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解读
6月14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涵盖了总共51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统技术类别中，花茶、绿茶、红茶、乌龙茶、普洱茶、黑茶制作工艺赫然在列，连同首批名录中公布的武夷茶工艺一共占据了七席。由此，中国主要茶类制作工艺得以从文化遗产
6月14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涵盖了总共51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统技术”类别中，花茶、绿茶、红茶、乌龙茶、普洱茶、黑茶制作工艺赫然在列，连同首批名录中公布的武夷茶工艺一共占据了七席。由此，中国主要茶类制作工艺得以从文化遗产的高度被重视和保护，可谓业界福祉。
中国茶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非遗”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
茶是其中的代表。大量科考结果证明了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是世界茶树之源，巴达大黑山1700年树龄的野生型古茶树和南糯山800年树龄的栽培型古茶树，已成为辨证茶叶源流的“活化石”。国人植茶、制茶、饮茶历史上千年，茶叶在历史上长期作为连接中国与东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贸易产品和文化纽带。可以说，茶不仅彰显着特定历史、区域或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结晶，甚至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因此，承认茶在中华民族文化史的重要地位，保护中国茶传统制作工艺，意义非凡。
值得注意的是，非物质文化与对应的物质文化关系紧密，不可割裂，需要有着科学的认识和说明。以“大益茶制作技艺”为例，众所周知，勐海茶厂及大益茶多年来立于普洱茶技术的制高点，所谓“拼配之王”、“勐海味”的种种说法代表着业内及消费者对此的高度认可。大益也充分运用此优势，创造出以7542、7572为代表的众多经典产品。上述两种作为多年来市场上“评判普洱茶生茶和熟茶的标准产品”，已成为普洱茶物质文化的代表；而其背后独特的拼配方案、制作流程与经验技巧、工艺控制等综合于一处的链接，才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同样绿茶代表之一的“西湖龙井”，以其条形优美，香气和口感独特享誉中外，在此作为物质文化代表的龙井茶和非物质文化代表的传统制作手段，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大体上，两者作用方式通常是非物质文化催生物质文化，而物质文化中包含非物质文化。
具体到茶，其物质层面的重要因素也包括基于特定地域的独特原料。如大益立足勐海，并广泛占有这一最重要普洱茶产区的优质原料；龙井同样离不开西湖产区不可复制的宝贵原料资源。认识到这些，有利于我们更全面系统地理解并思考中国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尊重传统，但切莫误读
有关专家曾这样表述：“纯粹的‘原生态’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文化事项内在的、不变的特质……这也正是遗产保护工作中最需要瞩目的地方。”
推及中国制茶工艺的保护话题，我们也应避免这样的误读：“唯有最传统与原始的工艺，才是可贵并值得保护的”。这并非文化遗产的标准定义。
拥有“大益”品牌的勐海茶厂建于1940年，当时即以机械化生产的专业茶厂成为中国现代茶业开始的标志事件。其创始人范和钧与张石诚分别出自巴黎大学和清华大学。包括几乎同期在勐海建立，后归并到勐海茶厂的南糯山茶厂同样也是普洱茶机器制作的开拓者。对于当时作坊加商号式的产销方式来说，无疑是重大颠覆。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发现，恰恰是高起点、现代化和专业性，成就了大益的技术领先优势，并代表了产业发展方向。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真正将大益推到行业技术制高点的，是人工后发酵陈化技术的研创和最早成功应用。这一巨大技术变革开创了普洱熟茶的全新市场，时间则不过是上世纪70年代。
即便今天的大益，依然保持着研发创造的机制与活力。据了解，勐海茶厂中茶学大中专生200余人，专业技术人员140余人，年开发新产品不下10余种。这也证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多数物质遗产不同，它在与时俱进、与人俱进的过程中呈现出活力。而保护工作也应是积极而目标宏远的，“不但要使其存留在当代，还要在现实社会中发展”。
因此，对于被列入“非遗”的各类制茶工艺，我们保护的是一代代制茶人对制茶的理解、经验、技巧的综合积淀，以及在此过程中不断推陈出新、技术变革的现实成果；保护的是作为一类传统文化由过去到未来生生不息的活水源头。认识及此，我们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千百年前唐风宋韵的制茶工艺不会进入今天的名单，它们既不足代表有益的前景，甚至已完全脱离了今天人们的生活内容。
“非遗名单”中的遗憾
在这份名单之中，除“张一元茉莉花茶制作技艺”、“大益茶制作技艺”分别作为花茶和普洱茶制作技艺的“非遗”项目被纳入外，其他依然是地方名优茶登台亮相。与此对照的是排序紧靠茶叶的白酒，“五粮液”、“水井坊”、“剑南春”、“沱牌曲酒”……清一色的龙头企业与拳头产品品牌命名。这一情况，多少又折射出此前人们屡屡谈及的中国茶行业“有品无牌”的尴尬现状。
“张一元”和“大益”的脱颖而出实至名归。如“大益茶”作为唯一以生产企业与产品品牌直接命名进入茶类名录，客观反映了勐海茶厂的技术标杆地位。同时，大益近年来加快品牌经营的步伐也为保护自身工艺的文化价值发挥了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大益茶成了普洱茶的代名词，以致很多人都会忽略著名的“滇红”的创制与勐海茶厂密不可分，而名优绿茶“南糯白毫”同样源自这里。
如果说“张一元”和“大益”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那些以区域名优茶入选的案例在积极意义之外，难免略有隐忧。主要是仅以地域界定，对于这一最终呈现为物质产品的内在文化传承保护而言，很可能出现传承方众多，传承度不明，传承作品参差的情况。一言蔽之，标准不够统一明确，或许将影响最终保护工作的效率；而对保护对象确认和界定越精准，越利于后续的研究、传承、宣扬与振兴。
无论如何，本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为中国茶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我们有理由期待开花结果的明天，并为之付出自己的努力。
中国茶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非遗”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
茶是其中的代表。大量科考结果证明了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是世界茶树之源，巴达大黑山1700年树龄的野生型古茶树和南糯山800年树龄的栽培型古茶树，已成为辨证茶叶源流的“活化石”。国人植茶、制茶、饮茶历史上千年，茶叶在历史上长期作为连接中国与东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贸易产品和文化纽带。可以说，茶不仅彰显着特定历史、区域或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结晶，甚至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因此，承认茶在中华民族文化史的重要地位，保护中国茶传统制作工艺，意义非凡。
值得注意的是，非物质文化与对应的物质文化关系紧密，不可割裂，需要有着科学的认识和说明。以“大益茶制作技艺”为例，众所周知，勐海茶厂及大益茶多年来立于普洱茶技术的制高点，所谓“拼配之王”、“勐海味”的种种说法代表着业内及消费者对此的高度认可。大益也充分运用此优势，创造出以7542、7572为代表的众多经典产品。上述两种作为多年来市场上“评判普洱茶生茶和熟茶的标准产品”，已成为普洱茶物质文化的代表；而其背后独特的拼配方案、制作流程与经验技巧、工艺控制等综合于一处的链接，才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同样绿茶代表之一的“西湖龙井”，以其条形优美，香气和口感独特享誉中外，在此作为物质文化代表的龙井茶和非物质文化代表的传统制作手段，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大体上，两者作用方式通常是非物质文化催生物质文化，而物质文化中包含非物质文化。
具体到茶，其物质层面的重要因素也包括基于特定地域的独特原料。如大益立足勐海，并广泛占有这一最重要普洱茶产区的优质原料；龙井同样离不开西湖产区不可复制的宝贵原料资源。认识到这些，有利于我们更全面系统地理解并思考中国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尊重传统，但切莫误读
有关专家曾这样表述：“纯粹的‘原生态’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文化事项内在的、不变的特质……这也正是遗产保护工作中最需要瞩目的地方。”
推及中国制茶工艺的保护话题，我们也应避免这样的误读：“唯有最传统与原始的工艺，才是可贵并值得保护的”。这并非文化遗产的标准定义。
拥有“大益”品牌的勐海茶厂建于1940年，当时即以机械化生产的专业茶厂成为中国现代茶业开始的标志事件。其创始人范和钧与张石诚分别出自巴黎大学和清华大学。包括几乎同期在勐海建立，后归并到勐海茶厂的南糯山茶厂同样也是普洱茶机器制作的开拓者。对于当时作坊加商号式的产销方式来说，无疑是重大颠覆。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发现，恰恰是高起点、现代化和专业性，成就了大益的技术领先优势，并代表了产业发展方向。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真正将大益推到行业技术制高点的，是人工后发酵陈化技术的研创和最早成功应用。这一巨大技术变革开创了普洱熟茶的全新市场，时间则不过是上世纪70年代。
即便今天的大益，依然保持着研发创造的机制与活力。据了解，勐海茶厂中茶学大中专生200余人，专业技术人员140余人，年开发新产品不下10余种。这也证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多数物质遗产不同，它在与时俱进、与人俱进的过程中呈现出活力。而保护工作也应是积极而目标宏远的，“不但要使其存留在当代，还要在现实社会中发展”。
因此，对于被列入“非遗”的各类制茶工艺，我们保护的是一代代制茶人对制茶的理解、经验、技巧的综合积淀，以及在此过程中不断推陈出新、技术变革的现实成果；保护的是作为一类传统文化由过去到未来生生不息的活水源头。认识及此，我们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千百年前唐风宋韵的制茶工艺不会进入今天的名单，它们既不足代表有益的前景，甚至已完全脱离了今天人们的生活内容。
“非遗名单”中的遗憾
在这份名单之中，除“张一元茉莉花茶制作技艺”、“大益茶制作技艺”分别作为花茶和普洱茶制作技艺的“非遗”项目被纳入外，其他依然是地方名优茶登台亮相。与此对照的是排序紧靠茶叶的白酒，“五粮液”、“水井坊”、“剑南春”、“沱牌曲酒”……清一色的龙头企业与拳头产品品牌命名。这一情况，多少又折射出此前人们屡屡谈及的中国茶行业“有品无牌”的尴尬现状。
“张一元”和“大益”的脱颖而出实至名归。如“大益茶”作为唯一以生产企业与产品品牌直接命名进入茶类名录，客观反映了勐海茶厂的技术标杆地位。同时，大益近年来加快品牌经营的步伐也为保护自身工艺的文化价值发挥了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大益茶成了普洱茶的代名词，以致很多人都会忽略著名的“滇红”的创制与勐海茶厂密不可分，而名优绿茶“南糯白毫”同样源自这里。
如果说“张一元”和“大益”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那些以区域名优茶入选的案例在积极意义之外，难免略有隐忧。主要是仅以地域界定，对于这一最终呈现为物质产品的内在文化传承保护而言，很可能出现传承方众多，传承度不明，传承作品参差的情况。一言蔽之，标准不够统一明确，或许将影响最终保护工作的效率；而对保护对象确认和界定越精准，越利于后续的研究、传承、宣扬与振兴。
无论如何，本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为中国茶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我们有理由期待开花结果的明天，并为之付出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