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以知今 —观念史意义上的管理思想
正因为我们能够认识到的历史是观念形态上的历史，所以，要了解历史，必须先对历史具有一种“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因为历史上的活动有当时的情境，记录下来的历史，会脱离当时的场域和背景，今人必须设身处地站在前人的立场上，获得与前人大致接近的环境信息，才有可能对前人的所作所为做出比较恰当的判断。否则，就有可能牵强附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的夏商周三代王位继承，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情况。今天的人一看到父子关系，就会不假思索地按今天的血亲父子关系对待。实际上，三代的父子与今天的父子大不一样。那个“父”可能是亲父，也可能是伯父叔父舅父姑父，那个“子”可能是亲子，也可能是侄儿外甥。原因很简单，三代时的父子只能表现出辈分区别，无法确定直系血缘，因为伯仲叔季的区分是后来才有的。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在解释史料、臧否人物时不至于贻笑大方。
然而，我们有些缺乏历史感觉的学者，尽管学问不错，但一碰到历史问题就有可能出错。例如，晋商一直是关于中国古代管理活动的一个研究热点，而晋商在当时特有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经营方法。对于当代人来说，如果简单地采用“拿来主义”，就会发生时代倒错。甚至有些看起来是可以跨越时空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也无法简单地照搬。反过来，对于晋商在历史上的某些举措，即便不合当前规矩，也不能以现在的逻辑想当然的推论批评。就拿晋商的经营责任来说，历史上的东家，不管投资多少，对商号的经营活动都要承担无限责任。于是，今天就有学者批评道，晋商的无限责任制，导致对资本的限制过大，压抑了投资冲动。表面一看，这种批评似乎有理，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有限责任制是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历史情境下发展起来的，同晋商面临的情境大不一样。在晋商所处的环境中，不可能形成有限责任制。至于是否有投资冲动，恐怕也不是无限责任制能够“压抑”的。因为在这种无限责任制的背后，是从掌柜选择到伙计培养再到商号运作的一系列办法相配套，而且有当时的社会文化做支撑的。晋商是一个整体，与现在的公司治理是一个整体道理相同。我们不能把现在的公司治理肢解开来，假如一个公司，采用欧洲的董事会模式，却授予美国式的总经理权力，再采用中共纪委的监控方法，哪怕这些模式方法分别来看都十分有效，凑在一起也只能是怪胎。批评晋商没有采用有限责任制，说轻点是对历史的无知，说重点就是对历史的强暴。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历史眼光，首先就要看他是不是不分情境而在历史中“穿越”。
所以，研究管理思想史，不但要看具体史料的掌握是否真实，而且要看有没有体会到历史的场景。中国古代，在官员晋升上曾经实行过“停年格”（北魏）、“循资格”（唐朝）、“掣签法”（明清）等制度。后人谈到这种制度，往往一张口就是对论资排辈的批判，对“不分贤愚”的谴责，而根本不看当时的情境。这样的论断，几乎毫无史学价值。或者反过来，对于前人的某些做法，以现在的眼光一味赞扬，试图把它用到当前，而根本不管情境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样的举措，肯定会劳而无功。只有如同陈寅恪所说的那样“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才能真正从历史中获得启迪。
“读史使人明智”，强调的是通过历史的认知，可以使人形成一种思考的深邃而不再肤浅，掌握事物的大势而不再迷茫。要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就是不再从历史中寻找“例证”，而是从历史中体会“道理”。在这方面，雷恩的《管理思想史》，可供我们为楷模。
例如，在早期工厂的管理中，雷恩告诉我们，英国的毛纺织品制造商委员会曾经在1806年提出一份报告，认为大规模工厂不会给企业主带来优势，而家庭包工制既能节约大量投资，又能避免监督工人的不便。如果我们据此认定这些引导了工业革命的精英既短视又愚蠢，没有及时采用比家庭承包制更好的新管理方法，那就大错特错。如果我们再放宽一下眼界，多查找一点史料，就会发现，不论哪个国家，在工业化早期，几乎都普遍实行过家庭承包制。显然，并不是那时的人们普遍愚笨，而是当时的社会情境肯定与承包制耦合。再进一步，我们就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承包制在什么情况下才失去了优越性？继续推论就不难发现，当承包制消失的时候，究竟是承包制变坏了，还是情境发生了变化？如果有了这样的历史性思考，我们也许会想到，承包制的优点和缺点，在它诞生时和废除时都存在。大量资料表明，承包制肯定会造成短期行为和加剧劳资矛盾。延长承包期限，不过是缓解短期行为的破坏性而已。而承包制明明有不足，当时采用它的唯一理由，就是找不到比它更好的管理方法。所以，科学管理问世后，承包制就非淘汰不可。当科学管理没出现时，承包制的麻烦再多，也只能使用它。所以，英国实行承包制的时间就很长，美国的承包制相对很短。这样，我们就可能对承包经营到底多长时间合适有一个历史的判断，而不是靠行政力量武断决定是否承包以及承包多长时间。
自从霍桑实验提出社会人假设后，很多人都认为它将替代经济人假设。包括霍桑实验的主要著作《管理与工人》也这样说。然而，雷恩对此后管理思想史的梳理，明确显示出这一预言并未实现。社会人假设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前提，与经济人假设并驾齐驱，共同影响着此后管理思想的发展。如果不具备历史眼光，就有可能站在非此即彼的立场上看待这两种人性假设，而无法认知到二者的互补和渗透。管理思想史的真正作用，不是提供当前的参照样板，更不是增加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促进我们反思，并通过反思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是科学管理时期库克提出的教育改革报告。1909年，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请泰罗进行教育经济研究，泰罗派库克实际操作。库克十分认真地按照科学管理的基本思想拿出了调研报告。这个报告指出，用经济学指标来衡量，大学的情况非常差，近亲繁殖严重，教育管理水平远远低于工业管理水平，委员会式管理是造成问题的总根源，各系的自主权过大，学校难以实现统一管理。库克提出的改革建议包括：废除教授职务终身制；教授工资以个人贡献确定而不能按资历确定；不称职的教授可令其提前退休；以按学生人数计算的“学时”衡量教师绩效；用专业管理人员把教授从委员会解脱出来，让他们更多地从事教学和科研而不是参加委员会会议；应该广泛聘请助理从事低档次工作，高薪酬高能力者应该从事更复杂的创造性工作；报酬以绩效为基础；教学和科研费用要有更严格的控制。这个报告提出后，受到大学人士的普遍抵制，推行效果并不好。现在看来，库克的报告似乎正是我们在大学改革中要做的。但仅仅从科学管理的效率追求角度评价这个报告，就会脱离大学的情境要求。如果我们能够对库克报告为什么会被大学抵制入手进行分析，而不是简单地把大学看做“守旧的堡垒”，就有可能升华我们的认识。再进一步展开，从思想史角度看，从20世纪初期的库克报告、厄威克在40年代关于英国管理教育的报告、1959年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戈登（Robert A. Gordon）和豪威尔（James E. Howell）关于美国管理教育的报告、美国大学商学院协会在80年代组织的面向21世纪管理教育的波特（Lyman Porter）和麦基宾（Lawrence McKibbin）调查报告，直到明茨伯格在世纪之交对MBA的批判，把它们综合起来，进行纵向管理教育思想史研究，就有可能从中得到真正的史学启迪，对管理教育的改革形成更深刻的认识。
由经济学出身或者采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管理思想史，往往会产生一种无意识偏差，即按照逻辑的理性思维作为判断准则，这是必要的，却是不够的。因为历史不一定按照逻辑发展。如果历史严格遵循逻辑，那就太简单了。恩格斯曾经指出：“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因此，在经济学的形式的谬误后面，可能隐藏着非常真实的经济内容。”以管理思想而言，假如我们把福莱特同泰罗放在一起，在历史学上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二人的思想明显不是一个逻辑体系，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二者则是相悖的。雷恩把福莱特列入社会人时代，同巴纳德放在一起，在思想逻辑上靠近了，但在历史线条上却疏远了。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可以使我们在研究管理或者从事管理活动时，对于逻辑的假定更为谨慎，对于情境的限定更多考虑，对于利害的计算更多反思，就有可能更为靠近人类智慧，而避免“理性的自负”。