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元“早熟门”民族企业遭谁黑手
“只有几个个案显然不足以证明圣元是‘女婴性早熟’的罪魁祸首。为什么此事被媒体‘曝光’后，全国各地纷纷有家长声称自己的孩子也有性早熟迹象”，作者将之概括为从众心理，而后历数外资企业出现过的问题，对比包括霸王洗发在内的产品品质风波，质疑中国人为何厚待外资，“反观此次圣元奶粉‘性早熟门’，在毫无任何检测根据的情况下，仅凭一句推断就几乎毁掉中国民族奶业最后一个战士。”
圣元创始人张亮是军人出身，把圣元比做战士马马虎虎，但不管它是中国奶业的第几个战士，肯定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不是上述评论中最大的错误。
为什么“性早熟”事件出现之后群情激昂，首先是因为这是无数起食品安全危机之后的又一起，同样也是婴幼儿食品安全危机中的又一起，还是婴幼儿乳制品安全危机中的又一起。
作为消费者，我们给乳制品行业贡献了1000多亿元的营业额，这使得蒙牛、澳优、圣元、皇氏等多家公司的N多高管得以实现巨额财富，但我们得到了什么？一次次的危机？
为什么我们回避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某一个答案是否爱护企业，其重要性远远不如找到真实的原因，并防止这种原因再度伤害儿童。
前两天圣元宣布捐助一千万元设立婴幼儿“性早熟”专项基金。被波及的企业愿意投入资金尽责是好事，但对外的发布却耐人寻味，“通过这次婴幼儿‘性早熟’事件，圣元公司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普遍存在；也注意到了‘性早熟’成因的复杂性；注意到了今天社会各个方面对婴幼儿‘性早熟’这一现象缺乏清晰、全面的认识……”
普遍的。复杂的。社会缺乏认识的。三张标签清楚地贴在婴幼儿“性早熟”上。好了，谁都没有责任了，但那些孩子们呢？一切真的水落石出了吗？
我们清楚地记得，事件的期初就遭遇了送检无门，据说原因是性激素不在法定检测范围内、很难检测，而后终于检查了，说42份圣元乳粉中未检出己烯雌酚和醋酸甲孕酮等禁用的外源性性激素，内源性雌激素（17β-雌二醇和雌酮）和内源性孕激素（孕酮和17α-羟孕酮）的检出值分别为0.2-2.3μg/kg和13-72μg/kg，检测结果符合国内外文献报道的含量范围。
而好事网友从去年的一则官方报道中发现了问题。这则报道中黄岛检验检疫局从一批自印度进口的脱脂奶粉中检出孕激素类药物孕酮呈阳性，检测结果为0.7μg/kg，“根据不得检出的标准限量规定，判定该批货物不合格，作退运处理……鉴于近期黄岛口岸国外乳制品进口量剧增，黄岛局不断加大对进口乳制品检验检疫力度，严防不合格产品进入我国市场。同时建议进一步完善我国乳制品及含动、植物蛋白食品的相关卫生标准，加强风险分析，保证进口食品安全卫生。”
黄岛检验检疫局很了不起，不但严于律己，而且在工作中有的放矢地提供建议。但要是印度出口商拿着卫生部的《“圣元乳粉疑致儿童性早熟”调查结果公布》找过来，说你们圣元奶粉的指标比我高都行，为什么我的脱脂奶粉进不了关？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索赔的话钱又该找谁要呢？
作为时常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委，面对社会关注度如此之高的事件，卫生部本应带个信息披露的好头，但上述公布够简略的，比如我们无从得知如何确定了42份样本。要知道，中国婴幼儿奶粉的采用所谓“干法混合”生产，有点像似水泥拌沙子，并不能严格地做到国外通行的湿法生产那样同一个批次均一。
而且，上述公布中称，“卫生部委托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检验检疫科学院等检测机构，采用国际通行的检测方法（《动物源食品中激素多残留检测方法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GB/T21981-2008）”，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咨询国家标准化管理管理委员会，这项2008年7月实施的国标，在“采用国际标准”项里清楚地写着“无”。
所以，我们同样无法知道这种检测方法究竟与真正国际通行的检测方法是否有差异？有的话，差别多大？差别有哪些？
事实上，即使在卫生部公布之后，心存疑虑者仍有不少，比如本报网站读者“pengkp”在我上一篇专栏《为什么回避牛初乳》之后的跟帖显示出其专业判断能力远高于一般人，但照样疑惑难消。
“如果卫生部的检测是用化学法（如HPLC等）检测具体的雌激素化学成分，而不是通过生物法评价雌激素活性。那么卫生部所报告的结果是不能排除奶粉中含有具有雌激素活性的物质。”
这位读者的语气显示出卫生部不该没有察觉这么简单的问题，“这是因为，具有雌激素活性的物质有很多种，而很多雌激素类物质根本没有标准物质，那么就没有现成的方法能够定量检测奶粉中雌激素活性物质的含量。举例来说，具有雌激素活性的物质有A、B……G，而卫生部仅检测了A、B和C，那么仍无法排除雌激素活性物质D、E、F和G在奶粉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