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后危机时代国企科技创新使命

　　随着亚洲的崛起、全球的变局和欧美亚三足鼎立的形成，后危机时代的科技创新角逐大幕开启。

　　创新是对旧有一切所进行的替代和覆盖。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概论》中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到20世纪60年代，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了“起飞”六阶段理论，把“技术创新”提高到“创新”的主导地位。

　　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实施这个战略的过程中，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应该担当什么使命？又应该如何完成使命？我们必须对此作出清晰而准确的回答。

　　国际金融危机给科技创新带来了新的必要和可能，也给国企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是对过去经济结构和发展路径的一次深刻否定。面对这场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底提出，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这表明美国开始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吹响了回归实体经济的号角。

　　回归实体经济需要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撑，其核心就是科技创新的强化。国际金融危机以这种倒逼的方式，将科技创新推上经济发展火车头的位置上，并强有力地再次证明：与新一轮经济危机相生相伴的，往往是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此前，历史多次证明，每一次危机过后，都会产生资本的大范围重组和新发明、新技术、新设备的大规模应用。

　　美国提出，要将研发投入提高到占GDP比重3%的历史最高水平，力图在新能源、基础科学、干细胞研究和航天等领域取得突破，主攻方向包括节能环保、智慧地球等；欧盟宣布，到2013年以前，将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保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计划从高新科技特别是生物制药等方面入手，加强产业竞争优势；日本提出，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俄罗斯则提出，要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

　　不难发现，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将加大高技术研发投入，把科技创新投入作为最重要的战略投资，把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作为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突破口，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另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能源问题、水资源保护、传染病防治等全球性问题的迫切性不断加剧，促使世界高技术研发重点集中于气候变化、能源、生命与健康、环保、信息、纳米技术等领域，这些领域的合作与创新、竞争与抢夺将日趋深化。随着这些领域关键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新一轮的产业振兴和转移、国际分工和合作将应运而生。

　　在这场变革中，谁能抓住机遇，谁就能引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谁能抢占竞争制高点，谁就能把握引领未来的战略主动权。这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