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价“过山车”谁来掌控 政府？市场？
生猪自古以来一直都是我国最大的肉类消费品，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在许多农区仍为广大农民
生猪自古以来一直都是我国最大的肉类消费品，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在许多农区仍为广大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生猪生产本身所具有的低门槛、不易储存、生猪补栏刚性滞后等固有特性，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生猪生产行业的周期性波动。
尤其是2006年以来受突发病疫及金融危机等外在因素影响，生猪出栏价格及猪肉价格经常呈现出暴涨暴跌的“过山车”行情。根据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2006年在湖南、湖北、四川、河南、山东5个主产省，生猪出栏平均价格在1—5月份跌幅近24％，而5—12月间涨幅又近65％，全年振幅巨大。中国肉类协会数据显示，全国生猪平均价格在2006年5月、6月跌至谷底，经过2个波段的陡增，至2008年4月一举攀上17元/公斤的历史最高峰，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主要消费地区甚至冲上20元/公斤高位。但自2008年5月以来，市场行情风云突变，全国生猪价格开始集体“跳水”，特别是9月和10月，生猪出栏价格环比下跌幅度分别为9.8％和8.5％。
虽然在2008年年底到2009年春节期间，由于传统季节因素，生猪价格曾出现一定程度的短暂反弹，但随着季节性因素的弱化，再加上4月份H1N1流感疫情的发生，猪价继续跳水。至5月初，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一颗白菜价格等于一斤肉价的极端行情。于是，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发改委于6月13日启动了国产冻猪肉的收储工作，才暂时让猪价止跌回升。
由此看来，目前我国生猪现货市场已深陷“蛛网定理”的怪圈之中：猪肉价格上涨时，企业与农户养猪热情高涨，生猪存栏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供大于求，猪肉价格下降，面对亏本养殖农户不得不挥泪斩母猪，生猪存栏量大幅下降；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因生猪量减少，供不应求，生猪价格逐步回升，企业与农户又开始预留母猪，进入下一个周期轮回。
二、政府掌控：事倍功半？
鉴于生猪产业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农民收入、保证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各级政府长期以来一直以维持生猪市场稳定为己任，积极调控生猪市场。例如，面对2006年—2007年生猪与猪肉价格的快速上涨，国务院于2007年7月30日出台了《关于加快生猪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等一系列鼓励、扶持生猪产业发展的政策，包括能繁母猪补贴、生猪良种补贴、标准化规模养殖补贴、养猪政策性保险、养殖信贷支持等。
然而，直接的政府干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猪市场的市场风险，跳出周期性循环的怪圈，其突出弊端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支出压力巨大
2007年6月18日财政部下发了《财政部关于应对猪肉价格上涨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规定国家财政依据参保能繁母猪数量，对饲养者给予直接补贴。每头能繁母猪补助50元，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补助60％，地方财政负担40％；东部地区的补贴资金全部由地方财政负担。截至2007年年底，我国财政支出146亿支持生猪产业发展，其中能繁母猪补贴和保险制度以及生猪良种补贴，年内财政共支出48.48亿，包括中央财政24.4亿。此外，中央财政加大对完善疫病防疫体系的财政支持力度，对列入国家一类动物疫病和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实行免费强制免疫政策，对因防疫需要组织扑杀的生猪给予补助。单这两项政策2007年财政支出就达19.2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10.47亿元。同时，中央财政还安排15亿元奖励资金，对253个生猪调出大县予以奖励，2008年进一步扩大至332个生猪调出大县，安排资金达21亿元。尽管中央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差额补贴，但巨额的财政支出给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仍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2．财政补贴效果不佳
目前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科技部等部委从上至下都有促进包括生猪产业在内的农业产业化扶持资金，而部门之间相互割裂形成的项目重复建设时有发生，有些亟需扶持的企业却得不到帮助。同时能繁母猪财政补贴程序比较冗杂，要求县、乡、村三级多个部门配合，做到“逐乡、逐村、逐户、逐头”，需要“见猪、见人、见标”。母猪核查结束后，需要将清册报送财政局，财政局转到财政所，财政所再转到信用社，信用社要求所有养殖户提供身份证号码后再逐户填写发放存款折。由于乡村工作人员工作负担较重，常常导致生猪补贴发放不到位。此外，由于补贴水平相对养猪成本而言较低，通常情况下养猪户并不会因为有补贴而去养猪，大多是在市场价格高涨时，追逐价格带来的收益而存栏养猪。财政补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规模化养殖场面对暴跌时的市场风险，但生猪养殖散户对此激励措施并不是特别敏感。因此，生猪财政补贴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起到“输血”的作用，并不能产生“造血”之功效，远非振兴生猪行业的长效之计。
3．生猪保险有心无力
根据中国保监会2007年8月1日下发的《关于建立生猪保险体系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紧急通知》相关规定，目前生猪保险主要为生猪养殖户在从事生猪养殖过程中，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一定的保障，而能繁母猪面对的巨大市场风险并不属于投保范围。假如养殖户养猪过多，市场上生猪价格下跌，能繁母猪价值大幅缩水，但只要这头母猪健健康康的，保险公司并不用承担任何保险责任。对养殖户而言，如果母猪活着的市场价值低于蓝耳病等病疫死亡的保险价值，就可能会直接导致道德风险。同时，由于农村地区广大，农民居住分散，保险公司很难深入了解投保标的风险状况，再加上农业生产中不确定因素非常多，造成保险公司对道德风险的管控力度大大降低。由于保险公司在对保险标的的资料掌控、环节监控、防疫情况、死因查证等方面处于弱势，使得保险公司与养殖户就保险标的相关必要信息的掌握严重不对称，保险公司也并没有很大的动力去推行生猪保险。
2008年以来，随着空前强大的政策扶持效力逐渐释放以及高猪价带来的可观获利，大量的农民和企业被吸引加入养猪行业，原来的养殖企业和散养户也扩大规模，致使生猪存栏量迅速攀升。据农业部统计，2008年上半年，全国生猪出栏2.88亿头，同比增长2.1％，生猪存栏4.71亿头，同比增长9.4％，其中能繁母猪存栏5175万头，同比增长22.5％，能繁母猪占存栏猪的比例已达11％，远超过7％—8％的稳定发展水平。再加之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爆发，经济环境大变，国内生猪需求急剧下降，供过于求的突出矛盾直接导致生猪价格自2008年5月份开始持续跳水。
尤其是2006年以来受突发病疫及金融危机等外在因素影响，生猪出栏价格及猪肉价格经常呈现出暴涨暴跌的“过山车”行情。根据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2006年在湖南、湖北、四川、河南、山东5个主产省，生猪出栏平均价格在1—5月份跌幅近24％，而5—12月间涨幅又近65％，全年振幅巨大。中国肉类协会数据显示，全国生猪平均价格在2006年5月、6月跌至谷底，经过2个波段的陡增，至2008年4月一举攀上17元/公斤的历史最高峰，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主要消费地区甚至冲上20元/公斤高位。但自2008年5月以来，市场行情风云突变，全国生猪价格开始集体“跳水”，特别是9月和10月，生猪出栏价格环比下跌幅度分别为9.8％和8.5％。
虽然在2008年年底到2009年春节期间，由于传统季节因素，生猪价格曾出现一定程度的短暂反弹，但随着季节性因素的弱化，再加上4月份H1N1流感疫情的发生，猪价继续跳水。至5月初，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一颗白菜价格等于一斤肉价的极端行情。于是，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发改委于6月13日启动了国产冻猪肉的收储工作，才暂时让猪价止跌回升。
由此看来，目前我国生猪现货市场已深陷“蛛网定理”的怪圈之中：猪肉价格上涨时，企业与农户养猪热情高涨，生猪存栏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供大于求，猪肉价格下降，面对亏本养殖农户不得不挥泪斩母猪，生猪存栏量大幅下降；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因生猪量减少，供不应求，生猪价格逐步回升，企业与农户又开始预留母猪，进入下一个周期轮回。
二、政府掌控：事倍功半？
鉴于生猪产业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农民收入、保证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各级政府长期以来一直以维持生猪市场稳定为己任，积极调控生猪市场。例如，面对2006年—2007年生猪与猪肉价格的快速上涨，国务院于2007年7月30日出台了《关于加快生猪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等一系列鼓励、扶持生猪产业发展的政策，包括能繁母猪补贴、生猪良种补贴、标准化规模养殖补贴、养猪政策性保险、养殖信贷支持等。
然而，直接的政府干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猪市场的市场风险，跳出周期性循环的怪圈，其突出弊端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支出压力巨大
2007年6月18日财政部下发了《财政部关于应对猪肉价格上涨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规定国家财政依据参保能繁母猪数量，对饲养者给予直接补贴。每头能繁母猪补助50元，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补助60％，地方财政负担40％；东部地区的补贴资金全部由地方财政负担。截至2007年年底，我国财政支出146亿支持生猪产业发展，其中能繁母猪补贴和保险制度以及生猪良种补贴，年内财政共支出48.48亿，包括中央财政24.4亿。此外，中央财政加大对完善疫病防疫体系的财政支持力度，对列入国家一类动物疫病和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实行免费强制免疫政策，对因防疫需要组织扑杀的生猪给予补助。单这两项政策2007年财政支出就达19.2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10.47亿元。同时，中央财政还安排15亿元奖励资金，对253个生猪调出大县予以奖励，2008年进一步扩大至332个生猪调出大县，安排资金达21亿元。尽管中央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差额补贴，但巨额的财政支出给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仍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2．财政补贴效果不佳
目前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科技部等部委从上至下都有促进包括生猪产业在内的农业产业化扶持资金，而部门之间相互割裂形成的项目重复建设时有发生，有些亟需扶持的企业却得不到帮助。同时能繁母猪财政补贴程序比较冗杂，要求县、乡、村三级多个部门配合，做到“逐乡、逐村、逐户、逐头”，需要“见猪、见人、见标”。母猪核查结束后，需要将清册报送财政局，财政局转到财政所，财政所再转到信用社，信用社要求所有养殖户提供身份证号码后再逐户填写发放存款折。由于乡村工作人员工作负担较重，常常导致生猪补贴发放不到位。此外，由于补贴水平相对养猪成本而言较低，通常情况下养猪户并不会因为有补贴而去养猪，大多是在市场价格高涨时，追逐价格带来的收益而存栏养猪。财政补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规模化养殖场面对暴跌时的市场风险，但生猪养殖散户对此激励措施并不是特别敏感。因此，生猪财政补贴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起到“输血”的作用，并不能产生“造血”之功效，远非振兴生猪行业的长效之计。
3．生猪保险有心无力
根据中国保监会2007年8月1日下发的《关于建立生猪保险体系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紧急通知》相关规定，目前生猪保险主要为生猪养殖户在从事生猪养殖过程中，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一定的保障，而能繁母猪面对的巨大市场风险并不属于投保范围。假如养殖户养猪过多，市场上生猪价格下跌，能繁母猪价值大幅缩水，但只要这头母猪健健康康的，保险公司并不用承担任何保险责任。对养殖户而言，如果母猪活着的市场价值低于蓝耳病等病疫死亡的保险价值，就可能会直接导致道德风险。同时，由于农村地区广大，农民居住分散，保险公司很难深入了解投保标的风险状况，再加上农业生产中不确定因素非常多，造成保险公司对道德风险的管控力度大大降低。由于保险公司在对保险标的的资料掌控、环节监控、防疫情况、死因查证等方面处于弱势，使得保险公司与养殖户就保险标的相关必要信息的掌握严重不对称，保险公司也并没有很大的动力去推行生猪保险。
2008年以来，随着空前强大的政策扶持效力逐渐释放以及高猪价带来的可观获利，大量的农民和企业被吸引加入养猪行业，原来的养殖企业和散养户也扩大规模，致使生猪存栏量迅速攀升。据农业部统计，2008年上半年，全国生猪出栏2.88亿头，同比增长2.1％，生猪存栏4.71亿头，同比增长9.4％，其中能繁母猪存栏5175万头，同比增长22.5％，能繁母猪占存栏猪的比例已达11％，远超过7％—8％的稳定发展水平。再加之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爆发，经济环境大变，国内生猪需求急剧下降，供过于求的突出矛盾直接导致生猪价格自2008年5月份开始持续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