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高谦时代，茅台发展曲线一路上扬

　　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年。为了扭转茅台酒厂的被动局面，省委、省政府决定调时任中共仁怀县委书记、县长周高廉出任茅台酒厂党委书记、厂长。周高廉的出现预示着茅台命运的又一次转折。
　　
　　当日的周高廉是带着省里的“死命令”来的：必须完成当年生产任务。
　　
　　但摆在眼前的现实是，自1962年起，茅台酒厂已经连续15年没能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和销售计划，连续16年亏损达444万元。
　　
　　而周高廉到任时，距1978年新年钟声敲响仅4个月时间。
　　
　　周高廉回忆当年刚上任时看到的情形：
　　
　　厂里猪圈林立，污水遍地。生产车间随处可见蜘蛛网、垃圾，生产缺乏激情，知识分子靠边站，内部管理混乱……
　　
　　与那时期的所有国企一样，遭遇十年浩劫，让生产管理几乎陷于停顿，该抓的工作千头万绪。
　　
　　好在周高廉的目标非常明确。
　　
　　他与新的领导班子达成共识，提出“说了算，定了干，遇到困难都不变”，大战100天，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并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建“大庆”式企业。
　　
　　雷厉风行的一系列工作旋即展开，有如注入一针“强心剂”。
　　
　　面对三年自然灾害中，工人为解决肚皮问题兴建的300多间猪圈，周高廉一声令下：“撤”。那让现代人无法想象的猪圈林立、污水遍地的场景顿时烟消云散。
　　
　　此后又在车间班组推行文明生产，大大改善了企业面貌。
　　
　　环境整治只是表象，如何点燃生产激情才是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厂里迅速重新启动在“文革”中陷于停顿的三车间建设，在“大庆”精神激励下，大战20天，在最短时间内投产。
　　
　　周高廉回忆说，他到任时，生产任务仅完成了400吨，而国家下达的任务是750吨。4个月过去，国营茅台酒厂实现了建厂以来的“三个历史性突破”：1977年，茅台酒产量突破生产计划，完成了763吨；销售完成了387吨，是建厂以来最好的一年；结束了连续15年没有完成国家生产和销售计划的历史；亏损下降到16年来的最低水平2万元。
　　
　　第二年，一声春雷唤醒沉睡的中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策。
　　
　　春潮席卷而来。

　　周高廉与厂领导班子商议后，一个大胆的决策出炉了：打破“大锅饭”，在厂里实行经济责任制，让职工多劳多得，同时厉行节约，实现企业增产增效。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是否恢复企业奖金制度还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
　　
　　那一年，一些新鲜名词开始在茅台酒厂干部职工口中流传——三级核算制、五定、四包、一奖。
　　
　　在生产车间实行的“五定”包括：定产量、定质量、定周期、定人员、定费用。“四包”则是包工资、包岗位津贴、包高温补贴、包夜餐补贴。
　　
　　在包装车间则实行“一奖”——节约奖，内容包括了计分计奖、超额奖励。
　　
　　在现实收益刺激下，职工的积极性一下子爆发出来。
　　
　　1978年，成为茅台发展新篇章的元年。
　　
　　当年产量首次突破千吨大关，结束连续16年亏损，实现盈利6.5万元。职工敲锣打鼓地欢庆“胜利”。
　　
　　1979年，茅台酒厂再度双喜临门，先是被贵州省委、省政府授予“大庆式企业”称号，又荣获国家最高质量奖——金奖。
　　
　　周高廉回忆起当年获金奖的一些细节，颇耐人寻味。1979年获金奖的茅台酒是国家评奖部门直接从市场上抽查的，没有任何“运作”的可能。周高廉也是接到省里通知，才知道茅台酒得了国家最高质量奖。
　　
　　为后人所不知的是，作为勾兑茅台酒最重要的酱香型酒在周高廉到茅台酒厂上任时，在年产量中所占比例不足8%。周高廉看到这一致命生产“缺陷”，明确酱香型酒为重中之重，立马调整产品结构，把酱香型酒所占生产比例大幅提高到了14%左右。直到今天，“14%”一直是茅台酒厂始终坚持的一个生产标准。而茅台酒的新酒合格率也逐年上升，1977年为87%，1982年则达到96.5%。所以才有了市场抽查获金奖的这一出经典故事。
　　
　　周高廉的一系列举措实施下来，茅台酒厂的整个企业面貌彻底改观。到1982年时，茅台酒产量达1186吨，较1977年增长55%，实现盈利228万元，是1978年的30多倍。职工收入也从1977年的513元，升至1982年的883元。
　　
　　从周高廉执掌茅台开始，茅台的发展曲线就开始一路上扬，再也没有出现亏损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