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阻挡了转基因稻米产业化？
2006年2月22日，爱尔兰民众举着示威的牌子到国会门口游行反对转基因食品在爱尔兰种植 科学并不是一个社会唯一的声音，也要表达其他各方面的意见。 谈起自己当年的文章，能感觉到远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园中的原《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很兴奋。我的关注点并不是在转基
2006年2月22日，爱尔兰民众举着示威的牌子到国会门口游行反对转基因食品在爱尔兰种植
科学并不是一个社会唯一的声音，也要表达其他各方面的意见。
谈起自己当年的文章，能感觉到远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园中的原《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很兴奋。“我的关注点并不是在转基因的科学本身，而是让公众对这一重大的问题和它背后的利益纠葛有个了解。”
这篇发表于2004年12月、名为《转基因稻米与13亿人主粮利益悬疑》的文章，也让很多从事转基因作物研究的科学家感到不满。“这篇文章让中国的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延误了很多年。”一位科学家私下里说。
文章发表的日期，正值国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刚刚结束它的年会（后来改成一年两次），据当时传出的小道消息，这次会议对转基因水稻的评估得出了积极的结论，很可能会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
然而，刘鉴强这篇被广泛转载的报道，直指推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背后的科学家或者是专利拥有人，会与大型农业种子公司合作，可能会从中受益。文章被很多人解读为科学家的私利驱使着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进程。
被文章披露的科学家们后来都在各种场合进行了澄清，而此后，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似乎被搁置。
这篇文章仅仅是反对转基因的诸多活动中的一个。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前所长黄大昉无奈地说：“每年一到（转基因）安委会开会的时候，绿色和平这些环保组织一定会搞一些活动（反对转基因）。”
2005年绿色和平发现湖北尚处于试验中的转基因稻米的外流，2006年鉴别出中国市场上的婴儿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2007年发现美国转基因大米LL601非法进口到中国。
刘鉴强透露，《转基因稻米与13亿人主粮利益悬疑》这篇文章就是绿色和平的人主动找到他，给他独家爆料的。
“我当时对转基因的科学和安全性问题一头雾水，但是了解了情况后，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跟进的重大题材。”刘鉴强告诉本刊记者。
曾经在绿色和平工作过的德国伯尔基金会媒体传播专家周梅月坦陈，绿色和平由媒体人士起家，也最懂得媒体的需求。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材料与媒体经常沟通。“但是，媒体报道之后引起的公众反响，就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了。”
面对环保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攻势，科学家方面似乎显得很被动。“我们不愿意与他们接触，”黄大昉说。这位全国政协委员同时也认为将赞成和反对转基因的两个阵营放到一起进行公开对话和辩论的条件并不成熟。
像很多科学家一样，黄大昉的顾虑之一就是转基因问题涉及到复杂的科学，难以向公众解释。“那么多研究都表明，转基因对人体都是安全的，但是那些环境方面的人士偏偏让我们找出不安全的地方，这可怎么对话？”
周梅月则不认可这种说法。她说，绿色和平等环保组织并不是专挑科学上的错误。关键是科学上不能保证转基因百分之百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需要谨慎地对待。
刘鉴强也同样说，他没有妖魔化科学家，在他的文章中，对科学家进行了大量采访，也大量引述了他们的观点。
在此前的一次交谈中，中科院一位从事转基因水稻研究的科学家还提到，不是不愿意与媒体交流，但是在很多场合，媒体们是接受了环保组织提前的灌输有备而来，采访中会仅仅挑选那些对他们有利的话。
周梅月也承认，绿色和平的长项并不在科学。但她说，“科学并不是一个社会唯一的声音，也要表达其他各方面的意见。”
新华社资深科学记者熊蕾在谈到转基因的传播问题时说，原来的媒体报道对科研成就充满了赞美之词，信息不对称。像刘鉴强那样一下子拿出那么多公众不知道的可能是科学的负面内容，“当然能一下子引起大家的关注”。
“科学家不能不接触（环保人士和媒体），越不接触越让人觉得不对劲。”熊蕾说。
多年来的“教训”似乎让转基因的科学家们最终要学习传播的手段了。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透露，在国家刚刚批准的转基因育种重大专项中，包含了很大的公众宣传教育的内容，争取要给公众一个有关转基因的全面、公正的信息。
科学并不是一个社会唯一的声音，也要表达其他各方面的意见。
谈起自己当年的文章，能感觉到远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园中的原《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很兴奋。“我的关注点并不是在转基因的科学本身，而是让公众对这一重大的问题和它背后的利益纠葛有个了解。”
这篇发表于2004年12月、名为《转基因稻米与13亿人主粮利益悬疑》的文章，也让很多从事转基因作物研究的科学家感到不满。“这篇文章让中国的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延误了很多年。”一位科学家私下里说。
文章发表的日期，正值国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刚刚结束它的年会（后来改成一年两次），据当时传出的小道消息，这次会议对转基因水稻的评估得出了积极的结论，很可能会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
然而，刘鉴强这篇被广泛转载的报道，直指推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背后的科学家或者是专利拥有人，会与大型农业种子公司合作，可能会从中受益。文章被很多人解读为科学家的私利驱使着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进程。
被文章披露的科学家们后来都在各种场合进行了澄清，而此后，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似乎被搁置。
这篇文章仅仅是反对转基因的诸多活动中的一个。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前所长黄大昉无奈地说：“每年一到（转基因）安委会开会的时候，绿色和平这些环保组织一定会搞一些活动（反对转基因）。”
2005年绿色和平发现湖北尚处于试验中的转基因稻米的外流，2006年鉴别出中国市场上的婴儿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2007年发现美国转基因大米LL601非法进口到中国。
刘鉴强透露，《转基因稻米与13亿人主粮利益悬疑》这篇文章就是绿色和平的人主动找到他，给他独家爆料的。
“我当时对转基因的科学和安全性问题一头雾水，但是了解了情况后，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跟进的重大题材。”刘鉴强告诉本刊记者。
曾经在绿色和平工作过的德国伯尔基金会媒体传播专家周梅月坦陈，绿色和平由媒体人士起家，也最懂得媒体的需求。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材料与媒体经常沟通。“但是，媒体报道之后引起的公众反响，就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了。”
面对环保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攻势，科学家方面似乎显得很被动。“我们不愿意与他们接触，”黄大昉说。这位全国政协委员同时也认为将赞成和反对转基因的两个阵营放到一起进行公开对话和辩论的条件并不成熟。
像很多科学家一样，黄大昉的顾虑之一就是转基因问题涉及到复杂的科学，难以向公众解释。“那么多研究都表明，转基因对人体都是安全的，但是那些环境方面的人士偏偏让我们找出不安全的地方，这可怎么对话？”
周梅月则不认可这种说法。她说，绿色和平等环保组织并不是专挑科学上的错误。关键是科学上不能保证转基因百分之百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需要谨慎地对待。
刘鉴强也同样说，他没有妖魔化科学家，在他的文章中，对科学家进行了大量采访，也大量引述了他们的观点。
在此前的一次交谈中，中科院一位从事转基因水稻研究的科学家还提到，不是不愿意与媒体交流，但是在很多场合，媒体们是接受了环保组织提前的灌输有备而来，采访中会仅仅挑选那些对他们有利的话。
周梅月也承认，绿色和平的长项并不在科学。但她说，“科学并不是一个社会唯一的声音，也要表达其他各方面的意见。”
新华社资深科学记者熊蕾在谈到转基因的传播问题时说，原来的媒体报道对科研成就充满了赞美之词，信息不对称。像刘鉴强那样一下子拿出那么多公众不知道的可能是科学的负面内容，“当然能一下子引起大家的关注”。
“科学家不能不接触（环保人士和媒体），越不接触越让人觉得不对劲。”熊蕾说。
多年来的“教训”似乎让转基因的科学家们最终要学习传播的手段了。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透露，在国家刚刚批准的转基因育种重大专项中，包含了很大的公众宣传教育的内容，争取要给公众一个有关转基因的全面、公正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