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与葡萄酒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在中国古代，葡萄一度又有“葡桃”、“蒲桃”、“蒲陶”、“蒲萄”等称谓，葡萄酒则被称为“蒲陶酒”。在古代汉语中，“葡萄”有时指得其实就是“葡萄酒”。汉语中的“葡萄”一词来源于明代李时珍的药学著作《本草纲目》：“葡萄，《汉书》作蒲桃，可造酒，人酺饮之，则醄然而醉，故有是名”。根据这番解释，葡萄酿造的美酒让人饮后醄然而醉，故有是名。其实，葡萄一称很可能为希腊文 batrus或伊兰语 budawa的译音。司马相如在《子虚赋》就已提到:“樱桃蒲陶……列于北园。” 司马迁的《史记》对葡萄和葡萄酒做了详细的记载。其云：“(大宛)左右以蒲陶(即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 张骞凿空西域，大宛的葡萄品种和葡萄酒酿造工艺引入汉朝。汉武帝非常喜爱欣赏张骞带回来的葡萄与葡萄酒酿酒技术，在“离宫别观(馆)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 从汉使在大宛看到葡萄酒酿造沛然成风的情景来看，西域地区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酒应该早已有之并且相当成熟了。近代考古挖掘史料也从侧面证实了在西汉时期的西域地区，以龟兹、且末、伊吾、于田、焉耆等为中心的地区都盛产葡萄和葡萄酒，而且当时以上地区种植的规模和面积都很大。欧亚种葡萄自西域引入后，先至长安，其后又传到中国的华北、华东、江南等地区。
司马彪的《续汉书》又记载，我国的西北地区自三国时期开始酿造葡萄酒。西北地区葡萄酿酒比较早，这可能是因为其在地理上距离西域比较近，来往较为便利，西域的葡萄与葡萄酒文化首先传播到这里。当时中原地区也已经有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魏文帝曹丕对葡萄和葡萄酒有一个高度的评价：“且说葡萄，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捐，脆而不醉，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莱，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 在曹丕身体力行带动下，洛阳的葡萄种植发展很快。到了南北朝时期，葡萄在洛阳已经成为随处可见的普通景物了。杨衒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一书中记载，洛阳白马寺佛塔前的葡萄生长的特别茂盛，“枝叶繁衍，子实甚大，奈林实重七斤。葡萄实伟于枣，味并殊美，冠于中京” 。
虽说自汉武帝时起西域葡萄与葡萄酒就输入到中原，广为人们所喜爱，但由于中原王朝统治者“以粮为本”和“重农轻商”的治国策略，导致中原地区本土的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酿酒业的发展速度缓慢。而来自于西域的葡萄酒，由于当时简陋的交通运输条件，从遥远的西域地区运输到长安等地困难重重，价格非常昂贵，只有贵族才有可能享用。《续汉书》中记载汉灵帝时孟佗用一斛葡萄酒贿赂大宦官张让，竟得以被任命为凉州刺史的要职。北魏时，如果宫中的人有幸被赐给一点葡萄，“转响亲戚，以为奇珍，得者不敢辄食，乃历数家” 。北齐时期的大臣李元忠，向当时的皇帝世宗供奉了一盘葡萄，世宗非常高兴，并以百练缣作为答谢，并附信褒奖说：“仪同位亚台铉，识怀贞素，出藩入侍，备经要重。-------忽辱蒲桃，良深佩带。聊用绢百匹，以酬清德也。” 。中原地区屡屡遭受的兵燹之灾对当地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酒酿造业也往往会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新唐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经过隋朝末年多年战乱，葡萄已经成为罕见的珍稀水果了，唐初唐高祖李渊宴请群臣，果品中有葡萄在列，侍中陈叔达拿着葡萄却不舍得吃，李渊问其情由，陈叔达回答说：“臣母病渴，求不能致，愿归奉之。” 陈叔达位高爵显，生病的母亲想吃葡萄时都无法可想，平民百姓自然更是无此口福了。这些历史记载真实的反映了当时葡萄与葡萄酒的珍稀名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唐朝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原地区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酿酒业的发展历程艰难坎坷，一直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初步发展阶段。
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繁荣的时期，也是葡萄与葡萄酒在中原地区快速发展的兴盛时期。贞观十四年 (640年)，唐朝大将侯君集率领大军平定了长期以来对唐朝阳奉阴违的高昌王国，使得西域和中原地区的交通再度畅通起来，双方政治文化及经济贸易交流日益频繁。高昌种植葡萄历史悠久，南北朝时就曾经向梁朝进贡。 高昌的马乳葡萄鲜美可口，酿酒也味道醇厚。当侯君集征伐高昌得胜回来，并把这种高昌马乳葡萄带回都城，唐太宗不但把它种植在御苑里，还亲自参与酿酒，并赐给群臣。此事在《太平御览》卷844中有详细地说明，唐太宗“及破高昌，收马乳葡萄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上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醒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关于内地如何学习西域地区的葡萄酒酿造技术来酿制葡萄酒及其效果的记载，这还是第一次见诸史书。唐太宗善于学习和改进西域的葡萄酒酿造技术，竟产出八种具有不同风味的葡萄酒，让人们赞叹不已。
在唐太宗的大力提倡下，西域地区的马乳葡萄品种和酿酒工艺引人到中原，推动了内地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工艺的发展。葡萄和葡萄酒也常常成为文人雅士吟咏的对象，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色泽殷红如鲜血的葡萄美酒和戍边将士慷慨悲壮的豪情交相辉映，成就了一代之绝唱。号称“斗酒诗百篇”的大诗人李白对葡萄酒亦情有独钟，甚至在《襄阳歌》中幻想：“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江鸭头绿，恰以蒲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根据对相关史书和诗文的考证，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时中原地区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分布区域等情况。
长安是唐朝重要的葡萄酒酿造产地之一。据柳宗元《龙城录》言，唐太宗时名臣魏徴善于治酒：“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醽淥、翠涛，常以大金罌内贮盛十年，饮不歇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尝有诗赐公，称：醽淥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公此酒本学酿于西胡人，岂非得大宛之法?” 长安临近地区无疑深受其影响。雍州始平县从汉代就开始酿造葡萄酒，至唐代有了很大发展。诗人乔知之在《倡女行》中描述：“石榴酒，葡萄浆，兰桂芳，茱萸香” ，由此可以推测乔知之生活的同州冯翊县也是葡萄酒产地之一。
河东地区出产的葡萄酒名气更大。这一地区的乾和酒足以跻身当时的名酒之列。《唐国史补》中评价：“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葡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 乾和葡萄酒因而成为太原府进贡的珍品。 刘禹锡作《蒲桃歌》道：“野田生葡萄，缠绕一枝高。-------有客汾阴至，临堂瞪双目。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 诗人王绩嗜酒如命，时人称之“斗酒学士”，其在《过酒家》诗中吟诵：“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王绩一生大多时间生活在故乡绛州龙门县，可以推断河东的绛州也出产优质葡萄酒。
唐朝东都洛阳也是葡萄酒的重要产地。洛阳葡萄酒的酿造历史比较早，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曾对葡萄和葡萄酒大加褒扬，推动了洛阳葡萄种植和葡萄酒业的发展。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南北朝时长安、洛阳、邺城三地都普遍地栽种葡萄。延至唐代，洛阳种植的葡萄仍然十分有名。这一点可以从韩愈咏赞洛阳葡萄的诗篇中得到明证，他在《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中描述：“柿红蒲萄紫，肴里相扶檠。”
唐代出名的葡萄酒产地还有江南道的金陵。李白在《对酒》诗中吟咏：“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 他又在《金陵酒肆留别》一诗中写道：“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 这两首诗描绘了金陵的葡萄酒和侍酒美女，道尽了江南的旖旎风情。山南道的郢州和荆州也生产葡萄和葡萄酒。刘复的《春游曲 》描述了郢州葡萄酒：“细酌蒲桃酒，娇歌玉树花”。 寓居荆州的韩愈在《题张十一旅舍三咏》之《葡萄》篇中劝告主人对院中栽种的葡萄善加培育，“新茎未遍半犹枯，高架支离倒复扶。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辞添竹引龙须。”
王赛时先生认为，由于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经济高度繁荣发展的时期，其疆域已经包含当时的整个西域地区，当时的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非常紧密，而且自西汉时期以来的丝绸之路更加通畅，西域的各种葡萄优质品种和西域的先进葡萄酒酿造技术传入内地，同时来自西域地区的商人也遍及中原地区，其喜食葡萄和畅饮葡萄酒的习惯也影响和感染了中原地区居民，在隋唐时期，因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中原地区的居民也到西域地区经商，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原地区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发展 。唐代内地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分布区域主要在陇右地区，长安地区，河东地区，洛阳地区，江南道，山南道等地。当然，唐代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产地远不止上面所说的这些地方，陈习刚研究员也对唐朝葡萄种植的区域进行多次考证，也认为葡萄在唐朝的种植区域已经非常广泛，遍及唐朝的许多州县，“唐十道中种葡萄的达九道，只有岭南道未见葡萄种植的记载” ，以上列出的只不过是我们目前可以从文献资料中加以查证的部分产地。
从唐代以后到元朝建立之前是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中国一直处于类似南北朝对峙的分裂局面，这种局面对中原地区的葡萄栽培和葡萄酿酒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总体上来说，中原地区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业还是有一定的发展，在南方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北方仍然是主要的葡萄和葡萄酒产地。
唐代盛产葡萄和葡萄酒的河东地区，这一时期继续保持了葡萄主要产区的地位，但是葡萄酒酿造在部分地方有所萎缩。在宋代文人墨客的诗文中，对河东地区葡萄和葡萄酒有大量反映。赵鼎臣说：“并州苦寒，夏多雹、秋早霜，风土麄恶，饮食俭陋，大都不逮河朔者十七八。惟酒极醇酽，果实蒲萄之美，冠于四方。”据《旧五代史》载：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正月诏罢土贡，其中有晋州(山西临汾)和绛州(山西新绛)的葡萄 。既然晋州、绛州的葡萄能被作为贡品入献，则其质量无疑是上乘的，产量估计也很可观。解州安邑县也有葡萄栽培，只是可惜其酿造葡萄酒的技术已经失传。元好问的《葡萄酒赋并序》对这件事有明确记载：“吾安邑多葡萄而人不知有酿酒法”。 太原府在唐代曾经向朝廷进贡葡萄酒，在宋金时期其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仍然天下闻名。吴垌在《五总志》中称：“葡萄酒自古称奇，本朝平河东，其酿法始入中都”，“余昔在太原，尝饮此酝”，对太原葡萄酒赞不绝口。《证类本草》云：“(葡萄)今河东及近京州郡皆有之”，“今太原尚作此酒，或寄至都下，犹作葡萄香”。 司马光在《送裴中舎士杰赴太原幕府》中描述“山寒太行晓，水碧晋祠春。斋酿蒲萄熟，飞觞不厌频。” 黄庭坚诗云：“虎头妙墨能频寄，马乳蒲萄不待求。上党地寒应强饮，两河民病要分忧”。 苏轼在《谢张太原送蒲桃》中云：“惟有太原张县令，年年专遣送蒲桃”。 《清异录》载：“河东葡萄有极大者，惟土人得啖之，其至京师者-百二子、紫粉头而已”。从忽思慧《饮膳正要·米谷品》可以推断出平阳(山西临汾)也有葡萄栽培。
河南和河北地区的葡萄栽培及种植规模在以前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发展。西京河南府、东京开封府和沧州等地都种植葡萄。河北地区的情况，梅尧臣在《范景仁席中赋葡萄》中描述：“朱盘何累累，紫乳封霜厚。今为马谷繁，昔酿梁州酒。” 马谷即在沧州无棣县境内。由于东京开封府京师的特殊地位，其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业发展迅猛，在文献中也多有体现。据宋祁记载，开封的官府衙门就有栽种葡萄的，如右史院裴回堂除有蒲桃一本。 士大夫们更热衷于在私家园林中种植葡萄。苏辙在《赋园中所有十首》中对开封南园的葡萄作了具体描述。梅尧臣诗云：“南庭蒲萄架，万乳累将石追”。 “邻家蒲萄未结子，引蔓垂过高墙巅”。 苏轼在《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之二曰：“蒲萄虽满架，倒不胜任”。 邓之城在《东京梦华录注》中记载：“中秋节前-------孛萄，弄色枨橘，皆新上市”;在干果子中有“回马孛桃”。
靖康元年(1126年)，韩驹新酿葡萄酒，即兴赋诗一首云：“葡萄酒用春江水，压倒云安麴米春”。是时韩驹负责镇守两淮路黄州，从而证实了黄州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从《癸辛杂识》记载“施宿字武子-------宿晚为淮东仓曹，时有故旧在言路，因书遗以番葡萄。归院相会，出以荐酒，有问，知所自，憾其不已致也”，可以推测扬州亦有葡萄种植。
江南是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葡萄和葡萄酒发展进步最为显著的地区。据陈习刚研究员考证，南宋时期江南栽培葡萄已经很常见。除了金陵早在唐代已经有葡萄栽培，常州和苏州也都栽培了水晶葡萄和马乳葡萄。湖州不仅种植马乳葡萄，还以出产野生葡萄闻名。京师临安府条件得天独厚，栽培了水晶和玛瑙两种葡萄。绍兴既有蘡薁等野生葡萄品种，又广泛种植玛瑙葡萄和浆水葡萄，并且能够酿造葡萄酒。台州出产绿葡萄和紫葡萄，仙居种植有质优味美的水晶葡萄。福州也有葡萄种植。 从《景定建康志》、《咸淳毗陵志》、《嘉泰吴兴志》、《琴川志》、《澉水志》、《咸淳临安志》、《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志》、《嘉定赤诚志》、《淳熙三山志》等地方史志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南方各地栽培葡萄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北方人民为避战火南迁带来的结果。临安府作为南宋都城，商业尤为发达，葡萄种植也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向。《咸淳临安志》云：(蒲萄)“有黄紫二色，紫者稍晚，黄者名珠子御爱，其圆大透明者名玛瑙“。《梦梁录》云：“葡萄，黄而莹白者名珠子，又名水晶，最甜，紫而玛瑙色者稍晚”，又载：(杭城食店)“又有托盘担架至酒肆中，歌叫买卖者”，其中就有木孛桃、新胡桃及干果子番葡萄等。
西南地区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也有了发展。据宋人朱弁《曲淆旧闻》记载，当时梓州路渠州(四川渠县)的葡萄酒已经名闻遐迩。张能臣在《酒名记》中对此亦有所记录。宋祁在《益部方物略记》记述:“西南所宜柔蔓纷衍，缥穗绿实，其甘可荐，右绿蒲萄。北方蒲萄熟则色紫，今此色正绿云。”说明成都府出产绿葡萄。
除了以上列举的葡萄和葡萄酒产地，还有许多唐代曾经盛产葡萄和葡萄酒的地方，虽然没有确凿的文献资料证明这一时期该地情况依然如此，但也没有相反的证据否认存在着这种可能性。葡萄栽培和葡萄酿酒地域的扩展，是与这一时期葡萄栽培和酿酒技术的进步分不开的。经过劳动人民的反复试验摸索，棚架栽培、扦插和嫁接繁殖、埋蔓防冻过冬等技术普遍应用和推广开来，葡萄自然发酵、葡萄汁加曲酿造、干葡萄与谷物混合加曲酿造等酿造方法都已为人所知，还出现了酿造蒸馏葡萄酒的方法。随着葡萄和葡萄酒产量的增加，其作为商品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也日益显著。
元朝统治中原地区的历史比较短暂，但却是我国古代葡萄与葡萄酿酒业在中原地区发展的鼎盛时期。元朝诗人周权形象的描述葡萄酒制作:“翠红夭矫飞不去，颌下明珠脱寒露。累累千斛昼夜春，列坛满浸秋泉红。数霄酝月清光转，一腴芳髓蒸霞暖。酒成快泻宫壶春，春风吹动玻璃光。甘逾瑞露浓欺乳，曲生风味难通谱。纵教典切肃双裘，不将一斗博凉州。”
元朝统治者十分喜爱葡萄酒，例如忽必烈就在宫城中建造了葡萄酒室。为了保证宫廷和官府葡萄酒的供应和质量，他们不但向西域地区索取大量的葡萄酒，还大力提倡在内地推广葡萄种植，在大都、山西太原、南京等地设立官方葡萄园，并在诸处开坊酿造葡萄酒。尚衍斌指出“太原、平阳一带盛产葡萄，制酒入贡，另外，大都附近、霄州、内蒙古的宣宁、南京、扬州，以及镇江、苏州等江南地区也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 元朝统治者对葡萄与葡萄酒的扶持不仅仅出于个人的好恶，也和他们认为葡萄酒不消耗粮食的观点有关。因此，元朝政府对葡萄酒不设酒禁，允许民间家酿葡萄酒，而且不对家酿葡萄酒征税。元大都坊间的酿酒户有的家资巨万，酿造葡萄酒多达百瓮。这极大地促进了元代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酿酒业的发展，使之不再是专门供王公贵族们享用的奢侈品，平民百姓也有了品尝葡萄美酒的机会。生活清贫到靠骑驴卖纱过活的何失都能做到“我瓮酒初熟，葡萄涨玻璃”，自酿葡萄酒招待老友。
虽然明朝统治者不像元朝统治者那么热衷于葡萄和葡萄酒，但总体上明代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酒业还是保持了平稳的发展状态，葡萄种类、种植区域和葡萄酒产量与前代相比也在不断增加。明朝所管辖的以南北直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都有葡萄种植，也可以在当时的市场上见到葡萄酒的踪迹。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说道: “(葡萄)生陇西、五原、敦煌山谷，今河东及江北皆有之，而平阳尤盛”。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录了草龙珠葡萄，加上马乳葡萄等品种，明代栽种的葡萄品种繁多，“水晶葡萄，晕色带白，如着粉，形大而长，味甘。紫葡萄，黑色，有大小两种，酸甜两味。绿葡萄，出蜀中，熟时色绿。至若西番之绿葡萄，名兔睛，味胜糖蜜，无核则异品也。琐琐葡萄，出西番，实小如胡椒，… …云南大如枣，味尤长。” 可以说，元明时期葡萄与葡萄酒已经普及到了全国各地，葡萄已经不再是一种异域珍果，而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一种普通水果了。
尽管如此，南方葡萄的种植规模和范围相对中原地区来说，相对较小，西域的地理气候特征与中原地区相似。当时大规模种植的葡萄品种来自西域地区，更适合在我国的中原地区种植，因而当时的中原地区，葡萄的种植规模相对较大。唐宋时期山西太原、平阳地区就已经成为葡萄种植的重要基地，到了元明时期，这里的葡萄和葡萄酒更是久负盛名。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初年“太原岁进蒲萄酒”。 太谷县是太原府主要的葡萄产地之一，“出葡萄，味甚羡” 。高启在《太谷蒲桃酒诗》中描绘:“赤霞流髓浓无声，初疑豹血淋银罂。”
明代以降，顺天府及北直隶都种植有水晶葡萄和马乳葡萄等品种。李渔在《燕京葡萄赋》中赞美北京地区出产的高品质葡萄， “葡萄无他长，只以不酸为贵。酸而带涩，不值半文钱矣。燕地所产，非止不酸不涩，且肥而多肉，值得一吞。吞后余甘，尚恋齿颊。” 但据《旧京遗事》记载: “葡萄、石榴皆人家篱落间物，但不能遍植山谷” ，《菽园杂记》亦指出: “盖京师种葡萄者，冬则盘曲其干而庇覆之，春则发其庇而引之架上，故云。然此盖或种于庭，或种于园，所种不多，故为之屈伸如此。若山西及甘、凉等处深山大谷中，遍地皆是，谁复屈之伸之。” 由此可知明代北京地区的葡萄种植规模仍然是有限的。
在清朝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原地区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酒业基本持续着元明时期的局面。清末民初，我国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转折。1892年，南洋华侨巨富张弼士在气候和土壤等条件适宜种植高品质葡萄的烟台创办了张裕酿酒公司，并从意大利、法国引进了世界著名的葡萄酒酿造品种，几经挫折终于栽培成功。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采用了当时欧洲先进的酿酒技术，生产的葡萄酒品质优良，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中国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酒业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综上所述，早在汉代西域地区的葡萄与酿造葡萄酒技术就开始向中原地区传播，但由于饱经战乱、统治者重农抑商等各种原因，其发展过程一直缓慢而起伏不定。中原地区的葡萄栽培以及葡萄酒酿造产业从起步到繁荣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从异域奇珍到进入寻常百姓家，其间既经历过飞跃式的进步，也遭遇过低潮和没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元明时期才有所改变，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得以结束，中西的交通和交流更加畅通，特别是元代西域色目人内迁到中原地区定居生活，使中原地区的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酒技术得到迅速普及和提高。葡萄与葡萄酒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是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交流合作的结果，也是中国各族人民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