激励上。欧洲和美国等国家的福利水平更高，但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并不比福利相较不完善的国家差。所以高福利制度不意味着企业家精神的丧失。
“欧洲高福利有存在基础”
孔先生（北京 外企员工）：
我觉得欧洲国家是过度福利，我们每天那么辛苦甚至没有人家整天无所事事赚钱多。
但是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有其存在的基础，他们处于产业链的上游，所以有那种实力来进行高福利，我们处于产业链的末端，所以我们虽然很辛苦，但是利润和生产力比人家要低很多，而且欧洲国家还有完善的劳资协商制度，所以人家福利好是必然的。
背景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屡遭“高福利陷阱”
在近几年的IT界的海外收购案来看，中国东家们似乎患上了海外高福利的不适症。
以2005年明基收购西门子手机业务为例。西门子当年“倒贴3.5亿欧元”将手机部门售出，附加要求之一是两年内不能裁减人员。而西门子手机部门在中国的研发工程师平均年薪为15万元人民币，在德国手机部门的研发工程师平均年薪高达10万欧元，约3000名德国员工薪水成为明基一项巨大的开支。
TCL收购阿尔卡特手机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据报道，在并购阿尔卡特手机后，TCL集团才知道欧洲并购裁员的补偿常常需要加倍，导致在整个重组过程中，付出的人工费用就超过8000万欧元，远远超出集团预期。
在并购后的重组过程中，每每中国企业都觉得自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对方却还在“得寸进尺”，这让中国企业在郁闷之余又无可奈何。
当年联想15亿美元收购IBM PC时也吃过类似的苦头，因此柳传志称“不希望过度福利"传染"给中国”并非空穴来风。
学界声音
“欧洲经济不应归罪高福利”
谭雅玲（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
欧洲的福利制度令欧洲国家的人民很受益，虽然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但使欧洲的老百姓具有非常好的生活品质。这些国家的人民生存状况很好，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定位所决定的。
但是相较于美国来说，欧洲国家的创新确实较少，这跟整个国家的机制有关系，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我认为不应该完全归罪于高福利的制度。
“福利制度是把双刃剑”
许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单看福利制度的话，欧洲现在的高福利制度的确出现了问题。笼统地说，创新和福利的关系意义不大，我们可以分开来看：北欧是福利最高也是最早实现高福利的地区，他们的创意产业也的确最发达。但在欧洲大陆，高福利的确导致工作动力下降。这也不难理解，时间多少，成就有多少，高福利让人们不那么依赖工作，工作上的成就自然就少了。总体来说，福利制度是把双刃剑。
“中国福利不能照搬国外”
杨志勇（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
从企业家精神来看，不是在物质的压力下才有创新精神，在良好的生活水平、宽松自由的环境中也许才能更好地发挥创新精神。我同意不应当压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但是这不应归咎于高福利制度。
尽管高福利能给民众带来生活品质，但不等于我们完全照搬他们的制度，设计制度时应考虑公平和效率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