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粮价暴涨背后的“食物帝国”
全球粮价上涨已牵动国人的心,这不仅关系到普通老百姓饭桌,更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农业发展战略。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周立教授历时一年,对美国农业和粮食市场进行了田间考察和调研,访问众多基层消费者、农业生产者以及NGO行动者和研究者。经过3个月的写作,他完
全球粮价上涨已牵动国人的心,这不仅关系到普通老百姓饭桌,更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农业发展战略。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周立教授历时一年,对美国农业和粮食市场进行了“田间考察”和调研,访问众多基层消费者、农业生产者以及NGO行动者和研究者。经过3个月的写作,他完成了题为《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的报告,对全球粮食产业链进行了相对完整的梳理,并提出中国粮食政策的方向性建议。
笔者就当下全球粮食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农业是最容易被资本抛弃的
笔者:如何看待去年以来的这一轮全球粮价暴涨?已有的分析说,各国粮食储备下降、出口国干旱歉收、乙醇汽油开发、石油涨价,还有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工业用地挤占耕地、生活水平提高导致粮食需求量增大,这些原因共同构成了粮价上涨。请问,您认为这中间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周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缺乏资本青睐,常常成为投入不足的产业,这使得其稳定的供给常常是脆弱的。粮食储备下降、出口国干旱歉收、石油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涨价、工业化城市化占地等因素,在近两年集中释放,影响了粮食的稳定供给,打破了本来应该相对稳定的粮食供求平衡。
而危机的受害者,几乎都是恩格尔系数(食物消费占收入水平比例)较高的平民,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幸的是,贫困人口绝大部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政府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为应对粮价上涨而提供食物补贴。
笔者:您认为忽视农业和农村是一种“全球现象”,这是粮食危机的根源?
周立:相对于工业和服务业,以及各种新兴产业,农业是最容易被资本抛弃的。
原因十分明显:短时期内,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都是相对稳定的,不可能如其他产业一样,有爆炸性增长。农业满足的,又主要是人们的食物需求,在短时期内,人口数量是既定的,对食物的需求量,自然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农业是最不容易扩张的一个部门。因此,在资本面前,农业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这也是发达国家农业高补贴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
同时,这却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出现悲剧性结果的根本原因,他们无力弥补这一市场失灵。一方面,他们的政府或者没有认识到农业的基本规律,或者无力支付高补贴；另一方面,他们在面临本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侵袭时,渐渐丧失粮食供给的自主性。因此,农业无利润、农民流离失所、农村凋敝,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必然现象,更是发展中国家的常见现象。
美国的垃圾桶与赤贫人口的胃
笔者:亚、非、拉一些国家已出现粮荒,并导致社会动荡。为什么粮食危机最早的受害者总是落后国家?这与他们国家的粮食政策有关吗?
周立:实际上,粮食危机表面上常表现为总量问题,而背后的原因却是结构问题。
回顾全球农产品自由贸易之前的时代,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有一个单独的食物生产和经销体系,能够至少保障其居民的基本生存。反而,在绿色革命发生,粮食单产大幅度提高的近几十年,许多居民却常常面临粮荒的生存危机。两相对比,我们不得不考虑农产品自由贸易之害了。
在现代技术要素注入农业后,粮食的总量,早已足够喂养全球人口了。不幸的是,粮食的生产地区和粮食的消费地区,却出现日益严重的脱节。生产地,越来越集中在几个粮食生产大国,而诸多主动或被动加入农产品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则失去了他们本来具有的本地化食品体系。只能仰赖粮食援助,或廉价粮食的供给。
笔者:有一种说法,“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穷人买不起粮食”,这大概也属于“结构问题”吧?
周立:美国是世界粮食出口第一大国,它能够维系一个廉价的粮食生产体系,与美国国内的政治结构、国家利益、居民消费惯性以及巨型公司的“捕获”有关,也是美国国内粮食生产体系、食品消费体系、能源消费体系已经产生路径依赖的必然结果。伴随石油价格的上涨,美国的资本化大机器农业,面临巨大的成本上涨压力。寻求将粮食转化为乙醇,以实现本国粮食生产体系、食物消费体系、能源消费体系的良性互动,是题中应有之义。
逻辑上说,造成国际粮价上涨就是这种结构矛盾的副产品。
2007年我在美国时看到一则报道,美国有1/4的食物,是丢进垃圾桶里的。美国在2006年10月17日,诞生了其第3亿个国民。简单计算,丢掉的食物,相当于近8000万人口的消费量。而当时报道的全球因饥饿濒临死亡威胁的人口,也正好是8000万。不幸的是,这些食物是在美国的垃圾桶里,而不是在这些赤贫人口的胃里。
我们暂时的幸运与我们还不够“进步”有关
笔者:中国也正在经历食品价格上涨的考验。但在小麦、稻米等主要粮食品种上,相比国际价格似乎还相对稳定。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原因?
周立:相对于这些出现悲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粮食生产和消费体系,还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在全球粮价上涨的时候,政府有能力调控粮价,能让其保持稳定,由此,也能保持社会稳定。
可是,中国农业的小部门化、农业产业化、粮食市场化,正在不断地推进之中。此轮全球粮食价格上涨,中国之所以比较幸运,与我们还不够“进步”有关,与农民们普遍还在进行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和消费直接相关。
但是,我们知道,伴随10多年来农业产业化和粮食市场化的推进,农民为城市居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已经消失殆尽。为自己生产粮食的农民群体,也在大幅度地减少。在这一轮的“粮食战争”中,中国可能还能暂时保持中立。而在食物帝国下一轮的粮食洗牌过程中,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乐观。
笔者:许多分析称,粮价上涨将是个长期趋势,您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是否能维持粮价稳定?
周立:粮食价格的长期高企,并不符合粮食主要输出国的长期利益,也不符合食物帝国主导者的长期经济利益。所以,未来三五年内,粮食价格必然还有一个下落的过程,在未来这一轮粮价洗牌过程中,中国、印度等国的小农和独立的食物体系,可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小农经济”真的不堪一击?
笔者:在中国,人们通常把发达国家的“农业资本化、产业化、集约化”,看作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并认为当下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本无法对抗国内外的大型粮食企业,甚至成为被剥夺的对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立:美国大农场模式,是与美国耕地多、劳力少、资本充足、能源价格低廉等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同时,又是在殖民扩张和高额补贴两大基本政治背景下出现的。世界上除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情和政治军事背景类似的国家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美国这样的发展大农场经济,实行产业化农业的条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先例,是靠和平手段(如市场交易)形成大农场模式。也没有一个先例,不依靠对产业化农场高补贴,就能击垮小农家庭农场的。
笃信“农业资本化、产业化、集约化”信条的人,是看到了农产品市场开放条件下,小农家庭农场无力和产业化食物帝国抗衡的表象,但没有看到背后那只“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
笔者:您在美国做过长期的农业调查,美国农民和农业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周立:美国的小农家庭农场,在1930年以来,破产了60%,这是政府只对产业化农场高额补贴的结果,并不是他们的竞争力不如产业化农场。如果我们认真看一下恰亚诺夫、斯科特和黄宗智基于苏联、东南亚和中国的实证资料研究,并亲自到田间地头去问问农民,为什么种粮不赚钱但大多数还坚持种粮,就会体会到小农家庭农场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表面看,小农家庭农场无力对抗产业化粮油企业,背后的事实是,中国政府不如美国政府那么有钱。
如若说中国的小农经济没有竞争力,那是因为把他们一个个形单影只地拉到了和美国财政部同台竞争的擂台上。然而,美国的小农家庭农场破产后,美国政府会为他们买单,做出“金降落”(笔者注:对被收购者的高额补偿费)的制度安排。诸多拉美国家、非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小农家庭农场破产,却无法得到本国政府的财政支援和就业帮助。
中国如何应对“食物帝国”挑战?
笔者:我曾做过中国大豆的调查,发现去年以来中国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源头是国际大豆价格暴涨,而中国的大豆和豆油恰恰对外依赖性很强。您认为在一个由“食物帝国”控制的时代,作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粮食政策和农业政策需把握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周立:中国选择了让部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也就选择了愿意让这部分农产品接受一个单一食品体系的控制。入世以来,中国的大豆,已基本上被食物帝国控制。玉米,可能也在这一过程之中。所以,豆油、豆粕以及饲料价格、生猪等肉禽价格的上涨,自然也就随之而来了。
在食物帝国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形成和拓展其疆域的时候,想要逃脱被其控制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只能局部地、改良性地推出一些替代方案,让意图自救的小范围农业生产者、消费者和局部区域,能以一个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创建,能以一场消费革命的开展,进行一些改良性的努力。使得自己生产的、食用的食物,尽可能是健康的。使得乡村生活和传统文化,还有继续生存的空间。悲观一些说,使得人类利用食物自杀的历程,还可以延缓一些。
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向美国的实践者学习。为应对产业化农业及其食品体系负面效果的挑战,美国中北部的中小家庭农场、城市消费者以及地方政府,已经摸索了一整套替代体系,这一套体系,以消费文化革命为精神内涵,以一个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创建为实际行动,意图实现三个替代:以消费天然食品替代消费人工(产业化)食品；以公平贸易方式替代自由贸易方式；以本地化食物体系替代全球化食物体系。
笔者: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学界都存在一种颇流行又很有影响力的意见,即在一个粮食供应充足的世界市场上,中国无需维持高成本的粮食自给自足,因为只要可以,就能从国际市场上买到足够多的粮食。您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能否对这种流行理论做出中肯的评价?
周立:正是由于资本通常不愿意进入农业,才造成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会将农业真正定位为产业化,农村定位为市场经济。提供居民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是任何时期、任何政权的首要之事。农业高度产业化的美国背后是政府高额补贴,农业上并无多少优势的日本和欧盟,更加以高补贴来保障本地区的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也将农业定位为产业化,却从未放弃过对粮食储备、粮食价格、食品质量的控制。“无农不稳”,是各届政府、各地政府的基本认识。各种类型的“米袋子”、“菜篮子”、“吃饺子”工程,总是不断在各地成为政治表达。
我想,只要愿意做实事求是的研究,农业实践者就会给出合适的答案。如果连最普通的农民都知道即便不赚钱,甚至赔钱都要种粮,以保障自己家庭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话,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也应该知道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专题撰文王磊
链接“食物帝国”推动的粮食政治
在美国食物结构巨大变迁的背后,站着为数不多的食物巨人———食品集团。这些大型食品集团,控制了从种子培育、种植、收购、加工和销售整个“食物环节”。它们不断地游说政府,对消费者洗脑,对农业生产者施压,去推动食物的商品化,并从每个消费者的嘴里,聚敛着巨额财富。
在大型食品公司控制下,不仅农业生产者别无选择,消费者在消费品种、消费价格和数量上,也别无选择。只是消费者的钱包由于被食品公司视为“上帝”,所以,公司对待消费者,比对待农业生产者,要客气许多。粗暴的直接命令方式,被一系列的广告宣传、健康咨询、品位塑造等洗脑方式取而代之。
比如,孟山都一家公司,竟能控制世界主要谷物和蔬菜种子23%～41%的市场份额,销售额2004年达28亿元。实际上,若再计入杜邦(Dupont)公司,两家公司控制世界多种种子份额就达到一半以上。对种子和农产品收购、加工的垄断,使得他们的行为无异于系统的生物灭绝。当一种又一种的农作物种子,被他们收入博物馆,而市场上仅有几种他们推广的,不具有留种能力的人工种子时,不仅是农作物多样性丧失、居民餐桌和营养结构多样性的丧失,更是人类从食物上脱离自然,从而使得各个国家、民族、人民以及文化等,都进一步被食物王国掌控。
“食物帝国”推动了粮食政治。我们看几则粮食援助和禁运的实例,去理解粮食政治的一部分———粮食援助这个比石油贸易更为强大的政治武器:
1945年,南斯拉夫在铁托总统的领导下进行改革,试图摆脱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控制。这时,美国伸出了“友谊”之手,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粮食援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等西方盟国随即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妄图将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对中国的禁运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期。
1965～1967年间,美国总统约翰逊曾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从而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其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
1970年,当“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后,美国对智利的粮食援助立即停止了。阿连德领导下的大众联合政府,却是致力于农业改革和公平分配的。在阿连德下台后,美国的粮食援助很快又恢复了。粮食援助是尼克松政府反对阿连德所采取的秘密战略的组成部分。
1973年,美国由于国内食品价格史无前例地上涨,对大豆、棉籽及其制品实行禁运。日本97%的大豆依靠进口,其中92%来自美国,因此而受害最大。
1980～1981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其实行谷物禁运。但当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进行改革时,西方议员阿德·梅尔科特立即指出:苏联需要多少粮食就提供多少粮食。之后是苏联解体。
最近一次明显的以粮食作为武器来干预他国内政的事件,要算是美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政策了。1994年以来,朝鲜连续几年歉收,国内粮食供应严重短缺。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对朝鲜提供粮食援助,但条件是,朝鲜必须放弃核计划,并在缓和朝鲜半岛局势方面与西方合作。
粮食援助的另一侧面,则不仅仅限于这样的短期事件,而是打击、改变进而控制受援国的农业生产体系,让这些国家形成对美国等援助国的经济依赖与政治依赖。这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沦为美国附属国的奥秘。
所谓“没有扭曲的、充分竞争的、跨国界的、完备的市场体系”,仅仅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幻想,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粮食贸易或援助时常作为大国政治外交的手段,用以干预别国内政。曾是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在一次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那样他们就不愿和我们捣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就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政治家所关心的国家利益,与食物集团关心的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就促成了危及全球每个地方农业与食品体系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浪潮。
主要农业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自由贸易框架下,已经将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绑上了同一辆战车:要么各国比拼财力,进行补贴生产竞争；要么让出农产品市场,由这些国家提供低价格粮食和一整套食物体系。由此,产生对粮食生产国的全面依赖。2006年底以来的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已经清楚表明了这种依赖性。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周立教授历时一年,对美国农业和粮食市场进行了“田间考察”和调研,访问众多基层消费者、农业生产者以及NGO行动者和研究者。经过3个月的写作,他完成了题为《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的报告,对全球粮食产业链进行了相对完整的梳理,并提出中国粮食政策的方向性建议。
笔者就当下全球粮食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农业是最容易被资本抛弃的
笔者:如何看待去年以来的这一轮全球粮价暴涨?已有的分析说,各国粮食储备下降、出口国干旱歉收、乙醇汽油开发、石油涨价,还有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工业用地挤占耕地、生活水平提高导致粮食需求量增大,这些原因共同构成了粮价上涨。请问,您认为这中间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周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缺乏资本青睐,常常成为投入不足的产业,这使得其稳定的供给常常是脆弱的。粮食储备下降、出口国干旱歉收、石油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涨价、工业化城市化占地等因素,在近两年集中释放,影响了粮食的稳定供给,打破了本来应该相对稳定的粮食供求平衡。
而危机的受害者,几乎都是恩格尔系数(食物消费占收入水平比例)较高的平民,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幸的是,贫困人口绝大部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政府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为应对粮价上涨而提供食物补贴。
笔者:您认为忽视农业和农村是一种“全球现象”,这是粮食危机的根源?
周立:相对于工业和服务业,以及各种新兴产业,农业是最容易被资本抛弃的。
原因十分明显:短时期内,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都是相对稳定的,不可能如其他产业一样,有爆炸性增长。农业满足的,又主要是人们的食物需求,在短时期内,人口数量是既定的,对食物的需求量,自然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农业是最不容易扩张的一个部门。因此,在资本面前,农业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这也是发达国家农业高补贴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
同时,这却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出现悲剧性结果的根本原因,他们无力弥补这一市场失灵。一方面,他们的政府或者没有认识到农业的基本规律,或者无力支付高补贴；另一方面,他们在面临本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侵袭时,渐渐丧失粮食供给的自主性。因此,农业无利润、农民流离失所、农村凋敝,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必然现象,更是发展中国家的常见现象。
美国的垃圾桶与赤贫人口的胃
笔者:亚、非、拉一些国家已出现粮荒,并导致社会动荡。为什么粮食危机最早的受害者总是落后国家?这与他们国家的粮食政策有关吗?
周立:实际上,粮食危机表面上常表现为总量问题,而背后的原因却是结构问题。
回顾全球农产品自由贸易之前的时代,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有一个单独的食物生产和经销体系,能够至少保障其居民的基本生存。反而,在绿色革命发生,粮食单产大幅度提高的近几十年,许多居民却常常面临粮荒的生存危机。两相对比,我们不得不考虑农产品自由贸易之害了。
在现代技术要素注入农业后,粮食的总量,早已足够喂养全球人口了。不幸的是,粮食的生产地区和粮食的消费地区,却出现日益严重的脱节。生产地,越来越集中在几个粮食生产大国,而诸多主动或被动加入农产品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则失去了他们本来具有的本地化食品体系。只能仰赖粮食援助,或廉价粮食的供给。
笔者:有一种说法,“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穷人买不起粮食”,这大概也属于“结构问题”吧?
周立:美国是世界粮食出口第一大国,它能够维系一个廉价的粮食生产体系,与美国国内的政治结构、国家利益、居民消费惯性以及巨型公司的“捕获”有关,也是美国国内粮食生产体系、食品消费体系、能源消费体系已经产生路径依赖的必然结果。伴随石油价格的上涨,美国的资本化大机器农业,面临巨大的成本上涨压力。寻求将粮食转化为乙醇,以实现本国粮食生产体系、食物消费体系、能源消费体系的良性互动,是题中应有之义。
逻辑上说,造成国际粮价上涨就是这种结构矛盾的副产品。
2007年我在美国时看到一则报道,美国有1/4的食物,是丢进垃圾桶里的。美国在2006年10月17日,诞生了其第3亿个国民。简单计算,丢掉的食物,相当于近8000万人口的消费量。而当时报道的全球因饥饿濒临死亡威胁的人口,也正好是8000万。不幸的是,这些食物是在美国的垃圾桶里,而不是在这些赤贫人口的胃里。
我们暂时的幸运与我们还不够“进步”有关
笔者:中国也正在经历食品价格上涨的考验。但在小麦、稻米等主要粮食品种上,相比国际价格似乎还相对稳定。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原因?
周立:相对于这些出现悲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粮食生产和消费体系,还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在全球粮价上涨的时候,政府有能力调控粮价,能让其保持稳定,由此,也能保持社会稳定。
可是,中国农业的小部门化、农业产业化、粮食市场化,正在不断地推进之中。此轮全球粮食价格上涨,中国之所以比较幸运,与我们还不够“进步”有关,与农民们普遍还在进行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和消费直接相关。
但是,我们知道,伴随10多年来农业产业化和粮食市场化的推进,农民为城市居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已经消失殆尽。为自己生产粮食的农民群体,也在大幅度地减少。在这一轮的“粮食战争”中,中国可能还能暂时保持中立。而在食物帝国下一轮的粮食洗牌过程中,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乐观。
笔者:许多分析称,粮价上涨将是个长期趋势,您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是否能维持粮价稳定?
周立:粮食价格的长期高企,并不符合粮食主要输出国的长期利益,也不符合食物帝国主导者的长期经济利益。所以,未来三五年内,粮食价格必然还有一个下落的过程,在未来这一轮粮价洗牌过程中,中国、印度等国的小农和独立的食物体系,可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小农经济”真的不堪一击?
笔者:在中国,人们通常把发达国家的“农业资本化、产业化、集约化”,看作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并认为当下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本无法对抗国内外的大型粮食企业,甚至成为被剥夺的对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立:美国大农场模式,是与美国耕地多、劳力少、资本充足、能源价格低廉等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同时,又是在殖民扩张和高额补贴两大基本政治背景下出现的。世界上除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情和政治军事背景类似的国家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美国这样的发展大农场经济,实行产业化农业的条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先例,是靠和平手段(如市场交易)形成大农场模式。也没有一个先例,不依靠对产业化农场高补贴,就能击垮小农家庭农场的。
笃信“农业资本化、产业化、集约化”信条的人,是看到了农产品市场开放条件下,小农家庭农场无力和产业化食物帝国抗衡的表象,但没有看到背后那只“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
笔者:您在美国做过长期的农业调查,美国农民和农业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周立:美国的小农家庭农场,在1930年以来,破产了60%,这是政府只对产业化农场高额补贴的结果,并不是他们的竞争力不如产业化农场。如果我们认真看一下恰亚诺夫、斯科特和黄宗智基于苏联、东南亚和中国的实证资料研究,并亲自到田间地头去问问农民,为什么种粮不赚钱但大多数还坚持种粮,就会体会到小农家庭农场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表面看,小农家庭农场无力对抗产业化粮油企业,背后的事实是,中国政府不如美国政府那么有钱。
如若说中国的小农经济没有竞争力,那是因为把他们一个个形单影只地拉到了和美国财政部同台竞争的擂台上。然而,美国的小农家庭农场破产后,美国政府会为他们买单,做出“金降落”(笔者注:对被收购者的高额补偿费)的制度安排。诸多拉美国家、非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小农家庭农场破产,却无法得到本国政府的财政支援和就业帮助。
中国如何应对“食物帝国”挑战?
笔者:我曾做过中国大豆的调查,发现去年以来中国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源头是国际大豆价格暴涨,而中国的大豆和豆油恰恰对外依赖性很强。您认为在一个由“食物帝国”控制的时代,作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粮食政策和农业政策需把握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周立:中国选择了让部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也就选择了愿意让这部分农产品接受一个单一食品体系的控制。入世以来,中国的大豆,已基本上被食物帝国控制。玉米,可能也在这一过程之中。所以,豆油、豆粕以及饲料价格、生猪等肉禽价格的上涨,自然也就随之而来了。
在食物帝国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形成和拓展其疆域的时候,想要逃脱被其控制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只能局部地、改良性地推出一些替代方案,让意图自救的小范围农业生产者、消费者和局部区域,能以一个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创建,能以一场消费革命的开展,进行一些改良性的努力。使得自己生产的、食用的食物,尽可能是健康的。使得乡村生活和传统文化,还有继续生存的空间。悲观一些说,使得人类利用食物自杀的历程,还可以延缓一些。
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向美国的实践者学习。为应对产业化农业及其食品体系负面效果的挑战,美国中北部的中小家庭农场、城市消费者以及地方政府,已经摸索了一整套替代体系,这一套体系,以消费文化革命为精神内涵,以一个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创建为实际行动,意图实现三个替代:以消费天然食品替代消费人工(产业化)食品；以公平贸易方式替代自由贸易方式；以本地化食物体系替代全球化食物体系。
笔者: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学界都存在一种颇流行又很有影响力的意见,即在一个粮食供应充足的世界市场上,中国无需维持高成本的粮食自给自足,因为只要可以,就能从国际市场上买到足够多的粮食。您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能否对这种流行理论做出中肯的评价?
周立:正是由于资本通常不愿意进入农业,才造成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会将农业真正定位为产业化,农村定位为市场经济。提供居民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是任何时期、任何政权的首要之事。农业高度产业化的美国背后是政府高额补贴,农业上并无多少优势的日本和欧盟,更加以高补贴来保障本地区的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也将农业定位为产业化,却从未放弃过对粮食储备、粮食价格、食品质量的控制。“无农不稳”,是各届政府、各地政府的基本认识。各种类型的“米袋子”、“菜篮子”、“吃饺子”工程,总是不断在各地成为政治表达。
我想,只要愿意做实事求是的研究,农业实践者就会给出合适的答案。如果连最普通的农民都知道即便不赚钱,甚至赔钱都要种粮,以保障自己家庭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话,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也应该知道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专题撰文王磊
链接“食物帝国”推动的粮食政治
在美国食物结构巨大变迁的背后,站着为数不多的食物巨人———食品集团。这些大型食品集团,控制了从种子培育、种植、收购、加工和销售整个“食物环节”。它们不断地游说政府,对消费者洗脑,对农业生产者施压,去推动食物的商品化,并从每个消费者的嘴里,聚敛着巨额财富。
在大型食品公司控制下,不仅农业生产者别无选择,消费者在消费品种、消费价格和数量上,也别无选择。只是消费者的钱包由于被食品公司视为“上帝”,所以,公司对待消费者,比对待农业生产者,要客气许多。粗暴的直接命令方式,被一系列的广告宣传、健康咨询、品位塑造等洗脑方式取而代之。
比如,孟山都一家公司,竟能控制世界主要谷物和蔬菜种子23%～41%的市场份额,销售额2004年达28亿元。实际上,若再计入杜邦(Dupont)公司,两家公司控制世界多种种子份额就达到一半以上。对种子和农产品收购、加工的垄断,使得他们的行为无异于系统的生物灭绝。当一种又一种的农作物种子,被他们收入博物馆,而市场上仅有几种他们推广的,不具有留种能力的人工种子时,不仅是农作物多样性丧失、居民餐桌和营养结构多样性的丧失,更是人类从食物上脱离自然,从而使得各个国家、民族、人民以及文化等,都进一步被食物王国掌控。
“食物帝国”推动了粮食政治。我们看几则粮食援助和禁运的实例,去理解粮食政治的一部分———粮食援助这个比石油贸易更为强大的政治武器:
1945年,南斯拉夫在铁托总统的领导下进行改革,试图摆脱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控制。这时,美国伸出了“友谊”之手,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粮食援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等西方盟国随即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妄图将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对中国的禁运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期。
1965～1967年间,美国总统约翰逊曾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从而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其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
1970年,当“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后,美国对智利的粮食援助立即停止了。阿连德领导下的大众联合政府,却是致力于农业改革和公平分配的。在阿连德下台后,美国的粮食援助很快又恢复了。粮食援助是尼克松政府反对阿连德所采取的秘密战略的组成部分。
1973年,美国由于国内食品价格史无前例地上涨,对大豆、棉籽及其制品实行禁运。日本97%的大豆依靠进口,其中92%来自美国,因此而受害最大。
1980～1981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其实行谷物禁运。但当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进行改革时,西方议员阿德·梅尔科特立即指出:苏联需要多少粮食就提供多少粮食。之后是苏联解体。
最近一次明显的以粮食作为武器来干预他国内政的事件,要算是美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政策了。1994年以来,朝鲜连续几年歉收,国内粮食供应严重短缺。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对朝鲜提供粮食援助,但条件是,朝鲜必须放弃核计划,并在缓和朝鲜半岛局势方面与西方合作。
粮食援助的另一侧面,则不仅仅限于这样的短期事件,而是打击、改变进而控制受援国的农业生产体系,让这些国家形成对美国等援助国的经济依赖与政治依赖。这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沦为美国附属国的奥秘。
所谓“没有扭曲的、充分竞争的、跨国界的、完备的市场体系”,仅仅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幻想,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粮食贸易或援助时常作为大国政治外交的手段,用以干预别国内政。曾是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在一次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那样他们就不愿和我们捣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就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政治家所关心的国家利益,与食物集团关心的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就促成了危及全球每个地方农业与食品体系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浪潮。
主要农业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自由贸易框架下,已经将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绑上了同一辆战车:要么各国比拼财力,进行补贴生产竞争；要么让出农产品市场,由这些国家提供低价格粮食和一整套食物体系。由此,产生对粮食生产国的全面依赖。2006年底以来的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已经清楚表明了这种依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