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粮食经济思想
2007-05-14 18:18
行业分析
诗经》本称诗，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后儒家列为经典之一，故称《诗经》。至汉，传授《诗经》的有鲁、齐、韩、毛四家，其中《毛诗》盛行，历代流传的《诗经》即为《毛诗》。毛泽东说：“作为观念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1)《诗经》成书于春秋时代，其内容反映的时代大概是周初至春秋中期，记述了2500年前约500年间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涉及地区为今天的陕、晋、豫、鄂等地。表现形式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揭露当时统治者的黑暗和混乱；“雅”和“颂”则提供关于西周的兴起、经济制度、生产和生活状况的资料。其中有关农业(粮食)经济思想的内容极其丰富。
一、对先民开疆创业、发展农业生产的赞颂
周人是注重农业生产的原始民族。周的始祖弃，在儿时“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墙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帝舜曰：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手稷，别姓姬氏。”从始弃作为中国第一个农艺师而彪榜史册。这不仅说明周族的先民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的农艺水平，而且说明周人所开辟的原始农业繁荣地区，在尧舜时代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诗经》中有“乃遘于京”、“于京斯依”、“于豳斯馆，涉谓为乱。”(《诗经》，以下引文未注明的均引自《诗经》)周族最初发祥地在今山西一带，因周人旧居在汾河下游“京”的地方，即今陕西周原遗址附近的“京当”，这里的“京”是周族多次迁徙而带来的地名层次化的结果。
在这里，周弃“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具有特色的原始农业繁荣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周族精心经营农业的传统。《诗经》盛赞了弃时农业成就为“迄于今”，即歌颂弃把经营农业的风尚传给后代。对此，“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燕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这就是说：“想起君主带来食粮，功德伟大胜过苍天。爱戴百姓无人比及，人人受过他的恩赏。留给我们大麦耕种，天命允用供为养育。从来不分农政疆界，遍布全国大力推广。”这里把后稷推广农业技术的功劳看成功德可与上苍媲美，充分表达了后稷在周族后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并继承了精心务农的优良传统。因而决定了周氏部族在以农业为主导作用的古代必将勃勃兴起，可能成为叱咤风云的部族。周初人们要求统治者忠于天职的思想十分突出。如说：“显显令德，宜民宜人……不懈于位，民之攸壁”、“维此文王，小心翼翼，……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克明克类，克长克君”、“兢兢业业”，“夙夜匪懈”。《周书．无逸》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人们以文王为楷模，塑造了完美的人君形象，提出了人君所应有的行为规范，为后代君道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周弃后人坚定一个信念：只要专门务农就有饭吃，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到公刘时周人决心发展农业，并取得了可喜成绩，其势力范围已从陕北扩大到了泾渭流域，形成以周族为核心的强大四方国联盟。《诗经》记述：“瞻彼溥原，乃陟南岗，既景乃岗，相其阴泉”、“度其隰原，彻田为粮”等，说明至公刘时，“在新居的土地上，公刘不敢安于享乐，急急忙忙划分疆界治理田地，他登上南山岗，眺望宽广的平原，看了平原又上山，山南地北堪察忙，查明水源和流向，测量地势高与低，开垦田亩为种粮”。这里实质上就是记述了人们根据田间的地理位置和墒情种植谷物的经验。正是如此，后人称颂公刘“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场乃疆，乃积乃粮”、”“食之饮之，君之崇之”、“其军三单……豳居允荒”。意思就是说：“厚道忠诚好公刘，不恋好居不贪安。划好田界治地地，晒好粮食囤好仓。饭饱酒醉皆大欢，共推公刘当君主。军队三班轮流干……豳地确实大又宽。”特别强调有了军队，占据了广阔的地域，“周邑之兴自此始”。
当公刘及其后人，在戎狄之间并辟陕北高原之时，戎狄的兴起，周族不放心，于是公禀父带领部属离开陕北高原，于是出现了“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迁徙，重建周族家田的农耕生活。“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有夷之行，子孙保之。”意思就是说：“天生岐山真雄伟，大王(即古禀父，武王时尊为大王)手下更宽广。万民在此种阳春，文王在此安国邦。归周人心喜洋洋，岐山大道真平坦，子孙保卫守边疆。”从此说明，公刘开发的陕北高原虽被戎狄占领，但得到的结果却是“豳人举田扶老携幼，尽复归古公于岐下”。说明农耕生活已经在陕北深入人心，为开发周原增添了生力军，也为周族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周原位于今陕西扶风、岐山、武功等县境，是关中平原西部肥美的黄土地带，东依横水河，西傍淠河，北枕岍山余脉，南临渭水，东西长约70多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周原膴膴”是指周原肥沃广大，是周人建功立业得天独厚的地方。因此周人在这里“遵后稷、公刘事业”，“作屏之屏……启之启之……攘之剔之”并“乃疆乃理．乃宜乃富”。即在这里砍杂树辟农场，精心修剪枝叶，开道路辟土地，剔坏树留好树，并将土地定田界，翻地松土成行，开辟荒野，悉心经营，掀起一场大生产运动。
周为农耕部落，发展在河渭之间的灌溉地区，坐西朝东，向前扩张，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由现在的陕西出河洛，达夷门(今河南开封)，以经营黄河下游地区，即武王伐纣、周公东征的路线；二是由陕西出武关(今陕西商南西南)，直进江汉，以经营南阳、南郡(今湖北江陵)迤带以及下游的江淮流域，即《诗经》说的文王“道被南国”的路线。西周季年，周宣王即位后的次年(公元前826年)曾命召虎平淮夷。当时进军的路线是：由现在的陕西循汉水南入扬子江，顺流而下，走个半环形的迂回水路。然后登陆至淮，出戎车，建旌旗，遂平定淮夷。故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的颂歌之词。同年宣王亲征徐方，所谓“徐方既同，天子立功”。周宣王东征淮徐进军的基本路线，还是遵循其先代向东南开拓的方向和路线。
周代统治者为开拓疆土，加强统治，在政治上极力倡导德治，主张对被征服者采取施恩宽厚的政策，给予一些好处，以便争取民心，稳定政局，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这就是《诗经》中的所谓“德以柔中国，刑威四夷”。用怀柔的手段，对被征服者进行统治。周初统治者所奉行的国策，就是怀柔宽惠，不断宣扬“申百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方”、“仲山甫之德，柔喜维则”，即“申百品行道德高，温和谦虚诚实好，安邦治国是大材，美誉远扬响四方”、“品德高尚仲山甫，温和善良原则强”。德治使臣民感恩戴德，趋利避害，不生叛逆心理，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有利于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疆土。因为实行宽惠的政治经济政策，对于缓和矛盾、稳定民心及保护生产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政治上实现了“殷士肤敏”、“侯服于周”、“自东向西，自南向北，无思不服”。即是说被征服的“殷人后代美敏，殷商称臣服周”、“四方诸侯往京行，东西南北齐集成，谁敢不服周朝”。而在生产上是“厌厌其苗，绵绵其鹿。载获济济，有实有积，万亿及秭”、“黍稷茂上，获至拄拄，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即是说：“禾苗茂盛青绿一色，连绵不断穗实整齐。开始收获劳动硕果，粮食满仓如山堆积；千担万斛上亿谷子。庄稼已经长得茂密，收获季节镰刀霍霍，收的粮食山一样多。粮垛堆起好比城墙，好似梳篦密密罗列。大小粮仓全都启用，成百粮仓均已满溢。”从而出现了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景象，史称“兴下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这种政治上的成康盛世，正是反映新兴封建领主阶级的德治思想在政治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诗经》说周族先人在经营周原时“乃立冢土”，“冢土”即大社。那时已有村社组织，在村社内存在着家长制的家族血缘联系。周灭商后，在周族原有的村社组织和氏族宗法特点是封建贵族领主制的政治经济结构。它的主要特点是：政治上的分封制；经济上的并田制；农业和工商食官制；思想文化的官府之学和德治思想。
二、对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的描述
研究社会经济生活，应首先分析其生产力发展程度及其生产关系的状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诗经》中的大量篇幅表述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状况。
(一)金属工具的应用。在西周社会里，青铜器的应用较为广泛。考古发现，除用耜进行耕种外，《诗经》中谈到“耜”时，均加上一个形容词，诸如“以我覃耜”(“覃”，通“剡”，锐利之意)、“有略其耜”、“稷稷良耜”等，说明此时的“耜”是金属制成的工具。还有铲(钱)、锄(缚)、镰(铚)和收刈用的青铜刀等，即“其铸斯赵，以薅茶蓼”、“命我众人，痔乃钱镈，奄观铚艾”。“镈”是金属制成的短柄锄头，“钱”是金属制成的铲子，“铚”是一种用来刈麦的短镰刀。这些农具有铜制的，也有铁制的。在周平王初年，即西周和东周之交时的《诗经》中就有“驷铁孔阜”的描述，“驷铁”是指色如铁的马。说明当时已有铁的生产了。其实在此之前的《大雅•公刘》有“取砺取锻，止居乃理”的内容，已提供周初使用铁器的证据。
(二)耕作制度与方法。夏、商、周时期的耕作制度与方法，仍未摆脱自刀耕以来的火耕技术。先秦古籍的“田”，即茁田、新田、畲田。这在《诗经》中有两处体现：一是“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有何求?如何新畲”。意思就是说：“尤其是农官要守职，备耕应筹莫误春。你们还有何要求?新田如何再开垦。”二是“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茁亩”。意思就是说：“采摘苦菜满山寻，新田苔菜真不少，初耕田里也生长。”《礼记•坛记》释：“田一岁曰菑，二岁曰畲，三岁曰新田。”《周礼．大司徒》释：“畲”为“不易之地，岁岁种。”“新”是“一易之地”，三年之中种两年，休耕一年。“菑”是“再易之地”，三年之中种一年，休耕两年。显然，这实质上就是已耕地和撂荒地之间定期轮休的耕作制度。当时的井田，“一易”、“二易”的轮休制已经推广，耕田主要靠人群密集型的劳动，在大田种的第一年的土地称为“茁”；第二年耕种的土地称为“畲”：第三年耕种的土地称“新”。这就是说，“菑”、“畲”、“新”是指耕种年数不同的田地，第三年耕种后地力衰竭，就抛荒休耕，以恢复地力，称为“一易”。数年之后，再次耕种。
西周至春秋时期最著名的耕作方法是“耦耕”，即两人合力操作耕种的技术。《诗经》中亦有所述：“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其耕泽泽，千耦其耘。”从这里可看出，那时的农业(粮食)生产已有相当规模了。
诚然，西周时代有火耕方式的存在，但决不同刀耕农业时期的火耕，而主要是在熟荒地上的火耕，即是在抛荒地上重新种植谷物时，在“茁”田上，“燎之方扬”；在“新”田中，“以火烧田”；在休耕“畲”田上，“耕田反草”。《周礼•夏官》记载：“司爟掌行火之……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诗经》中亦有“瑟彼柞栻，民所燎矣”，正相吻合。还有“瞻彼阪田”之句，“阪田”可谓最早关于梯田描述的记录。
(三)科学技术的应用。西周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尽管农业生产工具仍以木、石器为主，但科学技术已出现和应用，具体体现在新增加了许多工具，诸如锸、铲、攫等掘土工具；镰、锤等收刈工具；钱、镈等除草工具，以及碎土工具耨也出现了。
《诗经》记载：“或耘或籽，黍稷薿薿。”“耘”是除草，“籽”是培土，加上整地中耕等，农业生产的全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具备了。现将一些操作例举如下：
选种育种——早在3000年前，中国已有“嘉种”的概念，2000年前有选种和留种技术的记载。《大雅．生民》说：“诞降嘉种，维柜维枉。”在《诗经》中提到农作物种类有禾、谷、粱、麦、来、稻、棕、牟、糜、芑、菽、麻、苴等。其中禾和谷即粟，禾指粟的植株，又常作禾谷类的总称；谷指粟的籽实，也常作谷类的总名使用；粱是优粟的专称；麦和来都是指小麦；牟是大麦；徐是糯稻；柜是黑色籽粒的粟；枉是指一稃内结实两粒的黑黍；糜是苗色红的谷子；芑是白色的禾苗等，都是古代“良种”的概念。菽是大豆，世界上公认大豆是中国培育出来的，最早在何时?《诗经》时代就有“中原有菽，庶民采之”、“爇之茬菽”、“荏菽旆旆”。麻是纤维用的大麻，苴是食用大麻。在粮食作物中，黍、稷在《诗经》中出现次数最多，“弗厥丰草，种之黄茂”。《毛传》：“黄，嘉谷也。”孔颖达说：“谷之黄色也，唯黍、稷耳。黍、稷、谷之善者，故云：黄，嘉谷也。以黍、稷为民食之主，故举以为言。”可见，黍、稷不仅是作为黄河流域先民的主要口粮，而在西周时代仍为主要栽培的粮食作物。
随着人们对农作物品种的重视程度和选育的认识，在西周时代已选育出根据不同需要的粮食品种。这就是所谓“大田多稼，既种既戒”。对于精选种子的结果是：“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庞庆其苗，绵绵其庶。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这段话的大意是：种子有很高的发芽率，苗全旰壮，苗壮丰收。这样禾苗生长便会出现“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播厥百谷，既庭且硕”，即“善”、“有”、“硕”的质优、量多、茎直、穗大、粒多的品种，为来年选取更优良的种子奠定了基础。这样就能进一步做到“择其种”的结果，便能培养出适应不同种植需要的优良品种。《诗经》提到“黍稷重穋，稚菽植麦”，这里所说的“重”、“植”、“穆”、“稚”，分别是指迟熟、早熟、早播、晚播的品种。与此相联系的是播种时间，西周时代注意春播和秋种。《嘲风•月》说“七月享莘及菽”，就是春播大豆。说明此时大豆还没有纳入轮作周期，是被用来单独种植的。还说“十月获稻”、“七月食瓜”、“九月叔苴”、“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这是中国关于场圃的最早记载。同时，说明当时的收获季节在秋季。一般的规律是春播秋收，因此，春播就是主要的播种方式。《周颂•载芟》也说：“有略其耜，傲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指的也是春耕春播。为什么要春播呢?那是因为“维莫之春，亦有何求?如何新畲?于皇耒牟，将受厥明”。这里所说韵是暮春季节的籽粒饱满的大麦。
排灌技术——为了农田灌溉之需要，西周已在井田周围，修筑起沟、洫、渠等水利设施。《诗经》中有“彪池北流，浸彼稻田”、“遒疆逎理，遒宣逎亩”的疏导沟洫，以耕种农田的方法，说明周人已掌握利用人工灌溉技术。但并不排除依靠天然雨水，所谓“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求甘雨，以介我稷黍”，其意是“弹琴鼓瑟又把鼓击，还要恭敬迎祭田神，祈求保佑降下甘雨，滋润稷黍获得丰收”。这就是反映当时人们向大自然祈求降雨，祈望老天恩惠的情景。
防治害虫——通过农事操作的各个环节，如深耕、除草、灌水、轮种换茬以及天然的温度变化等，用于防治害虫的方法，是古代防治虫害的主要措施；(诗经》是中国最早提到大田害虫的书，在此300多篇中载有害虫26种。《小雅•大田)有“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的记咏。《毛传)的解释是：“食心曰螟，食叶日腾，食根曰蟊，食节曰贼。”可见，这四种害虫不是单一害虫的名称，而是为害情况类似的一批害虫子的概称。其中螟、螣为害最大。螟有稻螟虫和玉米螟虫。如何消灭害虫呢?答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炎火”的含义很广泛，这里指用火诱杀或焚烧蝗虫等趋光性害虫。关于治蝗的专门方法，在《诗经》中提出：“秉彼蟊贼，以付炎火”，即“焚(烧)瘗(埋)之法”。同时，对生物之间相互制约的现象，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亦有初步的认识，《诗经》记载“螟蛉有子，螺蠃负之”，说明人们对寄生蜂已有朦胧的认识。
气象与物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黄河流域农业(粮食)比较发达的地区，周人已逐步掌握了根据自然现象预测天气的知识。《诗经》记载：“上天同云，雨雪雾雾”、“月离于毕，俾谤论矣”、“春日迟迟，卉木萋萋”、“四月维夏，六月租夏”、“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飘风发发。”这就将春、夏、秋、冬四季有了明确的区分。因为周代已经发明用圭表测影的方法，确定了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的重要节气。
天文历法是适应人们生产和生活需要而产生的，而天文历法又推动着农业(粮食)生产的发展，从而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更有节奏。这样，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内容，也就在天文历法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天球黄赤道附近的二十八组恒星，即二十八宿，在中国春秋时期就已确定。在《诗经》中表述了恒星的出没所反映的季节变化与农业(粮食)生产和人们生活的关系——“七月流火，八月萑苇”、“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并有一些星宿用农业(谷物)生产中的事物来命名的，诸如“箕”是箕簸扬谷物籽实用的工具；“牵牛星”则是当时用牛驾车的牛或犁田的牛：“织女星”又是《诗经》所描述的桑女、织女；“斗”用来舀洒的勺子；“毕”是带柄捕捉小动物用的小网，等等。正如《小雅•大东》说：“跛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似簸扬；维有北斗，不可以挹酒奖。”意思就是说，这些虽是人们以事物所确定的星名，但在现实中是无用场的。譬如：“南方箕星扬起簸箕，但是不能用来簸米。北方天空挂着北斗，也不可能舀出酒液。”只不过是天上人间，人间天上，苍天印记着人间的痕迹，人间探索着苍穹的奥秘。在古代，与农业生产关联的天象就是这样挂着原始宗教的神秘色彩从萌芽、发展而逐步趋向完善的。据史料可查，在西周时代，人们通过不断地对天象的观察，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气象学萌芽了。《诗经》上说：“上天同云，雨雪雾雾。”就是说，天上同云密布，雪花飞舞。说明同云与降雪之间的关系。还有“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就是说“飒飒山谷刮大风，天阴雨暴来半空”，说明“习习谷风”将带来阴雨。同时，还说“朝隮于西，祟朝其雨”，是对预卜晴雨的记载。还有以大雾预测天气的，“如彼雨雪，先集维霰”，即“下大雪之前，先将雪米飘散”。这些诗歌长期流传在民间，就成为气象学的源流，说明至迟在西周时代，中国农业气象学已经形成了。人们有予气象知识的进一步扩展，则可运用物候来指导农业(粮食)生产。所谓物候，主要是指动植物的生长、发育、活动的规律，以及非生物的变化对节候的反映。对此，《诗经》亦有所描述，特别是《豳风•七月》堪称得上有着最为事富物候的诗篇：“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说的是“北风劲吹十一月，寒风凛列十二月”；“七月流火”和“七月鸣鹃”，说的是“七月的火星流向西，七月伯劳鸟儿叫”；“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说的是暖和春天太阳照，鸟儿凋啾喜叽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说的是“八月打下枣子，十月收刈粮食”，等等。这些优美动人的抒情格调的史诗，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的物候记录。此外，还有“阪(高地)有桑，隰地(低地)有杨”，这是注意作物与其生态环境协调的记录。
储粮备荒——以丰补歉，丰年想歉年，这是中国农民的优良传统。仓储粮食在中国起源甚早，考古资料表明，最迟在定居农业开始之后，用作储粮的仓窖已经出现。著名的西安半坡村氏族遗址、浙江河姆渡遗址和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中，均发现有储粮的窖穴。在《诗经》中记述奴隶主“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困兮”、“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仓”、“我仓既盈，我庚维亿”、“经开百室，百室盈止”、“丰年多黍棕，亦有高廪，万亿及秭”，等等。这些记载说明，当时不仅一般奴隶主有粮仓，而且国家已有大型粮仓了。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原始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入奴隶社会后，土地所有权被统治阶级所占有。到了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8世纪)，土地制度是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全国土地在名义上都属于国王，这就是《诗经》中所描述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意思就是说：“广阔天空覆盖之处，全是我王室的地土；四海之内的区域，都是我王的臣仆。”周天子名义上占有全国的土地，除去以京师为中心的“邦畿千里”留给自己直接掌握外，其余的土地却分封给各路诸侯，诸侯再把土地分封给卿大夫和士。这种授受关系形成了等级的阶梯。土地所有权名义上属于周天子，而实际上各级贵族对受封的或占夺的土地拥有所有权，有权收租，并可交换或让渡。贵族领主把领地分给农民耕种，据有些史料记载：一般以100亩为单位，并按土地肥瘠等级分配不同数量的莱田，供休闲和放牧之用。分配给农民的“私田”不能买卖，即所谓“田里不鬻”。农民有了自己的独立的经济(土地)，同时在贵族的“公田”上服役，人身依附贵族，属于贵族领主制。贵族的土地所有权是和政治统治权直接相结合的。西周的“井田制”可追溯到虞夏乃至黄帝，孟子据西周旧制而将其理想化，提出“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的方案。孟子劝说塍文公施行仁政，还设计了“八家同井，中为公田”，实际上并非如此。“公田’’不一定是以百亩为单位，也不是分散在井田中的小块公田，而是有用于农业生产，“藉民之力，以治公田”，即利用民力耕作，其收入归天子或诸侯所有，大面积属天子和诸侯大块的土地，也就是说，公田决不是众人公共的田地的意思。《诗经》记载：“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些都表明殷周实行过井田制。井田制起源于原始社会晚期的农村公社，但四周已蜕变为贵族领主所实行的授田制了。这种制度迫使农民交付田租的同时，还要无偿地为贵族领主服劳役。
三、揭露统治者压迫、剥削，反抗横征暴敛
虞夏以来，奴隶制度逐步形成。这是人类社会出现的第一个剥削制度。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压迫、剥削，奴隶们难于忍受，便奋起反抗。《诗经》对此作了艺术的反映。在西周时代，奴隶主(后期为封建领主)对农奴(农民)实行剥削是繁重的赋税和徭役。《诗经》用大量的篇幅对这些进行了揭露和反抗。
在西周天子及奴隶主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的土地占有的同时，又对土地及其产品贪得无厌，即“人有土田，女(汝)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在这种土地占有制下，农奴(农民)们终年劳动，以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来黍、稷、麦、菽，可是“黍稷或或，曾孙之穑”，意思就是说，这些长得很茂盛的庄稼，收获之后都被“曾孙(周王的子孙)所占有”。《诗经》对这种产品分配不合理的状况作了真实的揭露，即“丰年多黍多棕，亦有高廪，万亿及秭”、“载获济济，有实有积”，意思是说，劳动人民用汗水换来的粮食(农产品)，都源源不断地交到统治者手里，到处都是储粮的仓廪，囤积千万亿斤粮食。其中《周颂．良耜》说得更具体：“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城墙)，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这里主要是说，奴隶主贵族剥削得到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已无处可放了，但仍不满足，希望得到更多更多。这种贪婪之心，在《小雅•甫田》揭露得更加淋漓尽致：“曾孙之稼，如茨(房屋)如梁，曾之庚(谷堆)，如坻如京(山丘)。”粮食虽然堆积成山，但剥削的本性驱使他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仍奢望占有更多的剩余产品，甚至还祈求不平等的分配制度“振古如兹”地永世长存。还有《小雅•大东》把剥削者对人民的压榨描述得更为深刻而又形象：“维有南箕，载翕其舌；维有北斗，西柄之揭。”此诗意译就是：“南方天上那座箕星，伸出长舌只想吞你；北方那座北斗，高举长柄正指向西。”这里将统治者比作“箕星”和“北斗”，说他们像簸箕一样，永远伸缩着舌头，张着大血口，总想吞掉人们生产的粮食；又像勺柄那样，要舀尽人民的一切财富。由于分配不均，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富者“燕燕居息”、“湛乐饮洒”；贫者“杼柚其空”、“无衣无褐”。农夫终年劳动，还只能以瓜菜充饥：“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麻子)。采荼(苦菜)薪樗，食我农夫。”
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情势下，虽说土地归国家所有，周王掌握着土地大权，却把部分土地分封给诸侯，谓之“分田”(又叫“井田”)；并划分少量的土地分给广大农奴耕种，称为“私田”。“分田”和“私田”的出现，说明•当时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诸侯百官一类奴隶主成了封建领主，奴隶则成了在法律上拥有一定“私田”的农奴。领主仗恃对“公田”占有的强大势力，并充分利用“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的规定，强迫广大农奴集体的无偿地耕种“公田”即“雨我公田”；然后才能谈得上“遂我私田”。这就是说，生产关系的改变，农奴负担却加重，农奴主们贪婪如狼，不仅把耕“公田”的重担压在农奴身上，还要利用赋税盘剥搜刮属于农奴“我私”的物资。“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农夫之叹说明，农奴主不仅强迫农奴聚拢(同)粮食、蚕丝、禽兽等，送入其仓库(入执宫)，还要他们“或为公子裳(裘)，或献研于公”，一切都收，不打收条。在这样残酷剥削之下，农奴们只能“七月食瓜，八月断壶”，“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无可奈何，只得“采荼糊口”，“与鼠室处”。农奴们的劳动果实，最后都得“上执宫功”。不平则鸣，强压则反抗，这是规律。其中《魏风．伐檀．硕鼠．黄鸟》等都是集中体现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们的愤懑和反抗精神的壮丽诗篇。
《伐檀》通过对“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乐庭有悬貊兮”的描述，讽刺挖苦了农奴主们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诗中严厉地斥责“彼君主子兮，不素餐兮”。就是说，奴隶主贵族们不从事生产劳动，但却有几百廛、几百亿、几百困，那么多的粮食，家中悬挂着貊(獾)、特(牛)、鹑等各种各样的猎物。这是哪里来的呢?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素餐”、“素食”和“素飧”。也就是不劳而获、不劳而食。
《硕鼠》把奴隶主贵族比作大老鼠，，而进行大声疾呼和声讨，并宜布要以实际行动来反抗和摆脱受奴役和被剥削的境地——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汝)，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爱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黄鸟》以强烈的阶级义愤，把奴隶主贵族和封建领主比作肆无忌惮地的啄粟之鸟，即“黄鸟黄鸟，无集于毂，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意思就是说：“黄鸟呀，黄鸟呀，不要在楮树上停集，不要啄食我的小米，这个国家里的人们，不以善道对待自己，我要回去我要回去，重回到我的家邦里。，’显然．《伐檀》、《硕鼠》和《黄鸟》都是奴隶们反抗的心声，他们宣布要同榨取自己的黍、麦、禾等劳动果实的“硕鼠”、“黄鸟”决裂，发誓要逃离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去寻找自己的“乐土”、“乐国”、“乐郊”和“复我族邦”，以便能找到使自己“所得”、“得直”和“永号”的快乐幸福的人间乐园，使自己不再受”素者”、“硕鼠’’和“黄鸟’’的压迫’、剥削和统治。诚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尽管他们的这种愿望只不过是美好的空想而已，但这些诗篇已体现了对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的痛恨和对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所给予的鞭筲；同时也反映了饱受压迫、剥削之苦的人们用逃亡来反抗的意图；特别是《硕鼠》所反映的奴隶们的反抗精神，对奴隶主剥削和压迫的认识和对斗争前景所寄托的理想，以及其中所体现的经济思想，达到了奴隶斗争的最高水平。同时，《诗经》中也反映了奴隶制度的深刻危机。西周后期，大批奴隶用暴动和逃亡等激烈方式进行反抗，，使井田陷入荒芜。“公田不治”、“维莠骄骄”、“维莠桀桀”、“田在草间”都是井田制衰落的写照。其实，所谓“井田制”中分属的“公田”和“私田”，尽管农奴和统治者之间有严格的隶属关系，但他们已不像奴隶那样一无所有；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妻子儿女、家室茅屋：“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有自己的家庭副业：“八月载绩，载玄载黄”；还有自己的生产工具：“以我覃耜”。这样，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小生产出现了，并能生产出剩余产品，除向农奴主贵族交纳地租外,还有些可供自己支配，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从而使封建生产方式代替奴隶制生产方式成为可能。
(作者：汤标中 单位：广东省贸易学校 来源：重庆粮食经济2007/01）
一、对先民开疆创业、发展农业生产的赞颂
周人是注重农业生产的原始民族。周的始祖弃，在儿时“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墙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帝舜曰：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手稷，别姓姬氏。”从始弃作为中国第一个农艺师而彪榜史册。这不仅说明周族的先民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的农艺水平，而且说明周人所开辟的原始农业繁荣地区，在尧舜时代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诗经》中有“乃遘于京”、“于京斯依”、“于豳斯馆，涉谓为乱。”(《诗经》，以下引文未注明的均引自《诗经》)周族最初发祥地在今山西一带，因周人旧居在汾河下游“京”的地方，即今陕西周原遗址附近的“京当”，这里的“京”是周族多次迁徙而带来的地名层次化的结果。
在这里，周弃“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具有特色的原始农业繁荣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周族精心经营农业的传统。《诗经》盛赞了弃时农业成就为“迄于今”，即歌颂弃把经营农业的风尚传给后代。对此，“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燕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这就是说：“想起君主带来食粮，功德伟大胜过苍天。爱戴百姓无人比及，人人受过他的恩赏。留给我们大麦耕种，天命允用供为养育。从来不分农政疆界，遍布全国大力推广。”这里把后稷推广农业技术的功劳看成功德可与上苍媲美，充分表达了后稷在周族后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并继承了精心务农的优良传统。因而决定了周氏部族在以农业为主导作用的古代必将勃勃兴起，可能成为叱咤风云的部族。周初人们要求统治者忠于天职的思想十分突出。如说：“显显令德，宜民宜人……不懈于位，民之攸壁”、“维此文王，小心翼翼，……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克明克类，克长克君”、“兢兢业业”，“夙夜匪懈”。《周书．无逸》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人们以文王为楷模，塑造了完美的人君形象，提出了人君所应有的行为规范，为后代君道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周弃后人坚定一个信念：只要专门务农就有饭吃，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到公刘时周人决心发展农业，并取得了可喜成绩，其势力范围已从陕北扩大到了泾渭流域，形成以周族为核心的强大四方国联盟。《诗经》记述：“瞻彼溥原，乃陟南岗，既景乃岗，相其阴泉”、“度其隰原，彻田为粮”等，说明至公刘时，“在新居的土地上，公刘不敢安于享乐，急急忙忙划分疆界治理田地，他登上南山岗，眺望宽广的平原，看了平原又上山，山南地北堪察忙，查明水源和流向，测量地势高与低，开垦田亩为种粮”。这里实质上就是记述了人们根据田间的地理位置和墒情种植谷物的经验。正是如此，后人称颂公刘“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场乃疆，乃积乃粮”、”“食之饮之，君之崇之”、“其军三单……豳居允荒”。意思就是说：“厚道忠诚好公刘，不恋好居不贪安。划好田界治地地，晒好粮食囤好仓。饭饱酒醉皆大欢，共推公刘当君主。军队三班轮流干……豳地确实大又宽。”特别强调有了军队，占据了广阔的地域，“周邑之兴自此始”。
当公刘及其后人，在戎狄之间并辟陕北高原之时，戎狄的兴起，周族不放心，于是公禀父带领部属离开陕北高原，于是出现了“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迁徙，重建周族家田的农耕生活。“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有夷之行，子孙保之。”意思就是说：“天生岐山真雄伟，大王(即古禀父，武王时尊为大王)手下更宽广。万民在此种阳春，文王在此安国邦。归周人心喜洋洋，岐山大道真平坦，子孙保卫守边疆。”从此说明，公刘开发的陕北高原虽被戎狄占领，但得到的结果却是“豳人举田扶老携幼，尽复归古公于岐下”。说明农耕生活已经在陕北深入人心，为开发周原增添了生力军，也为周族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周原位于今陕西扶风、岐山、武功等县境，是关中平原西部肥美的黄土地带，东依横水河，西傍淠河，北枕岍山余脉，南临渭水，东西长约70多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周原膴膴”是指周原肥沃广大，是周人建功立业得天独厚的地方。因此周人在这里“遵后稷、公刘事业”，“作屏之屏……启之启之……攘之剔之”并“乃疆乃理．乃宜乃富”。即在这里砍杂树辟农场，精心修剪枝叶，开道路辟土地，剔坏树留好树，并将土地定田界，翻地松土成行，开辟荒野，悉心经营，掀起一场大生产运动。
周为农耕部落，发展在河渭之间的灌溉地区，坐西朝东，向前扩张，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由现在的陕西出河洛，达夷门(今河南开封)，以经营黄河下游地区，即武王伐纣、周公东征的路线；二是由陕西出武关(今陕西商南西南)，直进江汉，以经营南阳、南郡(今湖北江陵)迤带以及下游的江淮流域，即《诗经》说的文王“道被南国”的路线。西周季年，周宣王即位后的次年(公元前826年)曾命召虎平淮夷。当时进军的路线是：由现在的陕西循汉水南入扬子江，顺流而下，走个半环形的迂回水路。然后登陆至淮，出戎车，建旌旗，遂平定淮夷。故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的颂歌之词。同年宣王亲征徐方，所谓“徐方既同，天子立功”。周宣王东征淮徐进军的基本路线，还是遵循其先代向东南开拓的方向和路线。
周代统治者为开拓疆土，加强统治，在政治上极力倡导德治，主张对被征服者采取施恩宽厚的政策，给予一些好处，以便争取民心，稳定政局，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这就是《诗经》中的所谓“德以柔中国，刑威四夷”。用怀柔的手段，对被征服者进行统治。周初统治者所奉行的国策，就是怀柔宽惠，不断宣扬“申百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方”、“仲山甫之德，柔喜维则”，即“申百品行道德高，温和谦虚诚实好，安邦治国是大材，美誉远扬响四方”、“品德高尚仲山甫，温和善良原则强”。德治使臣民感恩戴德，趋利避害，不生叛逆心理，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有利于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疆土。因为实行宽惠的政治经济政策，对于缓和矛盾、稳定民心及保护生产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政治上实现了“殷士肤敏”、“侯服于周”、“自东向西，自南向北，无思不服”。即是说被征服的“殷人后代美敏，殷商称臣服周”、“四方诸侯往京行，东西南北齐集成，谁敢不服周朝”。而在生产上是“厌厌其苗，绵绵其鹿。载获济济，有实有积，万亿及秭”、“黍稷茂上，获至拄拄，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即是说：“禾苗茂盛青绿一色，连绵不断穗实整齐。开始收获劳动硕果，粮食满仓如山堆积；千担万斛上亿谷子。庄稼已经长得茂密，收获季节镰刀霍霍，收的粮食山一样多。粮垛堆起好比城墙，好似梳篦密密罗列。大小粮仓全都启用，成百粮仓均已满溢。”从而出现了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景象，史称“兴下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这种政治上的成康盛世，正是反映新兴封建领主阶级的德治思想在政治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诗经》说周族先人在经营周原时“乃立冢土”，“冢土”即大社。那时已有村社组织，在村社内存在着家长制的家族血缘联系。周灭商后，在周族原有的村社组织和氏族宗法特点是封建贵族领主制的政治经济结构。它的主要特点是：政治上的分封制；经济上的并田制；农业和工商食官制；思想文化的官府之学和德治思想。
二、对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的描述
研究社会经济生活，应首先分析其生产力发展程度及其生产关系的状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诗经》中的大量篇幅表述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状况。
(一)金属工具的应用。在西周社会里，青铜器的应用较为广泛。考古发现，除用耜进行耕种外，《诗经》中谈到“耜”时，均加上一个形容词，诸如“以我覃耜”(“覃”，通“剡”，锐利之意)、“有略其耜”、“稷稷良耜”等，说明此时的“耜”是金属制成的工具。还有铲(钱)、锄(缚)、镰(铚)和收刈用的青铜刀等，即“其铸斯赵，以薅茶蓼”、“命我众人，痔乃钱镈，奄观铚艾”。“镈”是金属制成的短柄锄头，“钱”是金属制成的铲子，“铚”是一种用来刈麦的短镰刀。这些农具有铜制的，也有铁制的。在周平王初年，即西周和东周之交时的《诗经》中就有“驷铁孔阜”的描述，“驷铁”是指色如铁的马。说明当时已有铁的生产了。其实在此之前的《大雅•公刘》有“取砺取锻，止居乃理”的内容，已提供周初使用铁器的证据。
(二)耕作制度与方法。夏、商、周时期的耕作制度与方法，仍未摆脱自刀耕以来的火耕技术。先秦古籍的“田”，即茁田、新田、畲田。这在《诗经》中有两处体现：一是“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有何求?如何新畲”。意思就是说：“尤其是农官要守职，备耕应筹莫误春。你们还有何要求?新田如何再开垦。”二是“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茁亩”。意思就是说：“采摘苦菜满山寻，新田苔菜真不少，初耕田里也生长。”《礼记•坛记》释：“田一岁曰菑，二岁曰畲，三岁曰新田。”《周礼．大司徒》释：“畲”为“不易之地，岁岁种。”“新”是“一易之地”，三年之中种两年，休耕一年。“菑”是“再易之地”，三年之中种一年，休耕两年。显然，这实质上就是已耕地和撂荒地之间定期轮休的耕作制度。当时的井田，“一易”、“二易”的轮休制已经推广，耕田主要靠人群密集型的劳动，在大田种的第一年的土地称为“茁”；第二年耕种的土地称为“畲”：第三年耕种的土地称“新”。这就是说，“菑”、“畲”、“新”是指耕种年数不同的田地，第三年耕种后地力衰竭，就抛荒休耕，以恢复地力，称为“一易”。数年之后，再次耕种。
西周至春秋时期最著名的耕作方法是“耦耕”，即两人合力操作耕种的技术。《诗经》中亦有所述：“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其耕泽泽，千耦其耘。”从这里可看出，那时的农业(粮食)生产已有相当规模了。
诚然，西周时代有火耕方式的存在，但决不同刀耕农业时期的火耕，而主要是在熟荒地上的火耕，即是在抛荒地上重新种植谷物时，在“茁”田上，“燎之方扬”；在“新”田中，“以火烧田”；在休耕“畲”田上，“耕田反草”。《周礼•夏官》记载：“司爟掌行火之……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诗经》中亦有“瑟彼柞栻，民所燎矣”，正相吻合。还有“瞻彼阪田”之句，“阪田”可谓最早关于梯田描述的记录。
(三)科学技术的应用。西周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尽管农业生产工具仍以木、石器为主，但科学技术已出现和应用，具体体现在新增加了许多工具，诸如锸、铲、攫等掘土工具；镰、锤等收刈工具；钱、镈等除草工具，以及碎土工具耨也出现了。
《诗经》记载：“或耘或籽，黍稷薿薿。”“耘”是除草，“籽”是培土，加上整地中耕等，农业生产的全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具备了。现将一些操作例举如下：
选种育种——早在3000年前，中国已有“嘉种”的概念，2000年前有选种和留种技术的记载。《大雅．生民》说：“诞降嘉种，维柜维枉。”在《诗经》中提到农作物种类有禾、谷、粱、麦、来、稻、棕、牟、糜、芑、菽、麻、苴等。其中禾和谷即粟，禾指粟的植株，又常作禾谷类的总称；谷指粟的籽实，也常作谷类的总名使用；粱是优粟的专称；麦和来都是指小麦；牟是大麦；徐是糯稻；柜是黑色籽粒的粟；枉是指一稃内结实两粒的黑黍；糜是苗色红的谷子；芑是白色的禾苗等，都是古代“良种”的概念。菽是大豆，世界上公认大豆是中国培育出来的，最早在何时?《诗经》时代就有“中原有菽，庶民采之”、“爇之茬菽”、“荏菽旆旆”。麻是纤维用的大麻，苴是食用大麻。在粮食作物中，黍、稷在《诗经》中出现次数最多，“弗厥丰草，种之黄茂”。《毛传》：“黄，嘉谷也。”孔颖达说：“谷之黄色也，唯黍、稷耳。黍、稷、谷之善者，故云：黄，嘉谷也。以黍、稷为民食之主，故举以为言。”可见，黍、稷不仅是作为黄河流域先民的主要口粮，而在西周时代仍为主要栽培的粮食作物。
随着人们对农作物品种的重视程度和选育的认识，在西周时代已选育出根据不同需要的粮食品种。这就是所谓“大田多稼，既种既戒”。对于精选种子的结果是：“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庞庆其苗，绵绵其庶。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这段话的大意是：种子有很高的发芽率，苗全旰壮，苗壮丰收。这样禾苗生长便会出现“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播厥百谷，既庭且硕”，即“善”、“有”、“硕”的质优、量多、茎直、穗大、粒多的品种，为来年选取更优良的种子奠定了基础。这样就能进一步做到“择其种”的结果，便能培养出适应不同种植需要的优良品种。《诗经》提到“黍稷重穋，稚菽植麦”，这里所说的“重”、“植”、“穆”、“稚”，分别是指迟熟、早熟、早播、晚播的品种。与此相联系的是播种时间，西周时代注意春播和秋种。《嘲风•月》说“七月享莘及菽”，就是春播大豆。说明此时大豆还没有纳入轮作周期，是被用来单独种植的。还说“十月获稻”、“七月食瓜”、“九月叔苴”、“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这是中国关于场圃的最早记载。同时，说明当时的收获季节在秋季。一般的规律是春播秋收，因此，春播就是主要的播种方式。《周颂•载芟》也说：“有略其耜，傲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指的也是春耕春播。为什么要春播呢?那是因为“维莫之春，亦有何求?如何新畲?于皇耒牟，将受厥明”。这里所说韵是暮春季节的籽粒饱满的大麦。
排灌技术——为了农田灌溉之需要，西周已在井田周围，修筑起沟、洫、渠等水利设施。《诗经》中有“彪池北流，浸彼稻田”、“遒疆逎理，遒宣逎亩”的疏导沟洫，以耕种农田的方法，说明周人已掌握利用人工灌溉技术。但并不排除依靠天然雨水，所谓“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求甘雨，以介我稷黍”，其意是“弹琴鼓瑟又把鼓击，还要恭敬迎祭田神，祈求保佑降下甘雨，滋润稷黍获得丰收”。这就是反映当时人们向大自然祈求降雨，祈望老天恩惠的情景。
防治害虫——通过农事操作的各个环节，如深耕、除草、灌水、轮种换茬以及天然的温度变化等，用于防治害虫的方法，是古代防治虫害的主要措施；(诗经》是中国最早提到大田害虫的书，在此300多篇中载有害虫26种。《小雅•大田)有“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的记咏。《毛传)的解释是：“食心曰螟，食叶日腾，食根曰蟊，食节曰贼。”可见，这四种害虫不是单一害虫的名称，而是为害情况类似的一批害虫子的概称。其中螟、螣为害最大。螟有稻螟虫和玉米螟虫。如何消灭害虫呢?答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炎火”的含义很广泛，这里指用火诱杀或焚烧蝗虫等趋光性害虫。关于治蝗的专门方法，在《诗经》中提出：“秉彼蟊贼，以付炎火”，即“焚(烧)瘗(埋)之法”。同时，对生物之间相互制约的现象，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亦有初步的认识，《诗经》记载“螟蛉有子，螺蠃负之”，说明人们对寄生蜂已有朦胧的认识。
气象与物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黄河流域农业(粮食)比较发达的地区，周人已逐步掌握了根据自然现象预测天气的知识。《诗经》记载：“上天同云，雨雪雾雾”、“月离于毕，俾谤论矣”、“春日迟迟，卉木萋萋”、“四月维夏，六月租夏”、“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飘风发发。”这就将春、夏、秋、冬四季有了明确的区分。因为周代已经发明用圭表测影的方法，确定了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的重要节气。
天文历法是适应人们生产和生活需要而产生的，而天文历法又推动着农业(粮食)生产的发展，从而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更有节奏。这样，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内容，也就在天文历法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天球黄赤道附近的二十八组恒星，即二十八宿，在中国春秋时期就已确定。在《诗经》中表述了恒星的出没所反映的季节变化与农业(粮食)生产和人们生活的关系——“七月流火，八月萑苇”、“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并有一些星宿用农业(谷物)生产中的事物来命名的，诸如“箕”是箕簸扬谷物籽实用的工具；“牵牛星”则是当时用牛驾车的牛或犁田的牛：“织女星”又是《诗经》所描述的桑女、织女；“斗”用来舀洒的勺子；“毕”是带柄捕捉小动物用的小网，等等。正如《小雅•大东》说：“跛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似簸扬；维有北斗，不可以挹酒奖。”意思就是说，这些虽是人们以事物所确定的星名，但在现实中是无用场的。譬如：“南方箕星扬起簸箕，但是不能用来簸米。北方天空挂着北斗，也不可能舀出酒液。”只不过是天上人间，人间天上，苍天印记着人间的痕迹，人间探索着苍穹的奥秘。在古代，与农业生产关联的天象就是这样挂着原始宗教的神秘色彩从萌芽、发展而逐步趋向完善的。据史料可查，在西周时代，人们通过不断地对天象的观察，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气象学萌芽了。《诗经》上说：“上天同云，雨雪雾雾。”就是说，天上同云密布，雪花飞舞。说明同云与降雪之间的关系。还有“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就是说“飒飒山谷刮大风，天阴雨暴来半空”，说明“习习谷风”将带来阴雨。同时，还说“朝隮于西，祟朝其雨”，是对预卜晴雨的记载。还有以大雾预测天气的，“如彼雨雪，先集维霰”，即“下大雪之前，先将雪米飘散”。这些诗歌长期流传在民间，就成为气象学的源流，说明至迟在西周时代，中国农业气象学已经形成了。人们有予气象知识的进一步扩展，则可运用物候来指导农业(粮食)生产。所谓物候，主要是指动植物的生长、发育、活动的规律，以及非生物的变化对节候的反映。对此，《诗经》亦有所描述，特别是《豳风•七月》堪称得上有着最为事富物候的诗篇：“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说的是“北风劲吹十一月，寒风凛列十二月”；“七月流火”和“七月鸣鹃”，说的是“七月的火星流向西，七月伯劳鸟儿叫”；“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说的是暖和春天太阳照，鸟儿凋啾喜叽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说的是“八月打下枣子，十月收刈粮食”，等等。这些优美动人的抒情格调的史诗，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的物候记录。此外，还有“阪(高地)有桑，隰地(低地)有杨”，这是注意作物与其生态环境协调的记录。
储粮备荒——以丰补歉，丰年想歉年，这是中国农民的优良传统。仓储粮食在中国起源甚早，考古资料表明，最迟在定居农业开始之后，用作储粮的仓窖已经出现。著名的西安半坡村氏族遗址、浙江河姆渡遗址和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中，均发现有储粮的窖穴。在《诗经》中记述奴隶主“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困兮”、“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仓”、“我仓既盈，我庚维亿”、“经开百室，百室盈止”、“丰年多黍棕，亦有高廪，万亿及秭”，等等。这些记载说明，当时不仅一般奴隶主有粮仓，而且国家已有大型粮仓了。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原始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入奴隶社会后，土地所有权被统治阶级所占有。到了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8世纪)，土地制度是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全国土地在名义上都属于国王，这就是《诗经》中所描述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意思就是说：“广阔天空覆盖之处，全是我王室的地土；四海之内的区域，都是我王的臣仆。”周天子名义上占有全国的土地，除去以京师为中心的“邦畿千里”留给自己直接掌握外，其余的土地却分封给各路诸侯，诸侯再把土地分封给卿大夫和士。这种授受关系形成了等级的阶梯。土地所有权名义上属于周天子，而实际上各级贵族对受封的或占夺的土地拥有所有权，有权收租，并可交换或让渡。贵族领主把领地分给农民耕种，据有些史料记载：一般以100亩为单位，并按土地肥瘠等级分配不同数量的莱田，供休闲和放牧之用。分配给农民的“私田”不能买卖，即所谓“田里不鬻”。农民有了自己的独立的经济(土地)，同时在贵族的“公田”上服役，人身依附贵族，属于贵族领主制。贵族的土地所有权是和政治统治权直接相结合的。西周的“井田制”可追溯到虞夏乃至黄帝，孟子据西周旧制而将其理想化，提出“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的方案。孟子劝说塍文公施行仁政，还设计了“八家同井，中为公田”，实际上并非如此。“公田’’不一定是以百亩为单位，也不是分散在井田中的小块公田，而是有用于农业生产，“藉民之力，以治公田”，即利用民力耕作，其收入归天子或诸侯所有，大面积属天子和诸侯大块的土地，也就是说，公田决不是众人公共的田地的意思。《诗经》记载：“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些都表明殷周实行过井田制。井田制起源于原始社会晚期的农村公社，但四周已蜕变为贵族领主所实行的授田制了。这种制度迫使农民交付田租的同时，还要无偿地为贵族领主服劳役。
三、揭露统治者压迫、剥削，反抗横征暴敛
虞夏以来，奴隶制度逐步形成。这是人类社会出现的第一个剥削制度。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压迫、剥削，奴隶们难于忍受，便奋起反抗。《诗经》对此作了艺术的反映。在西周时代，奴隶主(后期为封建领主)对农奴(农民)实行剥削是繁重的赋税和徭役。《诗经》用大量的篇幅对这些进行了揭露和反抗。
在西周天子及奴隶主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的土地占有的同时，又对土地及其产品贪得无厌，即“人有土田，女(汝)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在这种土地占有制下，农奴(农民)们终年劳动，以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来黍、稷、麦、菽，可是“黍稷或或，曾孙之穑”，意思就是说，这些长得很茂盛的庄稼，收获之后都被“曾孙(周王的子孙)所占有”。《诗经》对这种产品分配不合理的状况作了真实的揭露，即“丰年多黍多棕，亦有高廪，万亿及秭”、“载获济济，有实有积”，意思是说，劳动人民用汗水换来的粮食(农产品)，都源源不断地交到统治者手里，到处都是储粮的仓廪，囤积千万亿斤粮食。其中《周颂．良耜》说得更具体：“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城墙)，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这里主要是说，奴隶主贵族剥削得到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已无处可放了，但仍不满足，希望得到更多更多。这种贪婪之心，在《小雅•甫田》揭露得更加淋漓尽致：“曾孙之稼，如茨(房屋)如梁，曾之庚(谷堆)，如坻如京(山丘)。”粮食虽然堆积成山，但剥削的本性驱使他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仍奢望占有更多的剩余产品，甚至还祈求不平等的分配制度“振古如兹”地永世长存。还有《小雅•大东》把剥削者对人民的压榨描述得更为深刻而又形象：“维有南箕，载翕其舌；维有北斗，西柄之揭。”此诗意译就是：“南方天上那座箕星，伸出长舌只想吞你；北方那座北斗，高举长柄正指向西。”这里将统治者比作“箕星”和“北斗”，说他们像簸箕一样，永远伸缩着舌头，张着大血口，总想吞掉人们生产的粮食；又像勺柄那样，要舀尽人民的一切财富。由于分配不均，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富者“燕燕居息”、“湛乐饮洒”；贫者“杼柚其空”、“无衣无褐”。农夫终年劳动，还只能以瓜菜充饥：“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麻子)。采荼(苦菜)薪樗，食我农夫。”
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情势下，虽说土地归国家所有，周王掌握着土地大权，却把部分土地分封给诸侯，谓之“分田”(又叫“井田”)；并划分少量的土地分给广大农奴耕种，称为“私田”。“分田”和“私田”的出现，说明•当时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诸侯百官一类奴隶主成了封建领主，奴隶则成了在法律上拥有一定“私田”的农奴。领主仗恃对“公田”占有的强大势力，并充分利用“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的规定，强迫广大农奴集体的无偿地耕种“公田”即“雨我公田”；然后才能谈得上“遂我私田”。这就是说，生产关系的改变，农奴负担却加重，农奴主们贪婪如狼，不仅把耕“公田”的重担压在农奴身上，还要利用赋税盘剥搜刮属于农奴“我私”的物资。“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农夫之叹说明，农奴主不仅强迫农奴聚拢(同)粮食、蚕丝、禽兽等，送入其仓库(入执宫)，还要他们“或为公子裳(裘)，或献研于公”，一切都收，不打收条。在这样残酷剥削之下，农奴们只能“七月食瓜，八月断壶”，“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无可奈何，只得“采荼糊口”，“与鼠室处”。农奴们的劳动果实，最后都得“上执宫功”。不平则鸣，强压则反抗，这是规律。其中《魏风．伐檀．硕鼠．黄鸟》等都是集中体现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们的愤懑和反抗精神的壮丽诗篇。
《伐檀》通过对“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乐庭有悬貊兮”的描述，讽刺挖苦了农奴主们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诗中严厉地斥责“彼君主子兮，不素餐兮”。就是说，奴隶主贵族们不从事生产劳动，但却有几百廛、几百亿、几百困，那么多的粮食，家中悬挂着貊(獾)、特(牛)、鹑等各种各样的猎物。这是哪里来的呢?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素餐”、“素食”和“素飧”。也就是不劳而获、不劳而食。
《硕鼠》把奴隶主贵族比作大老鼠，，而进行大声疾呼和声讨，并宜布要以实际行动来反抗和摆脱受奴役和被剥削的境地——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汝)，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爱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黄鸟》以强烈的阶级义愤，把奴隶主贵族和封建领主比作肆无忌惮地的啄粟之鸟，即“黄鸟黄鸟，无集于毂，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意思就是说：“黄鸟呀，黄鸟呀，不要在楮树上停集，不要啄食我的小米，这个国家里的人们，不以善道对待自己，我要回去我要回去，重回到我的家邦里。，’显然．《伐檀》、《硕鼠》和《黄鸟》都是奴隶们反抗的心声，他们宣布要同榨取自己的黍、麦、禾等劳动果实的“硕鼠”、“黄鸟”决裂，发誓要逃离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去寻找自己的“乐土”、“乐国”、“乐郊”和“复我族邦”，以便能找到使自己“所得”、“得直”和“永号”的快乐幸福的人间乐园，使自己不再受”素者”、“硕鼠’’和“黄鸟’’的压迫’、剥削和统治。诚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尽管他们的这种愿望只不过是美好的空想而已，但这些诗篇已体现了对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的痛恨和对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所给予的鞭筲；同时也反映了饱受压迫、剥削之苦的人们用逃亡来反抗的意图；特别是《硕鼠》所反映的奴隶们的反抗精神，对奴隶主剥削和压迫的认识和对斗争前景所寄托的理想，以及其中所体现的经济思想，达到了奴隶斗争的最高水平。同时，《诗经》中也反映了奴隶制度的深刻危机。西周后期，大批奴隶用暴动和逃亡等激烈方式进行反抗，，使井田陷入荒芜。“公田不治”、“维莠骄骄”、“维莠桀桀”、“田在草间”都是井田制衰落的写照。其实，所谓“井田制”中分属的“公田”和“私田”，尽管农奴和统治者之间有严格的隶属关系，但他们已不像奴隶那样一无所有；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妻子儿女、家室茅屋：“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有自己的家庭副业：“八月载绩，载玄载黄”；还有自己的生产工具：“以我覃耜”。这样，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小生产出现了，并能生产出剩余产品，除向农奴主贵族交纳地租外,还有些可供自己支配，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从而使封建生产方式代替奴隶制生产方式成为可能。
(作者：汤标中 单位：广东省贸易学校 来源：重庆粮食经济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