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向宏：怎样才能避免奶农宰杀奶牛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今年中国乳业遇到了较大困难，导致鲜奶收购价下跌。进而导致奶农入不敷出，部分地区有奶农忍痛宰杀奶牛。这个连锁反应，可以作为一个范本，说明我们目前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存在哪些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搞市场经济毕竟经验稚嫩，难免错漏，常常是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不该市场化的却市场化了。首先，大家都知道，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养什么不养什么，这些本来应当交给市场决定的事情，有关部门往往喜欢越俎代庖，为民作主。若干年前，有关部门做了一些研究，认为中国奶牛养殖业发展太慢，而且“小、散、低”，“迫切需要向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转变”，大力推广如奶牛养殖小区等措施，以各种优惠措施鼓励养殖户“做大做强”。甚至在2008年，全行业因为个别奶粉质量问题遭到很大冲击之后，有关部门推出的《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依旧提出要“到2011年10月底前”，力争“100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奶牛比重达到30%左右”。

　　然而在世界上奶业最为发达的美国，奶牛养殖却是以“小、散”为主的。美国99%的养殖场是家庭农庄，而这些家庭农庄中，77%的不到100头奶牛。当然，我国提的“100头以上达到30%左右”的目标，是以奶牛头数为基数，不是以养殖户数量为基数。即便如此，美国的情形至少说明，“规模化”并不一定是奶牛养殖业发展的必然方向，而以“100头”为划界标准就更没有什么实践依据了。

　　从1991年到2000年9年间，我国奶牛存栏数增长了大约2/3，平均年增长率不过5.7%；但是从2000年到2006年的6年间，猛增了2.79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9%.同期原奶生产量猛增了3.6倍。我国也从一个奶业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三产奶大国。本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如今在奶产量上却超出了几千年以来都以奶制品为主要食品消费的诸多西方国家，这样迅猛的扩张速度，如果不是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激励，很难想象它会自然发生。

　　中国人的食谱决定了，我们消费的主要是初级奶产品，包括鲜奶、奶粉、酸奶、奶油和冰淇淋等。而西方人用于佐餐、烹饪的黄油、奶酪等深加工奶制品，中国人几乎不消费。问题在于，后者恰恰是奶制品消费的大头。例如在美国，上述初级奶制品消费，仅占用原奶总产量的23%；而黄油和奶酪两项就占用58%.换言之，除非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全盘西化，否则，中国作为世界奶业生产大国，其消费能力却是有限的。这种情况下，在生产一端的短期快速扩张，当然会造成积压。

　　现在，人们倾向于把奶业危机都归咎到去年的毒奶粉事件上。但是深想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大规模在原奶中掺假的现象？少数人这么干，可以说是坏了良心；如果干的人多，就要考虑到其它因素。我以为，根子正是因为生产能力过剩，导致原奶收购价格偏低，促发了各种掺假行为的蔓延。而目前这一轮奶业企业的库存积压，也不能完全看成是去年毒奶粉事件造成的短期需求下滑，也要认真考虑过去几年是否存在生产能力过度扩张。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过去几年大力发展奶业是错误的。一种生产能力的积累，来之不易。既然发展起来了，就是一笔财富，不能轻易说退回去。何况长期看，中国人的奶制品消费需求还会继续增长，足以消化掉目前这点积压的生产能力。但是，在生产能力快速扩张之后，要呵护、维持住这一生产能力，政府就需要有所作为。

　　这就牵涉到我开头说的，我们常常犯的第二个疏漏了：把不该市场化的东西市场化。也就是说，到了原奶采购环节，这个最应该政府来干预、来采取各种保护措施的环节，有关部门却在相当长时期里缺位了。你把奶农生产一端的积极性刺激起来了，在需求一段反而放任他们自生自灭，这岂不是像是恋爱谈了一半把别人甩了吗？

　　即使大国中最为倾向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也对原奶收购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国家最低采购价格。这就是所谓“国家原奶销售牌价（Federalmilkmarketingorders）”。这个保护价格，是联邦政府有关机构，依据几种主要奶制品的市场批发价格，反推回去得出来的，再根据不同地区的划分加以调整。实际的收购价格，只能高于这个牌价，不能更低。今天，美国市场上大约2/3到3/4的原奶，是在这个国家牌价体系下采购的；另外的则是在一些州自己的地方政府牌价体系下（通常高于国家牌价）销售的。

　　国家规定采购价格有多种好处，其中之一，就是直接保护了奶农尤其是散户的利益。由于国家采购牌价是依据中长期市场价格来调整的，它也能熨平价格波动。像中国这次，奶业遭遇突发危机而出现短期过剩时，如果有一个国家牌价体系，就能很好避免今天奶农纷纷杀牛、明年又会奶源不足的现象了。当然，我了解到目前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已经推出类似的价格保护措施，中央政府也有拨专款支持原奶采购。但它们都还只是临时的应急做法。需要像美国那样制度化，甚至成为一项法律，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作者系国际商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